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宋仁宗盛治如何轻松超越大唐盛世？

因为北南两宋的结局悲催，人们普遍认为是积贫积弱所致，却忘记了大宋王朝曾经的繁盛时期。事实上，两宋的衰败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宋朝的繁盛时期超越了大唐王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被称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在这一时期，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达到了中国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顶峰。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约束自己，因此受到历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称赞。

仁宗即位后的前十年是刘娥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在王钦若、丁谓等奸佞大臣把持下，宋朝充斥着假造的祥瑞和迷信氛围。母子二人励精图治，既有斗争又有合作，使政局、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得到复苏和发展。

仁宗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朝廷贤相众多，君子满堂。譬如王曾、晏殊、鲁宗道、范仲淹、包拯、富弼、狄青、欧阳修、王安石等杰出人物和读书人的楷模。

国家的繁荣离不开文化的开放与繁荣。仁宗朝的文化开放，唐宋八大家中除韩柳两人外，其他六人活跃于宋仁宗时期。宋词在晏殊、柳永、范仲淹、苏轼等推动下发扬光大，打造了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说书、小说、杂剧等文学形式也得到了萌芽和发展。最重要的是没有搞文化方面的“文字狱”。

科技在这一时期也蓬勃发展。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个应用于仁宗时期并转化为生产力。火药的发明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对西夏战争发挥了作用；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拥有当时世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毕升的活字印刷术问世后，宋代大量典籍得以保留；王惟一发明的针炙铜人完善了中医针炙体系；朝廷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官交子”，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哲学领域流派纷呈，为现代中华国学打下坚实基础。二程提出的“天理”命题为沉闷的哲学界带来清风，王安石提出了实学理论，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为他后来的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干部队伍储备。

古代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富强的重要方面。苏东坡曾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资治通鉴》、《新唐书》中明确记载，唐朝最盛时人口数还不如汉朝盛时，由此推论汉唐又怎能与宋朝相比呢？

宋真宗末年(公元1021年)，户数为八百六十七万户，男丁一千九百九十三万口。宋仁宗末年(公元1063年)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六万户，男丁二千六百四十二万口。仁宗时期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而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相对寒酸。仁宗时期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因此，宋朝自豪宣称“仁宗盛治”之盛无与伦比。

再来看看税收。北宋叶水心在《应诏条奏财总论》中指出：“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一再倍即为四倍。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宋太宗时一年税收货币岁入是唐朝最多时的两倍，到宋仁宗时已是四倍以上了。

其实唐朝最高时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而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两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时期最高的商税是两千二百万缗。仅商税货币收入就是“开元盛世”的全部货币收入十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货币岁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因为商业不发达，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以实物税赋为主。

曾巩赞叹：“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可以断定无论怎么比，“仁宗盛治”时的税收数额加起来也不如“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

仁宗亲政三十多年实现了有别于强汉盛唐而又无以伦比的“仁宗时代”。北宋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尤其仁宗时期税赋相当轻。宋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说：“以皇祐之版书较景德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却减少了。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了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和商人。太宗时期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可见仁宗时期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了商业社会。所以美国学者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

陈师锡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遗憾的是“仁宗盛治”的历史经验并没有引起后人的高度重视反而把宋朝定格为积贫积弱从而忽视了“仁宗盛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