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云娥-迫忆我的父亲母亲

父母恩德 山高水长

我的父亲晏国海和母亲方廉贞都是本地人。他们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相差一岁(分别是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出生)。父母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母亲先父亲三十一年，殁于一九六二年农历腊月初二日，世寿41岁。父亲于一九九三年农历九月初五病逝，享年 73岁。

我的父母亲生于乱世，出生在普通人家，祖上无显，世代务农。尤其是父亲，童年忧苦，六岁丧母，缺吃少穿。姑姑们出嫁后，爷爷带着三个儿子，父子四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全靠原籍有土地，爷爷懂中医，会看病(城内开“同庆堂”药铺)，所以一直居住在城里，决心供三个儿子读书识字。父辈们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更未入仕，但兄弟三个都上完中学，我父亲是高中肄业。母亲娘家在本市城郊陈方村，是菜农。外爷方介侯早年曾师从河州镇守使裴建准学书画，尤善画马，书法亦能入列。上世纪五十年代市城外百货公司门前横楣大字“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外爷的字迹。后来被迁移到公园内供游人观赏了好几年，成为临夏为数不多的墨宝。我的母亲只念完小学，当时叫临夏中山女子学校(城北女校前身)。

我的父辈兄弟三人在建国初期都在政府部门和教育单位工作。伯父在临夏专署社会科任科长;我父亲先后在临夏市城南、城北女子小学任教师;叔父在永靖县法院、大川、刘家峡公社工作。从大爷开始到现在,晏氏家族是名副其实的“耕读传家”。父母亲在他们短暂的人生历程中。养育了六个子女，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父母给了我们这一世人生，供我们读书识字，养育我们长大成人，教我们如何处世做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奠定了良好的人生坐标，教我们如何正确识别“人”和“事”，沿着正确的方向一路前行，获得了较好的归宿。特别是我的父亲，拉扯我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亲自主持六个子女婚娶，为奶奶养老送终，完成了全部的责任。一晃几十年，如今，到了我们该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时，他们却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终生的悔恨……

(一)家庭渊源

晏氏家族，自祖父以上，因既无口授，又无任何记载，故一概不详。其祖辈以下，简略知道一点。祖父共有弟兄四人，其名讳不详，暂称大爷、二爷、三爷、四爷。

大爷，即我的爷爷，育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伯父恭安，我父亲俭德居中，叔父让三最小。二爷和三爷早年离世，他们各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早已过世。其孙辈数人现分别落居在兰州、康乐两地。四爷只有一个女儿，膝下无子，由我父亲承嗣。我父母于一九四三年结婚后，第二年即生了我(在城内姬家小巷鲁家前院)。当时大爷尚在世，据父亲说，我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在我一岁左右，父母抱着我回原籍，即现在的车家坪，和四奶奶一块生活。因当时四爷已过世，家里有大爷和四爷两份田产无人劳作，无人管理。之后几年，母亲连续生了二、三、四妹，奶奶企盼有个孙儿好续香火。一九五三年，盼望已久的弟弟出生了，全家人自然很高兴。

(二)生男生女都一样

我的父母共同生活只有廿年光景。共育有六个子女，一儿五女。一直以来，父母没有丝毫重男轻女的思想，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都是自己的骨肉。一个儿子不嫌少，五个女儿不嫌多。关键是重在教育，要成器，有出息，且能平安长大。所以，父母亲十分重视对我们姊妹的家庭教育。我一到上学年龄，父亲即带我到城里，在父亲教书的学校城南女校读书，吃住在伯父家里。所以，至今我很感念伯父母为我们父女提供了食宿条件，让我们能安心工作和读书。下面几个妹妹和弟弟在农村就近上学。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加上当时因大跃进，勤工俭学、备战，之后又是文革十年内乱,学校经常停课,弟妹们的功课荒废大，影响了基础。

特别是六二年母亲病故后，二妹、三妹和四妹陆续辍学在家。之后家境稍有好转，又让二妹和四妹相继去兰州上卫校、财校读书。唯有我的三妹一直在家劳动挣工分，帮助父亲养活全家，过早地承担了家庭重担。为此，父亲很长时间深感亏欠了三妹。至今，我们也觉得过意不去，多少年已过去，其“心结”始终不散。父亲总想让六个子女都上学读书，但是迫于当时家庭的实际困难。没能让三妹读过中学。现六个姊妹中，除三妹外，五个全部读完了高中或中专，而且都有工作，有幸福的家庭，唯独我的三妹辛苦一生，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多年来，每每想起已逝去的三妹及父母亲，总觉得我们的生活中缺少了这三位亲人……不过，令人庆幸的一点是三妹身后一女两儿都已读完大学本科、专科，其境况都不错。

(三)立德树人

先父生性内向，不善言词，看上去凝重寡言，其形容谈吐十分儒雅;平时嗜书如命，很注意自己德性、品格的修养，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赢得了周围乡亲们普遍的赞誉，大家称他为“晏老师”。与人交中，父亲不媚富，不卑穷，不趋势;淡泊宁静，与人无争，与世无争。这无疑是平时学养兼备而至。父亲生活很俭朴，无意奢侈、无意钱财，不讲究吃喝，单求温饱。可他十分关注比自己更困难的乡亲和近邻，经常给予帮助。

由于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先父十分清楚教书育人和为人师表的重要性。不论在早年当老师或中年回乡务农，很注意处事待人，对年老者尊重谦让，对同辈者友善平等，对晚辈者正面诱导。从来不评价别人的缺点，说话行事很谨慎，唯恐引起别人的不快，其喜怒不形于色。别人要求办一件事，只要能办到的则尽力而为之，就是带发一封信，收了一角钱，买了八分钱的邮票，剩余二分钱，还要亲自送去。

父亲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他从来不骂人，不说脏话和丑话。记得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生产队里发配父亲到甘南藏区郎木寺放牛,当时家里有年老体弱的奶奶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有实际困难。但在那个极左年代，下放干部也被划归到“阶级敌人”的行列，父亲只好隐忍服从。在藏区的几个月，晚上住帐棚，自己起伙吃饭，很艰苦。饭后同伙们聚在一起谝闲话、侃大山，也不乏讲些粗俗不雅之语。父亲既不搭言，也不好制止，只能装聋作哑。事后有同伙中的外村人传出“晏老师脑子有毛病，是呆傻人”(指没有喜怒哀乐)。我们听到此种品论，只好以苦笑作罢。其实，在父亲心灵深处，是常人很难想象的另一番阳光境界，讷言者慧于心，所谓的“呆傻”之态，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父亲对我们子女更是严格要求，教育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从小处着眼，从点滴做起。千万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四)读精典书 行仁义事

先父一生爱书如命，他读过的书很多，有《乡贤逸诗》《历代诗歌选》《隋元史话》《四书五经》《资治通鉴》《警世通言》《对联拾萃》等。这些书开启了他的心智，他体会到书中自有一番滋味，读书自有别样的乐趣。读书不仅能养气，还能修德。先父坚持多年读书不辍，能在自己的言行中不忘遵循先哲的遗训准则，进入晚年后，先父曾亲历亲为的好几件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父亲生前和乡亲们关系都很好。村子里遇到哪家有丧事，他除了行必要的“人情“外，还要尽自己的力量给予帮助。当时父亲年龄已较大，“提督”(村上主持红白喜事的负责人)并没给他分派任务，可父亲总是自觉地给东家挑几担水(当时自来水还没进户，饮用水全是旱井水)。

----记得那是父亲进城随弟弟生活的前一、二年。那年父亲喂了一口猪，下半年请人宰杀，给本队所有乡邻每户送了两斤猪肉(全队共40多户)，我们自家只留了猪头、四个蹄子和一些“下水”之类。父亲这一举动，使乡亲们十分感慨。随着岁月的向前推移，我们也逐步理解父亲是在努力践行“人一我十，人十我百”的人生价值观。

----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弟弟要娶亲。婚礼在老家举行。乡亲们提出庄规“人情”从原来的1元升至2元。从弟弟婚事开始，这个标准维持了好几年。

----一九八六年农历九月，奶奶病逝。办完丧事后，父亲的生活即刻陷入困境，早晚吃饭成了大问题，其精神也不如以前了。我们商量首先着手解决两件事:一是做好父亲的棺材;二是想法把父亲接到城里就近照顾。父亲的材板是琳弟托人买的柏木板，如果只做父亲的，事必会引起叔父母不高兴，遂即决定，筹划再买一副材板，连叔父的棺材一并做了。后来买的是松木板。父亲亲自看着将柏木板平均分到两口棺材的重要部位,这样做成的两口棺材分别由父亲和叔父用了。我们感到内心很安然。我父亲给予叔父的不仅是一口棺材,而是一颗昆仲心,一片手足情。

父亲在筹划每一件事情时，从来不会忘记自己无儿无女的同胞兄弟。

奶奶和父亲相继去世后，叔父母遂决定将自己宅院卖掉,提出要在我们的老宅居住。两人过世后也要和奶奶、我父亲埋在同一处坟茔。我们都一一答应并满足了这些要求。一九九三年我父亲去世没过“百日”，叔父母即搬到我们家里居住至今已有二十七年时间。期间，我们姊妹几个回去给奶奶和父母上坟，始终不忘看望叔母两位老人。叔父于二零零六年病逝，叔母于今年发病(肺气肿)，由琳弟和其娘家侄儿送往土桥医院住院治疗半月,因叔父母原来就享受五保户待遇，当时叔母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身边无人照料。病情稳定后即送到临夏县双城福利院。叔母于今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去世，其丧事及所有礼仪仍在我们家举行，由我弟披麻戴孝，一切如礼。

(五)事亲至孝

我父亲侍候奶奶约六十多年光景。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他时刻遵循着“百善孝为先”的古训，活善养,死安葬。对待奶奶始终“谦尊和光，执礼尤恭”，唯恐奶奶薄心。一九五七年小妹出生后，我们家人口达到九口人，父亲主外，母亲主内。其母子、婆媳关系一直很好。父母亲处理家事比较明智达礼。先父待奶奶完全做到了生养死葬，家中诸事尽让奶奶满意。一九八六年奶奶身体彻底不行,父亲除了日常农活外,每天早晚不忘过问奶奶的病情，问感觉如何等。他总是一手拿着小茶壶，一手拿着药片，躬身进屋说:“娘，我们吃药”。一九八六年农历七月廿七日，奶奶谢世，享年八十八岁。父亲扶榇安葬以及“百日”上坟，坚持不辍;岁时祭扫，必诚必洁。他说过:“我给阿奶上坟，一百天里只差了两天(是因天气或其他杂事干扰 )”。

父亲视婶母如亲娘，其生前生后一切情景众乡邻一致颌首赞许，皆有口碑。

(六)伉俪情深

母亲方廉贞归于我晏门以来，事亲抚幼，关爱子女，家里家外，亲历亲为，一人担当，毫无怨悔。合作化以前，家里耕种的有大爷和四爷的土地,母亲和乡邻自愿变工劳作，春种秋收，样样农活不落人后。由于父母安排得当，奶奶贴心操劳，家中诸事显得井井有条，生气勃勃，全家生活过得安逸自在，其乐融融。父亲有这样的贤内助，在外工作(教书)没有后顾之忧，而深感安心。

我的母亲是大个，天足，皮肤白净，头发黑亮，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脊梁,其神态、相貌酷似我的三妹春娥。可惜直到临终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是母亲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却十分清晰。母亲持家精针黹，善茶饭，同村乡邻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总要请我母亲过去帮忙。母亲手脚麻利，热情周到，每次总是让主人高兴，客人满意，在周围妇女群里是出类拔萃的“攒劲人”。我的父母亲共同度过了不平凡的廿十年。在这廿十年里，他们相知相亲，相濡以沫，为家庭的团结和睦，为六个子女读书成材，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母亲生性开朗，快人快语，诚实厚道，不存成见。睦友邻，能负重和善于任事、敢于担当的品格深得群众的赞赏及乡村领导的一致好评。从互助组、初、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等各个阶段，都相继选拔为妇女主任、大队长，还选为临夏县人大代表(第一届)，参加县人代会，被培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大家信得过的农村基层女干部，群众称她为“方主任”。从五十年代初，主要负责组织识字班、反对虐待妇女、包办买卖婚姻和动员女童上学等一系列农村基层工作。

她亲自经历了大跃进、公共食堂、大饥荒,对当时一系列极左路线和许多农村政策的偏差及劳动分配的极端不公所导致的种种现实问题，我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作为一名基层干部要一马当先，带头执行，宣传落实。她没日没夜地去开会，检查工作。那时，大队干部没有任何报酬，只是工分待遇。我们家人多劳少，每年分得的粮食自然不够吃，除工分所得而外，其余大部分口粮需要拿钱买。父亲微薄的工资除了开支我们父女的生活费外，下余无多的钱全部交给生产队以作口粮款。食堂化初期，从食堂打来的饭菜，母亲尽量给奶奶和孩子们多吃点，剩下两口或三口，就算自己的“一顿”。这样维持到食堂解散，母亲的身体彻底垮了。直到最后，奶奶健康无恙，弟妹们也都存活下来了，只有母亲自己连病带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舍命舐犊，此恩何以得报?

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家庭也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六二年六月，父亲被强行下放回家，只给了八百多元的安置费。母亲由于积劳成疾患上了肝硬化腹水，在临夏州医院治疗四十一天，效果不大。当时我正读高三，课程进度快,四十多天没上课,在医院陪护母亲，眼看毕业升学要泡汤，当时班主任孟仁老师提出，你们商量能否和你妹妹轮换照顾你母亲(当时二妹也在临中读高二，之后因病退学)，我决定复读一年高三，这时母亲已病入膏肓。我们办了出院手续，结账时，八百多元钱全部花尽，还欠医院一百块钱。当时州医院书记是我们南园范家表姐夫孟荣贵，他主持院务会议时坚持强调“病人家庭有特殊困难，本人又是多年的农村基层干部，所欠的一百元治疗费应予以免除”。母亲出院后在小什字佰父母住过的两间公房休养。

转眼已到冬月，天气变冷，农历十一月末，将母亲用担架抬到塬上老家，腊月初二日晚母亲去世了，享年四十一岁。当时家里一贫如洗，母亲的丧事办得极为简单，只请了几个“阴阳”进行了“超度”，以“旗花”面当丧饭招待众乡邻和亲友。父亲一脸的憔悴和疲惫,好像突然苍老了十岁。他将悲痛强压心底，招呼前来奔丧的亲友，还为母亲撰写了五、六幅挽联。其中一幅以“看满室啼哭汝何可死，念儿女尚幼我且偷生”。寄托对母亲的哀思。同时，家里还设了灵堂，搞了简单的“家祭”，父亲还写了一篇《祭文》，由叔父诵读，所有家族兄弟、儿女全部参加。记得那晚(62年腊月初五)南园范家姑妈也在场，全家一片哀哀之声……由于年代久远，可惜这篇祭文也找不见了。

我的母亲抛下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和父亲、奶奶，带着种种不舍和一腔母爱离我们而去;她为党的各项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为了早日实现八亿农民向往的“共产主义”不幸积劳成疾，献出全部的心血乃至整个生命。她的离去给我们全家留下深深的哀痛和无尽的思念。如此诚实可靠的农村基层干部、女共产党员，不论过去或现在，实不多见。我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

寒冬腊月，北风刺骨，严寒和着丧母之痛一起向我们袭来。家里除了两眼炕有些温热外，整个空气似乎都凝固了。面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六个未成年的儿女，父亲想得最多，活得最难。漫漫长夜，难以入眠。白天还可以干活打发日子，晚上只好就着微弱的灯光看书，从“书香”里找答案，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我曾多次发现在父亲床头读过的书页有大片大片的泪痕,有时两三页纸被泪渍粘在一块，纸面还是潮的。弟妹们年幼，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这样的日子熬过不止三年。

期间，不时有好心人劝父亲再找个伴。父亲反复惦量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对上要给奶奶养老送终，对下还有六个孩子尚未成人。为了家庭团结、稳定，为顾及老人孩子们的感受，考虑再三，父亲认定六个子女是自己唯一的精神支柱,然而更不能忘怀的是和母亲共同度过的相濡以沫的廿年岁月。“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先父遭遇人生三大不幸中的两大不幸，未能实现“白头偕老”。面临“中年丧妻”的严酷坎坷，父亲没有倒下去，既是雪上加霜，釜底抽薪，也要活下去。于是下定决心，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和老人、孩子们共度难关，绝不能再婚。这件事情，充分见证了我的父亲不是一般的父亲，而是身体力行，操守极严的人。他用坚定的信心，无比柔韧的脊梁，独自扛起了拉扯儿女长大成人的重担。

随着农村各项政策的纠正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好转，经过多年的苦难挣扎，我们的家庭境况也与时俱进，有了改善。特别是“分田到户”后，口粮不够的情况渐渐缓解了，二妹、四妹前后赴兰州上了中专学校，回来后都有了工作;我上完一年制师范后，也被分配了工作;琳弟和小妹也转正成了正式“公派”教师。父亲还精打细算，合理安排,前后于六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两次翻修了上房，家庭面貌比原来大为改观。由于父亲和奶奶，还有我的三妹及全家同心协力，攻艰克难，我们总算熬过来了，日子过得比过去好多了。

之后几年，我们姊妹几个陆续长大成人，五个女儿相继出嫁，适归皆清门;儿子如期婚娶。儿女们或从政，或教书、从医，个个工作稳定，家庭幸福，儿女顺遂(唯有三妹因病早逝);奶奶也以八十八岁的寿龄归了道山。先父完成了全部责任，已了向平之愿。如今，我们几个都以公务员、医生、教师等身份，陆续退休，安度晚年。寸草未报春晖之点滴，其悔恨和自责，久久无法消去……

我们的父母都是极平凡的普通劳动者，一生无显可扬。相反，他们的一生是艰辛的一生，困苦的一生。岁月悠悠,往事如烟,现在我们都已年愈古稀,成了白发之人。我想在有生之年，将上述我们的父母、奶奶，还有伯、叔们的大致行状和我们自己这一辈人在五、六十年中所经历的往事写下来，将先祖们过去的安逸与悲苦一一留给儿孙及后代，将晏氏家族的兴与衰、喜与忧、荣与辱，如实记载下来，以望其追维先德，砥节砺行，使后辈儿孙们不忘先祖，学习先祖，而生仁孝之心。

二零一九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