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周刊·悦读丨欲挽狂澜重有志

汪荣祖

这本书写一个人，以及这个人生长的时代。

传记写作必须把传主及其时代密切相连，才能呈现人物的时代面貌。过去的时代进入历史，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格，不能光凭新时代的一切去理解，而必须进入旧时代去理解。今人进入旧时代的最大凭借就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即史料。史料浩瀚，像浓郁的森林，必须通观全貌，需要整体地了解。但又不能见林不见树，应再由整体去掌握局部。反过来，亦不能见树不见林，大可经由“树”去认识“林”。历史人物的研究应是由“树”见“林”的有效途径。

郭嵩焘这个人物的生长时代，横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包含了19世纪的大部分。这个世纪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势力打进来，中国无法抵御。鸦片战争后，门户洞开；太平天国造成空前的政治与社会动荡；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失陷、圆明园被焚毁；接着是藩邦琉球、越南、缅甸、朝鲜之先后丧失等。三千年的中华帝国遭遇到空前未有的挑战与冲击。从一方面看，那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坚船利炮的冲击；从另一方面看，则是近代文明向传统社会的挑战与冲击，是世界性的趋向。世界既走向中国，中国势必要走向世界，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却是十分崎岖与艰难。

研究此一极为险恶的危机时代，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不同角度着手，以深入探讨相关问题。本书则拟从这个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着手，将郭嵩焘的一生放在道、咸、同、光时代中来观察，既由时代展现人物，复由人物印证时代。郭嵩焘在那个时代中并非顶尖人物，他崛起于咸同之际，然而咸同将相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声名远过于他。事实上他生既不在咸同将相之列，死亦不得朝廷赐谥。他虽可称为自强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与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公私关系均密，亦曾得到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甚至慈禧太后的赏识，但是他的实际贡献不大。原因是他成为那个时代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时代的主流容不了他，他亦不肯随俗浮沉，屡经挫折后，只好投闲置散，壮志不酬，含恨死于长沙。

就争议性而言，郭嵩焘远远超过时贤，曾、左、李都不能相比。这正反映了他思想的敏锐，以及对西方认识的深切，达到遭忌、遭骂的程度。不过，正由于这份敏锐与深切，他肯定中国必须接受巨变后的现实，以便从改变中求自强。但是当时绝大多数的士大夫昧于时势，不知应变，以致盲目拒变。他寡不敌众，只好靠边站，然而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

郭嵩焘对时代的认识颇具自信，毫不因举世哗笑诟骂而动摇。他于逝世前不久，仍然深信他的见解必获后世的赏识。后世果然证实郭嵩焘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再挫折、再艰难，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只是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而已。他的敏锐而正确的见解自然受到后世的敬重，民国以后专治外交史又实际参与外交工作的蒋廷黻，就对郭嵩焘别具青眼，极为钦佩。

我们不禁要假设：如果郭嵩焘真能影响政策，在总理衙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得士大夫的支持，领导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那么这条路必定会平坦得多、容易得多，代价更要小得多。但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郭氏的性格，以及孤掌难鸣，使此一假设仅止于假设，真能实现的可能性极其微小。然而郭嵩焘的先知先觉，以及眼光的远大，并不因而失去意义。历史上应发生而未发生的事，仍具有意义，甚至可作为一种历史的教训看待。

郭嵩焘不凡的思想早已见诸其奏稿与文集。不过，这些文字只能透露郭氏“理智世界”的大概。他的已刊诗集虽有助于探讨他的“感情世界”，但浮光掠影渺难捕捉，何况诗集诸篇多无日期，无以追踪其感情的定点。至于他生活面的空白，更似鸿飞冥冥，不留痕迹。是以二百余万字《郭嵩焘日记》的发现与出版，犹如宝藏的出土，既充实了郭之“感情世界”，又能填补其生活方面的空白。笔者亦因而动了撰写此稿的念头，希望能充分利用此一难得的史料追踪其足迹，重建郭氏的一生，尝试将其生活（起居、旅行、应酬）、思想（对时务与洋务的认识）与感情（在朝在野的喜怒哀乐）的“三度空间”，建筑于道咸同光的时代与环境之中。

此一书稿时作时辍，有时一辍半年，笔者尤感谢周一良教授的鼓励与催促，不曾半途而废。今幸能完稿，回首秉笔草此，已三易寒暑矣。附长律一首记感：

遥望云天故国在，深寻旧梦素心存。

惊涛拍岸千堆雪，激浪扬声大海门。

欲挽狂澜重有志，待看折戟已无痕。

百余岁月轻轻过，未尽哀愁犹自喧。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汪荣祖 著，岳麓书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