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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央视记者特意赶赴浙江一处山村，拜访当地一位老人。

这位老太太生活平静，面容安详，和普通农村妇女无异，唯一比较特别的，是她烟瘾很大，一天能抽半包。

当地村民看到央视记者大驾光临，先是感到惊奇，在得知采访内容后，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原来那个成天在村口抽烟的老太太，身份竟然十分不一般。

接受采访的老人，名字叫做王庆莲，她有一个无比响亮的名号：

“最后的军统女特工”。

自从十五岁进入军统工作开始，她为国民党效力了六年。

王庆莲曾先后跟随戴笠、毛人凤两任军统一把手做事，在译电科的地位举足轻重，她不会用枪，可经她破译的839份密码，却造成了上万人的死亡。

解放前夕，王庆莲选择留在老家，没有跟随上司逃往台湾，经过多年波折，如今的她生活平淡安详，丝毫看不出昔日奋战情报岗位的影子。

王庆莲是如何进入军统工作的？她为什么不去台湾呢？建国之后，她又有怎样的遭遇？

崎岖经历

1928年，王庆莲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偏偏王庆莲一岁时，她的父亲又病逝了，原本困顿不堪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王庆莲的母亲生性坚韧，从不轻言放弃，即使生活如此艰难，她还是尽力供女儿上学念书。

通过母亲的辛勤工作，王庆莲读完了小学，这在当地女子里可谓凤毛麟角。

1943年，王庆莲十五岁的时候，家里越来越难以为继，此时国民党军统部门正在浙江地区招收业务员，母亲便试着为王庆莲报名，期待女儿万一被录取后可以改善家境。

原本军统是不招未成年员工的，但彼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国民党内部的成年基层人员很多被派往了前线，军统和其他部门一样面临人员匮乏的窘境。

就这样，招聘人员不得不放宽了录取标准，年仅十五岁的王庆莲凭着小学文凭成功得到了工作，在把预付工资交给母亲后，王庆莲一路从浙江赶赴到了重庆就职。

王庆莲最开始的岗位是造纸厂电报员，后来由于工作踏实认真、从不惹是生非，被军统总部调到了译电科，负责密码破译工作。

按理来说，译电科是军统的核心部门，无论如何都不该让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插手，总部的这项人事调动，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事实上，王庆莲调到译电科，是当时的军统一把手戴笠特批的，而戴笠之所以对年轻的王庆莲寄予厚望，除了她能力突出，也有王庆莲是江山人的原因。

众所周知，长三角各地方言以难懂著称，比如难煞日本特务的“密码式方言”温州话，而江山方言的难懂程度，更胜温州话一筹。

当时军统译电科的工作人员，多为浙江江山人，戴笠顺势规定密码破译人员用江山方言交流，这样即使被敌方窃听，也能够让对方听不懂，从而一无所获。

就这样，王庆莲顺利进入了译电科，成为了科室内年龄最小的职工，她没有让戴笠失望，经过简单培训之后，很快展现出了惊人的数字天赋。

译电科的其他工作人员，一周能破获一条密码已属难得，王庆莲平均一天就能破获一条敌方密码，成为了科室的中流砥柱。

工作中的王庆莲成绩斐然，闲暇时光的她则充满情趣，少女年华的王庆莲热爱梳妆打扮，再加上面容姣好身材婀娜，成了译电科的一抹亮色。

很快军统上下就都知道，译电科出了一位美人，王庆莲性格又十分活泼开朗，很快便结交了一大堆人脉，见识了许多之前在穷山沟从未遇到的新鲜事物。

译电科每周休息一天，王庆莲经常利用这一天看电影，在电影里，她看到了纸醉金迷的大上海，闻所未闻的奢靡生活，心中也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

按照工作规定，译电科职工严禁出入舞厅等娱乐场所，且不能谈恋爱，王庆莲被奢靡生活所腐蚀，置禁令于不顾，经常在舞厅花天酒地，还与多人保持暧昧关系。

所幸王庆莲私下的放纵没有耽误正常工作，由于她是部门骨干，人缘又好，大家对她的出格行径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本来王庆莲的放纵生活可以持续很久，但命运的突变让一切戛然而止，上司的从中作梗和抗日战争的结束，让王庆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发生变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总部从重庆分批迁回了南京，军统自然也在其中，王庆莲的同事们大多乘坐政府飞机出发，她自己却偏偏选择走陆路坐火车。

王庆莲之所以不愿意乘坐飞机前往南京，是因为同班飞机上有她的直属上司兼死对头，军统局唯一女少将姜毅英。

在重庆共事的时候，姜毅英因为妒忌王庆莲青春美貌受人欢迎，经常找茬儿给她使绊子，两人的相处十分不愉快。

在登机之前，王庆莲看姜毅英实在气闷，一想到还要和对方一起坐很久飞机，王庆莲顿时小孩子脾气犯了，执意自行改走陆路。

同事们实在拦不住王庆莲，只能由着她去了，没想到王庆莲的陆路旅程并不顺利，几经辗转之后，她到达南京本部时已经严重超出了规定报到时间。

姜毅英

姜毅英见王庆莲迟到了，自认为抓住了对方把柄，一有机会便恐吓她，说要“依法从事”把她关长期禁闭进行处罚。

其实所谓“关禁闭”，只是姜毅英吓唬人的说辞，军统根本没有迟到就要关禁闭的规定，可王庆莲却信以为真，心中总是惴惴不安，担心姜毅英汇报上级处罚自己。

直属上司成天给自己穿小鞋，现在还有“关禁闭”的处罚悬在头上，王庆莲觉得工作已然了无生趣，心中萌生了退意。

虽然想退，可王庆莲心中明白，军统部门性质特殊，译电科更是能进不能出，如果自己贸然表达辞职想法，非但走不了，还会被怀疑叛变。

辞职事小，吃军统“家法”丢了性命事大，王庆莲思前想后，决定借口回乡探亲金蝉脱壳，这事儿是万万不能跟姜毅英提的，这个上司横竖看自己不顺眼，必然驳回申请。

王庆莲的计划是，利用姜毅英不在的空档“上达天听”，直接跟军统一把手申请。

彼时戴笠已死，军统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继任的毛人凤不会过多在意普通职工的去留。

机会很快就来了，姜毅英的未婚夫国外留学归来，二人成婚后，新娘子请了两周假期去度蜜月，王庆莲趁此机会，火速向毛人凤提交了申请。

果真如王庆莲所料，毛人凤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面对一个小姑娘“回家看看”的愿望不疑有他。听到王庆莲“母亲病重”的借口后，毛人凤立即准许了她回乡探亲。

就这样，王庆莲如愿回到了故乡，和母亲团聚了，整整三年，王庆莲一去不回，再也没和军统译电科联系过，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

军统局在准备溃逃台湾之前，特意联系了王庆莲，询问她是否要一起去，王庆莲当然表示拒绝，并声称母亲的病离不开自己的照料。

话已经说到如此地步，军统总部也明白王庆莲去意已决，当时各个科室都忙着跑路，一个小姑娘去留自然也引不起多大关注，王庆莲就这样留在了大陆。

正当王庆莲为不用远走他乡而欣喜时，她的境遇忽然开始急转直下，在当地成分划分工作进行的过程中，王庆莲得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她被划为了“反革命”。

王庆莲心中十分憋屈，解放战争刚刚爆发，她就回到了江山老家，说是为军统工作了六年之久，其实真正在岗不过是抗日战争的三年。

在军统工作的时候，王庆莲破译的近千条密码，均为日军情报，在她看来，自己从未对解放军情报战线造成过任何伤害，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实属冤枉。

心中不服的王庆莲火速赶往杭州当地的公安机关，向工作人员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在军统工作的一切经历，连花天酒地的往事也尽数倾诉，以求获得公正裁决。

王庆莲的真诚打动了工作人员，在汇报上级认真审查她的情况后，组织决定撤销其“反革命”罪行，原本将要实行的羁押处理也一并取消。

没了“反革命”帽子的王庆莲，很快恢复了正常生活，她被分配到当地市场，担任收银职务，半年后又调到了粮食局，并在那里找到了终身伴侣。

虽然工作生活看似平稳富足，可王庆莲的心中始终有着挥之不去的隐忧，她生怕组织旧账重提，自己会因为军统经历而失业。

这份忐忑心态一直维持了八年，直到1958年，王庆莲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组织由于其“个人历史原因”，决定将她下放到农村，进行改造教育。

回归平淡

就这样，王庆莲不但失去了城里的好工作，还经历了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且在农村的生产生活时刻被人监督。

在杭州工作时，王庆莲衣着体面，和丈夫住在单位宿舍，下放到农村后，她只能住在羊圈旁边，每天闻着牛羊的尿骚味入睡。

生活条件艰苦的王庆莲尚能忍受，和丈夫孩子分隔两地，才最折磨她的精神，由于娶了“末代军统女特务”，她的丈夫被组织怀疑政治成分有问题，下放到了偏远山区。

丈夫下放的地区，离王庆莲有千里之遥。王庆莲不想让年仅五岁的儿子跟着父母吃苦，可母亲早就去世了，思来想去，她只得把孩子寄养在了远方亲戚家。

就这样，王庆莲一边忍受着肉体的煎熬，一边承受着骨肉分离的苦楚，精神一天不如一天，正是在下放时期，王庆莲因心理压力过大染上烟瘾，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下放农村的第三年，当地开始兴修水利项目。王庆莲在冬天和乡亲们一起趟着冰水干工，一天下来双腿像被灌了铅一样疼。

终于有一天，王庆莲不堪繁重劳动和心理折磨，选择投河自尽一了百了，所幸被热心肠的村民们及时发现救了起来。

鬼门关走一遭，王庆莲突然重燃了生命的斗志，既然老天不让自己死，那就努力生存下去，抱着这样的想法，王庆莲在农村咬牙坚持了整整二十三年。

从1979年开始，国家开始了大规模“平反运动”，王庆莲及其丈夫在1981年被平反了，组织正式宣布两人政治成分没有问题，即日起允许离开下放地。

久别重逢的夫妻终于等到了团圆的一天，四目相对，两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不久之后，夫妻俩搬到了王庆莲的老家浙江，在农村过起了平淡的日子。

直到2012年央视记者找上门来，王庆莲已经在老家生活了三十一年之久，提及军统经历，王庆莲表示往事如烟，自己早已不再眷恋昔日的纸醉金迷。

王庆莲还对记者表达了对国家的感恩之心，自己和丈夫离开下放地是按退休办理的，这些年两口子一直享受国家退休金。

央视报道正式发出后，王庆莲知名度陡增，想让她讲述国军“秘闻”的好事者数不胜数，面对盛名，王庆莲的表现相当镇定，经历过无数荣辱悲欢，她早已看淡了一时热闹。

时至今日，王庆莲已经是九旬高龄的老人了，依旧平静地生活在江山老家，她这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最终还是故乡的土地，抚慰了饱经沧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