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一） （白崇禧）

（一）抗战前敌方之情形

1. 日本侵华之历史性

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大将丰臣秀吉已有征韩侵华之野心。万历十八年，丰臣秀吉要求假道朝鲜进攻中国，并要求朝鲜为先锋，几经磋商朝鲜未允日本所请，因而发生冲突。朝鲜是中国之藩属，当明廷得知日本进兵之消息，亦派兵相援，战争结果互有胜负，嗣后丰臣秀吉病逝，日兵才自朝鲜撤兵，但其侵略朝鲜之野心并未因此抑止且仍继续不已。

公元一八六七年距今之六十九年前，日本新君明治天皇主张维新改革。在此以前，日本为幕府政治，大权操之于地方。自明治起结束地方割据之局面，中央统一，打破封建制度。

明治天皇为人英武，野心勃勃，对外侵略更加积极。时国内分北进、南进二派，北进派亦即大陆政策派，以中国为侵略之目标，此政策为陆军所支持；南进派即海洋政策派，主张向南洋、澳洲扩张，此派为海军所支持。

两派人物多是野心之士，争执不已，结果以大陆政策派胜利。从此，日本政府便以北进政策为国策。实行这种政策之具体行动，便是甲午战争前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之事。甲午之役更是日本政府执行这种政策之表示。是役，中国大败，虽然中国海军之吨位倍于日本，但是渤海一役，大小舰队几全部覆没，陆军复败于朝鲜境内，结果赔款割地（台湾、澎湖）了事。

一九○四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旅顺、大连，进而吞并朝鲜。这些事实都是明治天皇时代日本推行北进政策之结果。

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有一秘密之奏章，其中要点可以摘要记录如下：

（1）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2）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东三省）蒙（内蒙之热、察、绥）。

（3）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政策变本加厉之后，其势力随之发展——由满蒙之特殊地位扩大为东亚门罗主义，东亚共荣圈，欲独占中国。

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参谋本部之参谋长金谷范三所拟定之日本国防作战计划预定步骤中，有四点：

（1）为了巩固日本本身之国防，应确保满蒙之安全，因此必须占领中国黄河以北之地区。

（2）利用华民为日本耕作，利用中国市场倾销日货。为了充裕战时之物资，满蒙有无数之马匹可供征用，粮秣尽量征收；必要时可夺取华民之牲畜，杀伤其农民以利日之军事。

（3）华北产业丰富，田地生产富庶，战时须纳入日本之军政范围之内。日本在该等地区应扩大贸易，设金融机构，发行军用票，委托当地官厅收税，以作铁道建筑费用。

（4）为求战时制胜俄国，须迅速占领海参崴、北库页岛等沿海之地区与岛屿，使日本国防无后顾之忧。此外，中东铁路之运输，须向贝加尔湖方面发展。

以上是金谷范三预定计划中的四点，只有第四点与侵华战争无直接关系。

2. 日侵华之步骤

北进政策既定，其侵略之步骤如下：当日未吞并朝鲜前，国内舆论，朝野上下，一致都说该地是日本国防之第一线；待吞并朝鲜后，又倡言满蒙是其生命线；九一八事变后，突然占领东三省、热河，组织伪满洲国，日本国内之舆论又提出一种谬论，以为东北与华北相邻，常受华北之威胁，华北军备必解除武装，政治特殊化，如此日本之国防才能安全。

这种步骤之发展由东北而华北、而黄河、而长江、而珠江以至全中国。总之，日本占领中国后，方感其国防安全。其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之心理宛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3. 日本对华外交之横蛮

日本对华外交素来不讲国际公法之条规，惯用强暴手段，违背外交常轨。欧美各团在我国只有经济之利益与商业之企图，犹有理可喻；日本在我国，因有领土之野心，故其外交人员极其横蛮；而且外交人员多半由驻华之军政人员兼代，所以交涉对象亦以我国地方之军政首长为主，其旨在分化中国内部，制造猜疑之心理。

日本政府煽动中国内部分化无所不用其极，如民国初年因利用袁世凯做皇帝之心理与北方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约，待袁世凯洪宪登基之后，又帮助蔡锷反袁。

当时日本在天津办有《顺天时报》，梁启超为反对袁氏帝制曾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投向该报，事前为袁氏所知，曾以二十万银元为条件，请该报勿登梁文，该报既收了袁之金钱，翌日照登不误。站在南方政府的立场，当然欢迎《顺天时报》尽量登载不利于袁世凯之文字，但是由此可见日本政府惟恐中国内部不乱，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4. 日本侵华的藉口

日本向国内外宣传，因人口膨胀，三岛之面积不能容纳，生产有限，而消费无穷，故亟须向外扩展。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因为科学进步，医药发达，人口骤增，每年约增加一百四十万人。

抗战时期据调查日本三岛之人口约为六千五百万，韩国约二千万，台湾约七百万，共计约一亿人口。日本因此藉人口过剩向满蒙移民，其实是侵略满蒙。因为满蒙不但有广大的地区与丰富的出产，尤其是地下资源为日本之新兴工业所必需。

5. 日本平时与战时之兵力

据抗战时调查，日本平时兵源之补给陆军约有十七个师团（一师团有二个旅团），四个独立骑兵旅，二个独立炮兵团，三个独立重炮团，每一步兵师团中至少尚有一个炮兵团；台湾为守备之用特编有混成旅；满铁有兵力六个大队，所以平时兵力总计约二十四万五千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调四至五个师团至东北，动员约十万人，故陆军增加为三十四万。

日本实行征兵制，战时若自二十岁至四十岁征调可动员三百万人；若年龄上提至十八岁，下延至四十五岁，可得五百万人。

海军平时之吨位约八十万吨，战时增加至一百二十万吨。海军人员动员五十万。

空军当时属于陆、海军，尚未独立，平时约一千五百架，战时七千架。驾驶员约九千八百人。

6. 日本之教育

日本之教育本着国防方针而拟定，完全是军国民教育。小学教课书中便记载我国产物、资源如何之丰富，旨在从小加强他们的印象，引诱并鼓励他们向中国发展。日本国民豪侠好义，忠君爱国的精神受武士道的影响很大，学校教育中，不仅传授科学知识，还要训练学生好勇斗狠。日本国民这种坚强之性格，若不是日本政府驱使向外侵略，将是世界上了不起之第一等民族。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舆论以为能战胜俄国全赖日皇之英明领导，或某些人作战之功劳，惟独日皇以为应归功于小学教员。因为日俄战争以前，日本屡受俄国之欺凌，小学教员剀切教诲学生，应立志为民族，为国家雪耻，所以培养了敌忾同仇的心理，故能于一九○四年一战击败俄国。

由此可见教育乃国家的根本，此种力量国家之执行者，可以使之为善，亦可使之为恶。

民国十三年国父北上，路经日本时以“大亚细亚主义”为题，发表演说：“今后日本有二途可供发展，一是王道主义，一是覇道主义。日本若从王道主义，中日两国乃兄弟之邦，先进的应该提携后进，共存共荣；若从覇道主义，则是侵略他国。”最后结论，国父希望日本能慎重选择，并厚望日本能行王道而绝覇道。

日本的元老派中，如犬养毅，西园寺公望都是反对侵华政策的人物，尤其西园寺公望具有远见，又日本币原外相说吞并中国之东北，宛如吞食炸弹。自犬养被刺，日本少壮派军人更是蛮横嚣张，待军人内阁兴起，议会中的元老与朝廷里的重臣益发噤若寒蝉。

以后，南进派的军人见北进派侵华大有收获，野心勃勃偷袭珍珠港，触发太平洋战争。若不因此导致美国中途参战，我们抗战的情况更加艰苦。 日俄战争以后之日本与德国同为远东与欧洲之支柱，两者若不是穷兵黩武而遭受崩溃，苏俄绝不能于欧亚两洲有所发展。

可惜两国执政人物导民于战，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此不独小国之不幸，日德之不幸，尤为世界之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