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传115

将军大使陆续赴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10月3日，中苏两国政府即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后，双方立即派出外交代表。中国政府委任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事兼任临时代办，苏联政府则委任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事兼临时代办，各自先行开始开馆工作。接着，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政府则任命王稼祥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10月10日，罗申大使到北京。31日王稼祥大使抵莫斯科，他是新中国首位驻外大使。

随着苏联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东欧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和阿尔巴尼亚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亚洲，朝鲜、蒙古和越南首先与新中国建交；接着，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也先后与我国建交。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也很快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的第一批驻外大使们，除王稼祥已先于1949年10月底到苏联就任外，从1950年7月起都各领使命陆续赴任。他们是（按到任递交国书日期先后排列）：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驻匈牙利大使黄镇、驻朝鲜大使倪志亮、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驻波兰大使彭明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驻民主德国大使姬鹏飞、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驻印尼大使王任叔、驻瑞典大使耿飚、驻缅甸大使姚仲明、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共13位大使。从1950年7月至10月，他们都先后到任。新中国的外交史，记下了这第一批驻外使节为祖国、为人民做出的光辉业绩。

（五）节俭治装

出国要治装。外交官代表国家的形象，穿着打扮也有一定的讲究。

黄镇和朱霖去领治装费，每人领了1000万元（等于新人民币1000元）。他们在部队里长期过的是供给制生活，服装等生活用品由公家发给实物，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多钱。现在工作需要，国家一下子给了这么多钱，他们竟不知道怎么花，也不舍得花。怎么办呀！治装是为了工作，节省着办吧。

朱霖用40万元在亨得利买了一块女表。黄镇对外活动多，买了70万元的一块男表。衣服，根据规定，出国以后，正式场合，男同志穿中山装，女同志穿旗袍；非正式场合，男同志可以穿西装，女同志可以穿连衣裙等。全部定做或买新的，太贵，实在舍不得。他们就先到旧货滩去转，看有没有合适的。当时北京饭店斜对面的东单广场还是一大片光秃秃的场地，旧货商们在那里搭了一排排临时的席棚，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旧货市场。黄镇相中了一件礼服呢带皮领子的冬大衣，一看就知道过去是官僚资本家穿的，花50万元买了下来。买回来后，稍微修改了一下，在匈牙利穿的就是这件大衣。朱霖呢，一看大衣太贵，还是舍不得买，就将当解放军时穿的羊皮大衣，换了一个蓝色粗呢面子，算是一件冬大衣。黄镇还买了两套旧西装。朱霖买了两件旧旗袍。她后来回忆说：“当时拿回饭店穿起来一照镜子，唉呀！这简直就像旧社会的‘太太’了，竟难受得哭了一场。”因为她穿惯了宽大的军装，总觉得旧旗袍太瘦，不能穿。于是，就到瑞蚨祥买缎子旗袍料，两万元一块，做了十来件旗袍，又宽、又大，没有什么线条。还做了两双半高跟皮鞋。一个女士用的小皮包，也是花两万元在旧货摊上买的，一直用了30多年，在许多外交场合都用过。朱霖最近谈起此事，笑说：“就是这个小皮包，外交部前几年搞展览收集展品，我把它交给他们。他们倒是展出来了，却没有注明是当年从旧货摊上买的。我对负责的同志说，怕什么？当时的想法就是，只要能用又省钱的，就从旧货摊上买，有什么丢人的！当然，黄镇同志还是做了几套新的中山庄和西服。”

朱霖又回忆说：第一次出国，不懂得该怎么置办行装，还买了不少零碎东西、日常用品。如肥皂、手纸，什么都买，反正国内用的东西都带上。我们把衣物一包一包带回饭店，孩子们看见了，大儿子皱着眉头非常不高兴。我说，怎么啦？他说我怕你们变成地主，你们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呀？大女儿也发愁，她说我们在太行山看见过斗争地主，他们家就有很多包袱，你们可不能那样。我们一再解释，我们绝不会当地主，这是外交工作的需要。他们还是不大放心。说真的，当时我们能省的就省了，连毛衣毛裤都没有多买。抗日战争时，分战利品，黄镇同志分到一条日本毛裤。他说，毛裤就不用买了。以后走了好多国家，一直到美国，他还穿着这条日本毛裤。只是用毛线加织了一段上腰，因为人比那时胖了。孩子们的话虽然天真幼稚，但也确实使我们思想上更加提高警惕，到了国外一定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