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3年间三次举办亚运会 听听《扬子晚报》特派记者的感受

编者按：1990年，北京；2010年，广州；2023年，杭州。中国33年间三次举办亚运会，犹如“三级跳”，整个国家也变得更高更快更强。三届本土亚运会，《扬子晚报》一场不落，都有特派记者现场报道。今天，让我们请这三位《扬子晚报》特派记者谈一谈自己的亲身感受，以飨读者。

一场难忘的采访

北京亚运会特派记者 朱仕农

杭州亚运会今天落下了帷幕，这是我一生中观看历届亚运会中最轻松不过的一次，因为退出了职业生涯，没有了任务，只是喜欢，只有享受，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小狗粘在我身旁，边看比赛边喝茶，舒服极了。

在一辈子的体育记者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还真是３３年前北京亚运会江苏自行车女将周玲美打破女子１０００米记时赛世界记者的报道。那届亚运会是我跟后来出任扬子晚报总编辑的王文坚一起去北京采访的，那时我主要跑水上项目，因为江苏泳坛有两朵金花林莉、王晓红，对自行车运动其实并不十分熟悉，只是为了采访北京亚运会，事先到位于南京体育学院的江苏自行车队看过两次的训练，跟当年的江苏自行车队黄康林教练吃过一次饭，仅是认识。

没想到的是，９月２７日上午，黄康林教练给我打来电话，说：“朱主任，我感觉周玲美今天能出好成绩，你一定得来自行车赛场看看。”自己省队的教练，自己省队的运动员，能出好成绩那是一定得去的。几点的比赛已经记不起来的，反正在女子１０００米记时赛中，周玲美一骑当先，第一个冲过了终点，而且打破了由原苏联运动员保持了六年的世界记录，这是亚洲自行车运动员第一次打破世界记者，轰动了整个亚运会赛场。在赛后的记者会上，周玲美、黄康林自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记者问。

自行车比赛结束后，我就赶赴其它赛场采访，具体什么赛场都想不起来了，没想到的是我又接到黄康林教练的电话，他跟我说，今天周玲美的比赛我希望你们扬子晚报能好好报道一下，我来接你到亚运村，当面好好采访一下周玲美，我当时真的好激动，赶快走到赛场外，没多久黄教练坐出租车来了。

在车上，黄教练详细介绍了周玲美为备战而付出的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在亚运村，当年不善言词的周玲美给我详细介绍了自己少年丧父、青年失兄的艰苦生活，以及她对自己母亲那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刻骨铭心的爱，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没想到的。我发回的报道在第二天扬子晚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发，这在体育报道中是很罕见的。

我一直十分感谢黄康林教练，虽然后来没有太多的交集，如果当时仅仅是看过比赛，听了发布会就写报道，而不是有黄教练接我到亚运村零距离地采访周玲美，报道就绝对没有血肉，没有灵魂，也就不可能在头版头条发表。

现在，报道的手段变了，载体变了，空间变了，但你呈现给受众的，必须是有血有肉的，有真情实感的，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一篇报道引风波

广州亚运会特派记者 殷小平

对于一个采访过 5 次奥运会的老体育记者来说，亚运会本算不得什么特殊经历，但2010 年的广州亚运会却至今难忘：那一年，扬子晚报的一篇稿件引发轩然大波。

当时，扬子晚报派出了 4 人特派记者组，除了我，同行的还有汤敏、张昊、贾晓宁。开幕式于11 月 12 日举行，开幕第一天，中国代表团就狂扫19金，显出一骑绝尘的强大实力，随后继续一路狂奔，最终以199枚金牌、416枚奖牌的成绩，位列奖牌榜、金牌榜首位。金牌数比第二名多了123 块，可谓遥遥领先。

开幕后的第三天，新华社体育记者杨明写了一篇评论，题为《中国亚运金牌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文章认为，“一家独大看似可以独领风骚，但会使其他参与者感到成为陪衬。”杨明提议：“为了改变亚洲一家独大的失衡局面，是否可以从下届亚运开始，淡化金牌，从大学或体协中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赛，少用专业队和职业选手，加大非奥项目比例。”

杨明的观点得到了很多读者的支持，但是，体育圈内人士怎么看？

第二天，我找到时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他当时正在看羽毛球比赛。对于杨明的文章，殷宝林显然已经看过，而且有一肚子话要说。接通我的电话，上来就是一连串的反问：“竞技体育争金牌有什么错？不争第一那还谈什么体育精神？竞技体育争金牌和发展群众体育有什么矛盾？”

殷宝林认为，“竞技体育就是要拿金牌，美国不重视金牌吗？你看北京奥运会金牌输给我们后，他们硬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称他们‘奖牌数第一’！韩国、日本不重视金牌吗？你看他们亚运会争得多厉害！”

采访结束，我当晚写出了题为《亚运会，中国“一骑绝尘”该不该？》的文章，并配发评论《中国体育走在十字路口》。

文章发出后，迅速引起连锁反应，稿件被国内数十家媒体转载，网友的评论在留言区盖起了高楼，杨明也站出来回应殷宝林的批评，魏纪中等圈内人士也加入了讨论。

那年亚运会，“中国‘一骑绝尘’该不该”成了最热话题，关于金牌的大讨论，引起全社会的反思，老百姓和体育主管部门对金牌的态度都有所变化：

2015年1月，体育总局宣布取消全运会金牌榜、奖牌榜和总积分榜；2017年天津全运会，主管部门宣布增加广场舞等19个群众体育项目。

转眼13年过去，殷宝林已于8 年前退休，我也于 4年前离开了体育记者岗位。

这些年，中国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一起蓬勃发展。

今年的杭州亚运会，中国代表团金牌数已经201块，比当年广州亚运会还多了两块，更加一骑绝尘，更加遥遥领先。但同时，我们也深切感受到群众体育的蓬勃开展，各种健身设施日益完善，跑步的人多了，打球的人多了，跳广场舞的人多了，这不正是当年我在评论中期盼的“最好结果”吗——中国健儿在世界大赛上争金夺银，中国人民身体强健！

一场盛会的自信

杭州亚运特派记者 黄夕寅

差不多十五年体育记者生涯，采访过大大小小的国内赛事不计其数，但杭州亚运会有点特别，因为这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采访国际（洲际）综合性运动会赛事。

从工作本身而言，每天在媒体村、媒体中心、各个场馆之间穿梭，看比赛、挤混采、等发布会、写稿件……甚至是结束一天工作后的深夜，与同行们在媒体餐厅胡侃瞎聊，这一切似乎都与经验里采访过的四届全运会没有什么不同。

但在杭州亚运会，有一件事儿让我感觉到了不同——自信，那种自己与自己较劲的自信。

亚运会期间我写过一篇手记，叫《中国军团主打一个“不满意”》，这就是最真实的写照。从赛艇拿下首金到花游夺金收官，几乎没有人关心中国军团到底拿到多少块金牌，而是更关心是否在比赛中逼出了自己的极限、是否挑战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甚至在好几场中国队比赛取胜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媒体们还会意犹未尽地向对方主教练或运动员追问“你觉得你的对手有哪些不足和漏洞”。这并不是不尊重对手，仅仅只是因为媒体们都觉得，中国健儿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去挑战那些印象里中国军团不曾触及到的高度与极限。

“淡化金牌”，在没有亲身经历过亚运会这样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之前，我对它的全部理解还只是“不以金牌论英雄”。但杭州的这近20天采访经历之后，我才切身感受到，金牌远不及自信来的令人激动。

站在亚运赛场眺望世界舞台，没有人把亚运会当做职业生涯的终点。也包括我，一位奔四的“亚运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