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香港成为一个敏感的地方。1949年12月“港管委”成立，“港管委”的使命不仅仅是发展对外贸易，他还要领导在香港的“党产”公司面对来自台湾和各种敌对势力的威胁。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在台湾逮捕了我党设在台湾的“省工委”书记蔡乾（蔡孝乾），他被捕一周后叛变，造成400多名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包括在国民党军队担任中将的吴石及一批高级军官。

国民党在台湾大肆捕杀共产党。1950年4月18日，香港《新闻天地》发表了一篇长文，公开记录国民党在台湾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经过。台湾报纸声称：“台湾书记蔡孝乾叛变，台地下党组织全军覆没。”

机要员徐立人流着泪把那些地下党员的名字译成电报密码，上报中央。

6月10日，吴石等六人被枪决。这就是著名的“吴石案”。

吴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的干部，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刘恕、袁超俊等都有接触。另外，蔡乾曾到过香港，在万景光的家里向刘晓汇报工作。

蔡乾叛变后，在香港的一些相关人员也需要马上转移，杨琳等首先想到了万景光。此时，万景光正在上海汇报工作，杨琳致电国内有关部门，通知万景光不要回香港。随后，杨琳又派人安排万景光的妻子冯修蕙带着孩子回到广州。

杨琳等安顿好了万景光及其家人以后，用8万港币买下了万景光租住的小楼九龙塘罗福道8号，小楼成为华润名下的“私宅”，这样安全些。

九龙塘罗福道8号，是一座具有革命历史的小楼，1948年12月，广大华行并入华润的时候，传达中央精神的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我党许多干部进出香港都曾在这里落脚。

以上为神杖轮案件的背景。

话说1950年初，华夏公司签订了一项运输合同：从香港运货去台湾，回来运糖2000吨。

华润公司副总经理浦亮畴负责办理这件事。

右：浦亮畴，华润公司副总

华润领导对这次航行很担心，杨琳对浦亮畴说：“招商局刚刚起义，国民党一定气急了。你要认真安排一下。”

此前，华夏的轮船经常跑台湾，东北的豆饼基本上都运到台湾去了，从台湾买糖也很多。从香港到台湾的航运线路，大家都很熟。

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浦亮畴把神杖轮的船长换成英国人，轮船挂英国国旗，办理保险时，增加了“扣留险”和“兵险”，然后把华润老船员全部换下来，将新来的海员周秉鈇（化名周炳孚）派到船上任二副。

周秉鈇（fū）25岁，缅甸华侨，1946年入党，船上只有他自己是党员。

周秉鈇

轮船买办由刚刚并入华润的广大华行的员工应燕铭担任，他不是党员。

应燕铭当时正准备结婚，他和浦亮畴的妻子是亲戚，浦亮畴说：“等你回来，我们在华润给你办一个隆重的婚礼。”

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以后，他又请示杨琳，得到批准。

1950年2月，就在香港招商局起义十几天后，神杖轮出海了。虽然这条船经过了包装，但是，谁都知道，去台湾，这是一次危险的航行。

周秉鈇临行前给他的未婚妻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准备牺牲了，你如果等不到我，就不要等了。”

华夏公司总船长刘双恩亲自开车，把周秉鈇送到刚刚并入华润的运通公司。上船后，周秉鈇对船员作了仔细观察，发现三个可靠人士，他们以前曾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叫张九、王林寿、欧才。他们都是香港海员工会介绍来的。

神杖轮先到基隆，在那里卸货十几天；之后，轮船开到高雄，在那里又卸货。卸货速度很慢，船员闲着没事，就约见老朋友。

有一天，周秉鈇的老同学白宗添很紧张地来到船上，对他说：“听说你们这条船是八路的。”说完就走了。

又一天，船上的海员钟兆兰对周秉鈇说，“隔壁船上的一个船员来看我，他是我的老乡，他说，你可真大胆啊，怎么跟八路的船到台湾。”

神杖轮真的出事了。

1950年2月16日，大年三十。货卸完了，台湾领航员上船领航，就在神杖轮准备启航返回香港的那一刻，台湾港口司令部的人上了船。到下午四五点钟，码头就被封锁了，一些穿着美式军装的人上了船。

黄昏的时候，他们先带走了一批船员，这些人是普通船员，没文化，也没斗争经验，在审讯过程中，可能露出了一些破绽。

午夜时分，国民党特务拿着枪开始搜查英国船长和大副的房间，接着又搜查中国船主应燕铭和二副周秉鈇的房间。然后把他们带下船，带进一所学校。这天是大年三十，远处传来过年放鞭炮的声音，周秉鈇等高级船员在这里被分头审讯。

特务们对周秉鈇说：“大年夜请你吃饺子。”然后就开始打，他的脸上到处出血，耳朵被打坏了。他们让周秉鈇说出轮船的主人是谁，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周秉鈇坚持说自己是香港海员工会会员，是工会派他上船的，其他一概不知。

香港海员工会的前身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于1921年。在林伟民、苏兆征的领导下，曾在1922年举行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胜利。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香港海员成为骨干力量。

打完以后，特务们把周秉鈇押回学校。

周秉鈇看见，在学校的餐厅里，一个理货员扒在桌子上，也挨打了。

大年初一的早上，两个国民党特务拉手风琴，是一首革命歌曲，他们是在试探周秉鈇。周秉鈇装作不懂。

大年初一的下午，特务们拿出一条绳子，挂在房梁上对周秉鈇说：“给你十分钟，再不交待，就吊起来。”周秉鈇感到很紧张，他想：我不能暴露华夏公司，也不能说东江纵队，等着上吊吧。

国民党特务并不想真的让他死，过了十分钟，没事了，又闯过一关。

大年初一的黄昏，来了一部车，特务们把船上的主要人员推上车。应燕铭受了重刑。车子把他们拉到高雄的一个看守所，关在木头笼子里面。

周秉鈇被关在2号笼子里，坐牢有个规矩：新来的人贴着马桶睡觉。

难友告诉他：在牢房里，日难过，难过日，日日难过日日过。

事故发生以后，华润公司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多方营救。

他们通过记者发出消息，说台湾当局扣留了一艘英国轮船。很快，英国电台播发了这条消息。

华润公司请香港海员工会出面帮助，强调这只是一艘普通的贸易货船，根本没有政治目的。

同时，华润还在香港聘请了律师，递交了诉讼报告。

第二天，英国广播电台BBC报道了这件事，英国新闻界抗议台湾无理扣留英国轮船。

这对被扣留的海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大家都知道：消息出去了，就有救了，怕的是没人知道，那样，有可能会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18天后，神杖轮上的高级船员被送到台北最高军法处看守所。

未经公开审理，国民党当局就下手了：1950年7月24日，神杖轮的代理买办应燕铭被枪毙，罪名是“为叛徒载运物资未遂”。理货部的七名船员被判以十年徒刑，水手长王利生被判处一年徒刑。

华润公司为应燕铭家属办理“抚恤金”，并为被扣海员的家属办理了相应的生活保障。

神杖轮暴露的原因大概有三个：

其一，神杖轮从香港出海时，浦亮畴曾到码头送行。

其二，应燕铭身上有一张广大华行的名片。随着1948年12月龚饮冰、卢绪章回国任职，国民党特务才知道，原来广大华行里有那么多共产党人，国民党在台湾进行了一次大清查，排查所有与广大华行有联系的人，逮捕了一些无辜人士。应燕铭受牵连。

其三，国民党特务在理货舱里找到一张日历纸，纸上记的是天气预报，这张纸上有“运通公司”等字，他们知道运通公司接受华润领导。

在华润公司的营救下，除理货部船员外，其他船员和神杖轮回到香港。

1950年10月，经历了8个月铁窗生涯，周秉鈇也回到香港，他骨瘦如柴，见到华润员工后大家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

之后他住到船长刘双恩家里，刘双恩夫妇照顾他恢复健康。

经过严格的组织审查，华润党支部宣布：周秉鈇在狱中表现勇敢，没有叛变行为。

神杖轮事件给华润员工以极大的教训，大家认识到：新中国诞生以后，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前沿阵地，华润公司已经从“敌后”变为“前线”。

为了打破美蒋封锁，华润公司充分依靠香港的爱国同胞和爱国华侨，团结了一大批港商和侨商。在他们的帮助下，通过中间商扩大贸易范围。

周秉鈇回忆说：“华夏公司‘冲封锁’是很复杂的海上游击战，做过很大牺牲。华润公司的出口和进口，卖和买，都通过我们海上运输，我们的每一次航行都是危险的过程。台湾和美国的飞机在上空盘旋，我们就把英国国旗张开，穿上英国的好衣服，让他们看。后来就不走台湾海峡了，走台湾岛的东边。”

1950年夏天，华润公司的东方轮在香港装完货，准备驶往大连，还没出海就发现，香港口外停泊了多艘国民党军舰。东方轮刚出港就被敌舰探照灯发现，被迫退回。第二次出航又被发现。第三次，东方轮成功躲过敌舰侦查，很快驶入公海，开往大连。这次被拦截说明，东方号的身份已经暴露，卸货后，华润公司把东方轮交给了新中国的交通部。

印巴三处——为西藏解放运送物资

和平解放西藏需要华润公司的配合。

1949年底，我党在考虑西藏和平解放的大政方针时，除政治军事等重大议题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议题，那就是：如何保障西藏人民的生活。为西藏运送生活和生产物资的任务就交给了华润。

1950年初，杨琳、李应吉领导的“港管委”决定：派麦文澜去印度和巴基斯坦，开辟新的业务。

韦向辰、余秉熹、麦文澜

春天，麦文澜回到上海，把12岁的女儿交给老战友缪蔚君，寄养在他的家里。

从上海回香港后，麦文澜和妻子柳立坚带着小儿子飞往印度。薛启培和妻子周栩到机场迎接。

薛启培和周栩先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宝元通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麦文澜到印度后，任宝元通公司经理。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至此，中国大陆各省市完全解放，只剩下台湾岛。1950年11月2日香港《文汇报》记载：《我大军进兵西藏　解放军纪律严明　沿途藏胞狂欢欢迎　驻守宁静藏军光荣起义》。

西藏解放初期，土匪很多。我国东、中部地区与西藏的交通几乎瘫痪，连“马帮”都难以通行。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尽快摆脱贫穷，我党决定，通过华润在印度建立公司，把支援西藏的物资从我国东部沿海运到印度，再通过印度与西藏相连接的边境口岸运往西藏。

宝元通此时的任务就是给西藏输送物资。为了扩大贸易渠道，麦文澜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开办了三个点：

印度加尔各答宝元通，麦文澜坐镇；

印度孟买宝元通，杨璐良负责；

巴基斯坦卡拉奇（喀拉蚩）宝元通，江国恩负责；

这三个点简称“印巴三处”，都是港口城市，便于轮船运输。

公司最初的任务是给西藏运送生活必需品，食品、食盐、药品、布匹，这类物资都是紧缺的物资，需要量也最大。

宝元通一方面接收华夏轮船从国内运来的物资，一方面也就地采购，然后运到西藏边境线附近。开始主要是运到日喀则，西藏政府派人接应，再用毛驴驮着分别运到西藏各地区。日喀则距拉萨约500公里。那时，食品和药品运了很多。

我国的大米、茶叶源源不断地由华夏轮船运到印度，再转运到西藏。

除食品外，宝元通还运过大量家具和办公用品，帐篷、桌子、椅子等等。

西藏解放后，开始了修路的历史。为了保证西藏修路所需物资，华润宝元通长年累月采购炸药和修路工具，比如镐头、麻袋、推土机，还有胡椒。据说胡椒可以用作炸药原料。

还有一类物资就是矿灯和钻头。这类物资不只是用来开矿，还用来开隧道。

宝元通公司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迅速，正式员工很快就发展到50余人（不包括工人和临时雇用的装卸工），许多人是当地华侨。印、巴华侨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形成了很高的凝聚力。

在给西藏进口货物的同时，宝元通开始代理西藏的出口业务。西藏有很多很多羊毛，由于交通不便，不能进入国际市场。“毛驴运输”开通后，马帮也通了。

西藏自治区政府出面采购羊毛，帮助牧民把羊毛换成现金。这样就有了羊毛出口。出口量越来越大，西藏的羊毛还转口到英国和欧洲。

印度政府此时对中国也很友好。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交后，开放了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日喀则地区的乃堆拉山口海拔4545米，距加尔各答不到600公里，距拉萨不到500公里。这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解放初期，由宝元通打开的新的边贸通道使两国间的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毛驴、骡子组成的商队络绎不绝。

西藏解放初期，宝元通公司为帮助西藏人民渡过难关做出了巨大贡献。

朝鲜战争爆发后，宝元通又承担起为国内采购物资的重担，抢购棉花、橡胶，出口煤炭等等（后面将记述）。

1952年，曾在华润工作过的邱文敏被派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商务处工作，华夏公司总经理王兆勋也被派到印度使馆。这样，在宝元通和大使馆工作的华润老战友在印巴继续合作，为扩大边境贸易，为繁荣西藏经济，为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忘我工作。

朱仲平、周允中、麦文澜

麦文澜在宝元通工作了三年，带领华润宝元通公司较好地完成了三大任务：支援西藏的和平解放并开展西藏的进出口贸易；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支援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

麦文澜妻子柳立坚回忆说：“在印度的生活很艰苦，天气太热，很不习惯。”

1953年，麦文澜调回外贸部，1961年再次到华润任职。

宝元通继续存在，据材料记载，到1957年，在乃堆拉山口经商的商人已超过700人次，运输用的骡子每天超过1000头。从西藏运往印度的商品主要是羊毛、皮革、牦牛尾巴等土特产，从印度运往西藏的商品主要是衣物、肥皂、手表、汽车零件等。

1959年，外贸部再次强调：“印度、巴基斯坦宝元通分公司，由华润公司及中国大使馆双重领导，除我布置任务外，并办理西藏贸易任务。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印度开始反华排华的时候，宝元通代表华润，更代表祖国，为保护华侨和安排华侨回国做了很多工作。

许多华侨在宝元通的安排下，回到香港，华润公司帮助他们在香港开办小商店，代销国货谋生。此举使香港在一夜之间进入了国货销售的繁荣时期，一时间，国货商店鳞次栉比，国货商场外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个梳理：为了配合我军的解放战争，华润公司“贸易支前”的脚步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而不断延伸：

1947年建立大连站，开展东北——香港的贸易活动；

1949年建立天津办事处、北京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广州励兴公司（后改为广州办事处）；

1950年为西藏解放而建立印巴三处；

这些办事处的一个共同任务是：贸易支前，为刚刚解放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藏等地区运送生活和建设的物资，帮助那里的人民尽快渡过战后难关，尽快建立新政权，尽快恢复生产。

参考资料：

①《红色华润 (中华书局出品)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编 吴学先撰稿

②华润集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