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撤嘉峪关和金昌新设敦煌地级市壮大中国脊梁河西走廊发展研究

河西走廊这块土地的历史积淀过于厚重，其所承担的历史担当也是沉重的，这里有丝路古道的重重辙痕，有汉长城烽燧的弥久记忆，也有敦煌石窟惊人的历史画卷和藏经洞宝藏巨大的历史诱惑。汉唐时期，河西走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今天的河西走廊，仍然是亚欧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和“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重要通道，至于她所蕴藏着的深厚历史启迪和文化魅力，更是不容忽视。因此，城镇规划君何方洪认为，如果说河西走廊东头所连接的关中平原、黄河流域灌溉了中华文明最早的城邦与王朝，撑起了华夏民族的脊梁；那么它的西头所沟通的千里西域，则成为亚欧诸文明对话的桥梁。

在这里，千万条来自北方草原、汉唐东土、南国天竺、中西亚腹地，乃至更加辽远的希腊、罗马、欧陆与地中海世界的宗教、语言涓滴溪流所款款交汇而成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大海洋。河西走廊就是整个中国西部的一根脊梁，如果没有河西走廊，那么我国整个西部都是坍塌的。然而从辛亥革命以后直至近现代，河西走廊这条“整个中国西部的脊梁”疲弱甚至失落了。

河西走廊是一条长约1000多公里，宽仅几公里至百余公里的狭长地带，以兰州为区域中心的经济圈对它的辐射作周较弱，对整体外部环境来说属于路过的走廊空间，经济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河西走廊在甘肃、邻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在聚落的建立及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中，该地域积囊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可以预见在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后工业时代，此区域具有发展成为以旅游业为朝阳产业新型城市带的巨大潜力，这应成为河西走廊今后发展政策的主导方向之一。同时，该区域自古形成的农业基础与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工业基础为今后城镇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的生存与发展条件。

但河西地区在产业结构、城镇布局、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矛盾，制约城镇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如河西走廊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农业发展地位过重，工农、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使河西走廊以第三产业为代表的城市经济相当落后，耗费了大量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却以出产工农业的初级产品为主，尽管河西走廊的农业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尽管金昌、酒钢、玉门多年来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工业产品，但产业结构失衡、城镇体系结构不完善、城镇经济的带动作用薄弱、生态环境面临危机。

2023年中秋节和国庆节假期，城镇规划君何方洪乘坐动车先后在嘉峪关市、酒泉市、张掖市和武威市换乘，沿途拍摄了河西走廊上几座重要城市的现代化风貌，重新感受了“河西四郡”之酒泉、武威和张掖的历史气息。因此，城镇规划君何方洪认为，河西走廊太重要了，但要想恢复河西走廊和“河西四郡”辉煌的历史，就要考虑对河西走廊五个地级市进行优化调整：一是撤销嘉峪关市并入酒泉市，把酒泉市打造成为甘肃省域副中心城市；二是撤销金昌市并入武威市，把武威市打造成为甘肃省域副中心城市；三是将敦煌市及周边县和县级市并入敦煌市，设立地级敦煌市，恢复河西四郡的鼎盛时光。

一、河西走廊的基本概况

河西走廊，又名甘肃走廊，因地处黄河以西，为两山夹峙，形成了纵贯东南-西北方向的地势平缓、狭长且直地带，宛若走廊，故此得名。据考证，河西走廊地貌生成已有上亿年的历史，其是在地球板块运动和地质活动的作用下，使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隆起，阿拉善地台断陷沉降，形成了现如今的走廊地带。其空间范围内自东向西依次分布着武威、金昌、张掖、嘉峪关、酒泉5座地级市，辖设区/县（自治县）共计19个（其中，嘉峪关市未设区/县）、街道/乡镇总共268个，土地面积2457.52万公顷，约占甘肃省土地总面积的57.70%。

通过对河西走廊地理位置、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梳理，以期全面掌握河西走廊区域概况、产业结构、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水平，对后续构建科学合理地评价指标体系、识别城市发展质量、甄别影响因素、提出政策建议等大有裨益，进而推动河西走廊新型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

（一）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

坐落于甘肃省西北部的河西走廊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东起乌鞘岭、西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枕合黎、南抵祁连，处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阿拉善高原和新疆绿洲交汇处。从行政区划来看，河西地区分别与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戈壁阿尔泰省（隶属蒙古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地相邻，地处祖国西北三条内陆河流经区域。河西走廊东西长约千余公里，南北宽数公里至百公里不等（东窄西宽）；河西地区地势南高北低，分布着南、北部山区和中间走廊平原带等地理地貌/地形单元，而沿线城镇多处于中部走廊平原区。

（二）河西走廊的自然资源

1.河西走廊的水资源

作为早期城市选址的先决条件和基础性资源，水对城市兴起、壮大和发展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水利工程建设和科技发展，水资源的先导性影响相较变弱，但其仍对区域（城市）的健康、绿色、协调发展发挥着极具重要的作用。正如《管子·乘马》所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道出了城市选址的朴素哲理和对水资源的依赖。河西走廊虽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地区，但其借助祁连山脉冰川与积雪融水形成的内陆河，以及降水、地下水等不仅孕育了武威-永昌、张掖-酒泉、玉门-瓜州-敦煌三大走廊绿洲，而且在滋育绿洲农业的同时也为聚落的形成和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

如《渠规残卷》所载：“本地，水是人血脉”，水资源是河西走廊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统计数据显示：河西走廊地区的多年平均降水量值在298.02亿立方米上下波动。同时，内陆河地表水资源总量约为63.84亿立方米（其中，包括流域内所自产的水资源量47.61亿立方米、入境水量16.23亿立方米）；与地表水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4.81亿立方米，河西地区水资源总量为68.65亿立方米。

事实上，因民勤县调水和黑河下游的分水，河西地区实际可利用水量为66.50亿立方米。同时，河西地区缺水量达6.48亿立方米，区内水资源短缺程度约为8.30%，按照类别而言，该区属于典型的资源类缺水，其中嘉峪关市、金昌市人均水资源量不足200立方米，该指标显然严重低于联合国公布的所需水资源的最低限度值1000立方米（即水资源安全警戒线）。此外，河西地区年降水量东南部多、西北部少，地区分布极不均匀。因此，作为“山地—绿洲—荒漠系统复合体”的河西走廊，资源总量有限，特别是水资源供需矛盾较为突出，使其城镇难以发展为如关中平原一样的规模，而是形成走廊沿线如同“串珠式”的带状分布城市。

2.河西走廊的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城镇化建设与城市发展也依赖一定的土地资源。河西地区土地资源面积大、质量较好，未利用土地资源丰富）。一方面，该区耕地面积113.91万公顷，约占甘肃省耕地总面积的21.19%，每年能够生产用于出卖的粮食产量大于4.80亿千克，这一数值占全省商品粮总量的70%；同时，河西走廊平地多、坡地少，水地（可灌溉耕地）多、旱地少，土地较肥沃，粮食单产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是甘肃省最重要的综合性商品农产品基地之一。

另一方面，河西地区未利用土地资源1396.92万公顷，占该区土地总面积的56.84%，这些未利用土地资源可以为新材料与新能源工业、沙产业、能源输送通道、城镇空间发展等提供后备资源。此外，河西地区草地面积达755.96万公顷，约占全省同类土地面积的53.34%，为畜牧业及其奶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天性条件。作为全国主要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该区所生产的畜牧产品名气较高。总之，河西走廊各类用地较为集中、区位优势明显，是甘肃省农牧业生产、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价值。

3.河西走廊的能源矿产资源

作为我国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钢铁工业等重要生产基地，河西地区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对走廊沿线城市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和发展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也形成了诸如“镍都——金昌”、“戈壁钢城——嘉峪关”、玉门油田等各具特色的资源型城市和重要的工矿集聚区。这些城市曾为推动国家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即它们在提供国家建设所需重要战略资源的同时，培养了一批批产业技术工人。然而，目前这些资源型城市面临主导资源枯竭等问题，资源无法满足城市产业发展的需要，城市发展乏力。

值得一提的是，河西走廊新型矿产资源、新能源具备开发潜力。一方面，河西走廊矿产及钒矿等新型矿产资源富裕，灰岩、石英石、石棉等是新型建材产业的重要原料；铬矿、钒矿等非金属矿产资源储量较好，开发前景广阔）。另一方面，河西走廊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储量巨大，发展风/光电、地热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其一，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区太阳辐射量>6000MJ/平方米、太阳能资源丰富，同时该区降水较少、空气干燥、晴天较多的气候特点为太阳能开发提供了条件，太阳能产业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其二，河西走廊因其独特的地形条件与地理位置，两山夹峙、狭管效应明显，形成大风沙多、小风常刮的气候特点，有利于发展风电产业。其三，据相关资料分析，河西走廊中心城市附近，均有开发地热的有利条件，地热开发利用已在敦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

总之，面对传统资源枯竭等问题，河西走廊资源型老工业城市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创新能源利用方式，加强与周边地区合作，充分利用周边地区资源优势，为我所用，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

（三）河西走廊的人文资源

1.河西走廊的文化资源

千里河西走廊不仅是一条经济走廊、交通走廊，更是历史走廊、文化走廊。从地缘战略和历史文化角度来讲，甘肃省河西走廊是衔接中部平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和青藏高原的各民族多元互构的连接点，又是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东西文化多元共生之通道，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且独特④。从西周“穆王西巡”之史、汉代“凿空西域”之举，到隋朝“国际会盟”之载，再到唐朝“玄奘取经”之行、南宋“凉州会盟”之事„„均以河西走廊为地理枢纽。因此，河西走廊留存了包括石窟寺庙、文人书院、长城烽燧、简牍碑刻、古城遗址、壁画雕塑、鼓楼建筑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汇聚文化交流的区位优势与包容特性，使之成为中国最伟大的集丝路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化为一体的文化线路景观。

2.河西走廊的旅游资源

河西走廊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其中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文旅资源享誉全世界。据统计，区内分布着3座历史文化名城、6处世界文化遗产点、59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古迹有敦煌莫高窟、敦煌古城、塞外雄关等；佛教遗存有张掖大佛寺、大法幢寺等；红色旅游景点有红西路军古浪战役纪念馆等。同时，河西走廊也有壮丽独特的地质地貌景观、植物景观等旅游资源。例如，以大漠高山、壮美冰川、走廊绿洲、山地草原、森林雪山、戈壁沙漠、丹霞/雅丹地貌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奇特景观散布于走廊地带，形成了绚丽多彩的生态旅游景观。除了自然、生态景观外，现代工业建设也孕育了河西走廊发展新型特色旅游的基底与潜力：例如，该区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玉门油田“老一井”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铁人王进喜”故居纪念馆等特色旅游资源。此外，作为多民族交流汇聚之地，河西走廊兼具民俗文化、民族服饰、民族建筑和歌舞等民族特色旅游资源。

综上所述，河西地区人文资源总体丰富，具有独特性和稀有性，但各地区也有差异。因此，在旅游业重新升温的背景下，各市理应找准定位、合理开发旅游资源，通过打造多元化旅游以发展走廊特色经济和第三产业也是其提升城市发展动力、活力、竞争力的路径选择与发展模式。

（四）河西走廊的人口资源情况

自汉朝先后设立“河西四郡”（武威郡、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并组织大规模徙民实边、屯田积谷以来，河西地区人口规模整体上呈增加态势，当然期间也有动乱带来起伏之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西汉末年时期该区就有人口约达28.02万。新中国成立后，河西地区人口数量也从1949年的170.87万人增长至2019年末的490.61万人（如表4所示），占甘肃省总人口的18.53%；人口密度从1949年的6.3人/平方公里增加到2019年的19.96人/平方公里。

纵观历史，河西地区人口除了自然增长、商人落户、世家大族避难而居（例如“中州避难来者”、“儒英”迁入者等）之外，政府有组织地大规模移民计划也对当地人口增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的“西汉移民”、康熙末年因经略西域而大兴移民实边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线”建设、“两西”建设等均对河西地区人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截至2008年末，河西走廊先后从极度干旱缺水、潮湿阴冷、高原缺氧等不适宜生存之地迁移至此的移民共计17.15万人。因此，河西走廊亦有“移民走廊”之称。

（五）河西走廊的城镇化建设与发展

首先，从国家和区域政策而言：河西地区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一方面，继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2015年国家又出台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至此，河西走廊作为我国向西开发的战略大通道意义重大，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河西地区城镇化建设与发展也成为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与“中国—中亚—西亚”两大经济走廊的核心枢纽段，其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与凸显。

另一方面，在《甘肃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河西走廊作为新型城镇化布局中的“一带”和“三组团”重要组成部分而定位，河西地区城镇化建设在甘肃省城镇空间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因此，从宏观层面来讲，河西走廊城镇化建设是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和推动甘肃省城镇体系布局合理化的重要一环，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就城镇化建设水平来看：1989—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河西地区城镇化率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但相较于全国则存在一定差距（见图6）。城镇化率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前城市建设与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其发展水平。一方面，60年来河西地区整体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89—1997年的初始阶段、1998—2016年的中前期阶段（城镇化率未超过50%）、2017年至今的中后期阶段（城镇化率超过50%）。从1989年城镇化率24.67%达到2019年的54.23%，几乎平均每年提升1%。

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地市（州），河西地区当前城镇化水平处于全省领先地位。一是河西五市依托其资源与区位优势，长期以来以建设工业型城市（酒泉、嘉峪关、金昌为代表）而著称，工业化促进城镇化快速发展。即河西走廊较高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在吸引产业工人等非农人口迅速聚集于城市的同时，带动“农转非”进程较快发展，城镇人口的持续增加推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二是2017年河西地区城镇化率超过50%，城镇化水平“过半”意味着大量的人口聚集于城市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对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这对城市政府的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与全国相比，河西五市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西部整体发展水平处于全国较低层次，河西地区又因深处西北内陆腹地，市场发展权限受限，故而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二是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人口自由流动加速，加之中、东部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即依托其发展机会吸引科技创新等高素质人才不断流入，区域发展差距日益拉大导致河西地区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河西走廊理应依托区位优势、抢抓战略机遇、找准定位，在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推动城市发展质量提升。

最后，就城镇化发展质量而言：河西五市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的差异明显、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发展质量尚待提升。嘉峪关市城镇化率最高，达到93.68%，而武威市城镇化率为43.32%，二者相差甚远（图8），较大的内部差异不利于协调发展和区域整体水平提升。同时，相关研究表明：作为资源型和重化工业型城市的嘉峪关市、金昌市，超前的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协调，其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整体发展质量不高；而张掖、武威农业驱动型城镇化发展速率较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市城镇化发展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从城市间产业类型来看，河西走廊沿线城市产业同质性和重复建设问题较为突出、城市间合作机制不完善，不利于河西走廊城市带协调发展。

二、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

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4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这句话经常被学界征引，并被视为论证或说明敦煌在丝绸之路交通、中西文化交流重要地位的绝佳论断。但是如果我们仅停留在对此论述的字面理解上，很有可能把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人为地缩小了。

从地理位置和地域关系来讲，敦煌地接西域，是丝路“咽喉所在”。但敦煌同时也是河西走廊狭长地带的西大门，是河西走廊大地理概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之后，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原通向西域、中亚、波斯、罗马的重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再仔细品味季先生的论断，似乎可以把河西走廊也列入世界四大文明交汇的地区。这种认识，也是基于河西走廊基本的史实。简单考察敦煌的历史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敦煌文明一直是河西走廊整体文明的一部分。

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距今4000到3000年左右的四坝文化、沙井文化，遍布河西走廊各地，河西走廊史前彩陶器型和纹样往往与同时期新疆地区的彩陶有很高的相似性，说明在很早的时期，河西文明就已经和新疆有一定的关联。战国秦汉之际，河西先后被乌孙、月氏、匈奴等几个强悍的民族所占据，到汉武帝之前包括河西走廊、新疆部分地区和蒙古高原均为匈奴人的势力范围。毫无疑问，河西走廊的文明在不同时期并没有被人为分割，而是和更大范围内的西域文明有密切的关联。

河西四郡和玉门关、阳关的设立，把河西走廊和西域划分开来，但即使如此，仍有大量小月氏、匈奴和卢水胡人游牧于敦煌南山，说明河西仍然与西域中亚各民族有着紧密关联。另一方面，汉魏晋时期在河西敦煌等地的移民屯边政策，加上内地官员大族的迁入等原因，使河西的汉文化得以迅速发展，河西四郡因为地缘关系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个整体。尤其是从两汉之际窦融“保据河西”到西晋张轨“出镇河西”，加强了汉文化在河西的传播与影响，到了十六国南北朝时，因为中原板荡，河西相对安宁，成为内地世家大族移民的主要地区，从而使得汉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并发扬光大。

历史上，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武威凉州，而不是敦煌沙州，而石羊河流域的武威绿洲和黑河流域的张掖绿洲，也远比疏勒河流域的敦煌绿洲要大。《后汉书·孔奋列传》记:“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百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辙致丰积。”《太平寰宇记》言“汉末天下大扰，而河西郡独安，姑臧称为富邑，以通羌故也。”五凉时期的前凉、后凉、北凉均立国凉州，隋唐时期凉州成为陇右的中心，唐代河西节度使治所即在凉州。《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凉州襟带西藩，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

到了明清时期，更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说。因此，要在文化上把敦煌和河西走廊分开，显然非客观的历史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河西走廊也担当着世界四大文明交融、交汇地的角色。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刻意地扩大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地位，而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判断。

西晋时期有“敦煌菩萨”之称的竺法护，在中国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法护本为世居敦煌的月氏人，在敦煌翻译佛经，游历西域三十六国，通晓各国语言文字。有这样国际背景的高僧世居敦煌，其实正是敦煌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交汇地的重要表征。

事实上，不仅仅是敦煌，中古时期的河西走廊均有如此之特征，北凉高僧昙无谶在凉州译经，影响深远，凉州的佛教后来又因北魏迁凉州三千余口及像昙曜等高僧的到来而传播平城，同时也因北凉流亡政权的西迁而传到高昌，已经把凉州佛教的影响远播河西之外了。到了隋唐时期，河西走廊一直是中亚商业民族粟特人的重要聚居地，自西而东从敦煌、瓜州、肃州、建康、张掖一直到凉州，胡人聚落绵延不绝，唐代诗人岑参“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诗句，正是大量西域人聚居河西的反映。河西州县所在，俨然丝路上的一个个国际都会。

有了以上的文化整体性和文化关联性，河西走廊在历史时期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同时也在丝路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和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基于以上的历史认识，我们在拍摄《河西走廊》时，始终把河西走廊作为一个文明交汇交融的区域，始终关注河西走廊在中古时期对中原王朝政治、军事和文化的贡献和意义。

非但敦煌，河西走廊也可以说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地。综观历史，河西走廊自汉代以来即一直扮演着中西文明交流中心地的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河西的历史进程中，中原传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融合从未停止过。这种融合表现在宗教、文化、艺术、服饰、饮食、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

著名的丝绸之路纵贯河西走廊，随着中亚地区胡人的进入，河西走廊成为商业民族粟特胡人重要的聚居地，沿着走廊重镇沙州(敦煌)、瓜州(安西)、肃州(酒泉)、建康(高台)、张掖(甘州)、凉州(武威)一线，形成入华胡人定居的文明景观，如唐天宝年间敦煌沙州城东的“从化乡”有胡人1400余口，规模之大，未曾有之。又如移居丝路重镇、长安北大门的原州(固原)地区的粟特后裔史姓，即是自称来自河西建康“飞桥”一族。伴随着商人和商业的进入，宗教、文化、艺术等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据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记载，早在魏晋时期，河西的敦煌、武威即是中西文明交流的重镇。曹魏时期敦煌太守仓慈就从官方的角度保护胡商利益，给他们优惠的政策，鼓励胡汉通婚。而隋朝中央政府派裴矩专门到河西经营丝路和西域胡商，炀帝又不远万里西巡张掖，这是历史上中原皇帝唯一到过河西的事件，此举充分表明了隋王朝对河西的重视，对丝路商业的有力推动，之后丝路畅通，盛极一时，为其后盛唐文明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河西陇右也成了天下最富庶的地方。

三、河西走廊在我国的战略地位

在宋代以前，陇右河西一直是中原统一王朝重点经营的区域，因为在海上交通还不发达的时期，受中国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东南环海，大海成为当时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西南则是长年冰雪的青藏高原，翻越极其困难，东北寒凉，受到限制，北方大漠，也不易通行，加上西南、东北和北方长期以来为各少数民族占领，人口分散，不易供给，因此中原王朝向外交往发展的空间唯有过陇右穿河西达西域中亚之丝绸之路。

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东端是富庶的华夏帝国，西端则是热衷高档消费的希腊、罗马与大食帝国，中间地带中亚地区正是商业民族粟特胡人的故乡，诸多原因使得经过河西长廊的丝路成为中古时期的国际交通大道，在河西沿途有大大小小的绿洲便于联络供给。因此，河西走廊即成为历代中原王朝极力经营的地区。

汉代为了通西域，先是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来派大将霍去病在河西大败匈奴，建立河西四郡，开始了中原王朝对河西的有效管理，从此河西正式并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中，汉文化也成为河西的主导文化。经过魏晋十六国北朝的长期分裂割据，隋代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对河西的经营是空前的，先是派裴矩到河西经营丝路交通，后有炀帝庞大队伍的西巡。

有唐一代在河西设立节度使，凉州成为唐帝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陇右集团成为唐朝重要的政治集团。唐帝国与吐蕃、大食在河西和西域展开较量，吐蕃人在727年攻陷瓜州后，大肆掠夺。史书记载吐蕃人自称从此连老百姓也穿上了上等的好衣服，生活况发生了大的变化，可见河西之富庶，地位之重要。唐朝作为受胡文化营养滋养下开放文明极其发达的帝国，其政治中心区胡人的贡献不可磨灭，而这些胡人多是来自陇右河西流寓中原的后裔，其代表人物有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替李唐打下河西的安修仁、安兴贵及其后代安元寿等。

不仅如此，河西也是唐帝国与突厥汗国、后来的回鹘在争夺北方大草原统治地位的大后方之一;河西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成为青藏高原吐蕃与北方草原突厥两个强大民族政权与唐交往、冲突的中间缓冲地带，充分说明了河西在唐代政治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历史的车轮总是在向前滚动，唐代的诗人感叹“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而今天的河西走廊则恰是联结西出阳关“故人”的新丝路、新通道，同时，也是我们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向丝路沿线遍洒春风的欧亚国际大通道主动脉必经之地。通过河西走廊的丝路古道，文明互鉴，经济互动，民心互通，河西走廊沧海桑田，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若从国家的“西部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眼光审视河西走廊，如果再考虑到中亚、中东和沿丝路周边国家的国际安全，再看看穿河西而过的油气管线，河西走廊再次站在了国家安全的前哨，历史不是在重演，而是河西走廊一直关乎国家经略。

四、河西走廊地级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条跨越了两千余年的开放之路，千里河西走廊因族群互动而兴、文明交往而起、商贸往来而荣、文化传承而耀、战略驱动而显，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河西走廊沿线的城市，也因茶马互市、交流互鉴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乃至都会。步入新世纪，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政策倡议和甘肃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区域发展定位的背景下，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和提升。

然而，河西走廊也因深处内陆腹地，存在科技创新力不足、参与经济双循环的开放意识不强、产业集聚能力不高等短板，近年来也出现人口外流、经济发展滞后等城市收缩的迹象与趋势，成为制约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未来发展可能面临动力不足、活力不够、竞争力不强的危机。

河西走廊的地级行政区划不够科学合理，导致甘肃省在河西走廊没有形成经济增长极，无论是酒泉市、嘉峪关市，还是武威市或张掖市、金昌市，都不足以形成河西走廊的龙头城市，因为这几个城市的规模都大致相当，没有鹤立鸡群的城市。因此，城镇规划君何方洪经认真分析，认为甘肃省有必要尽快对地级行政区划进行优化调整，比如可以考虑将嘉峪关市并入酒泉市、金昌市并入武威市形成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同时可以考虑将敦煌市升格为地级市，打造世界文化旅游之都。

（一）河西走廊地级市规模差异过大，发展不够均衡

目前河西走廊共有酒泉市、嘉峪关市、武威市、张掖市、金昌市5个地级市，其中有些地级行政区域、县级行政区域人口数量过少或土地面积过小。个别地级行政区域之间人口相差较大，如七普嘉峪关市为31.27万人，金昌市43.8万人；而人口最大的地级市武威市146万人，人口第二多的张掖市113万人。

虽然“老大哥”张掖市、武威市、酒泉市和“小弟弟”嘉峪关市、金昌市（如31万人口的嘉峪关市）各方面差别很大，但因辈分相同，故将其放在同一层面上考核政绩，则结果很难体现“谁是真正的英雄”。要改变这种现状，应对河西走廊人口较少的地级行政区域通过降级或补差使各地级市人口相对平衡。

（二）河西四郡只有敦煌郡没有成地级市

西汉汉武帝时期，“封狼居胥”将军霍去病率领轻骑兵采用“闪击战”千里奔袭击败匈奴休屠王部和浑邪王部，将河西走廊全部纳入了西汉的领地，打通了古丝绸之路。于是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四个郡（先设武威郡和酒泉郡，而后再设的张掖郡和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也被称为“河西四镇”（这四个城市名都是古名延续至今，所以很有文化底蕴）。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四郡都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名城，尤其是在汉唐时期十分的繁华鼎盛。将河西四郡并入华夏版图，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到了今天，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都是甘肃省的地级市，甚至曾经不毛之地的嘉峪关和金昌市都成为了地级市，但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郡却并不是地级市，只是酒泉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实际上今天的敦煌只是一个被历史上与其齐名的酒泉代管的县级市，行政地位远低于其历史上的赫赫声名。所以城镇规划君何方洪认为，有必要将敦煌市升格为地级市。

五、撤销地级嘉峪关市并入酒泉市设想

嘉峪关市作为全国仅有的四个不设区县的直筒子地级市（另外三个市广东省东莞市、中山市和海南省儋州市），嘉峪关地级市不仅土地面积小，常住人口少，由于源于矿产起家（钢铁厂），目前面临资源枯竭问题，发展潜力和空间有限。

而且酒嘉一体化（酒泉市与嘉峪关市融城一体化）已提出很多年，嘉峪关市并入酒泉市后将更有利于两地的经济发展和融城一体化，打造成为甘肃省第二大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支撑河西走廊这一华夏脊梁。

（一）撤销嘉峪关市并入酒泉市的好处

将嘉峪关并入酒泉有助于促进嘉峪关的发展。嘉峪关位于甘肃省的西部，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然而，由于地处偏远，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之相反，酒泉市位于甘肃省的西北部，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和战略要地，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将嘉峪关并入酒泉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促进嘉峪关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强化酒泉的战略地位。

（二）撤销嘉峪关市并入酒泉市的难点

假如要撤销嘉峪关市并入酒泉市，则需要解决一些难点问题。一是需要协调嘉峪关市和酒泉市两个地级市现有的行政机构和人员，确保两个地级市合并后的政府机构运行顺畅。二是需要合理地安排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以促进两地的经济协同发展。三是需要考虑如何保护和传承嘉峪关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其成为旅游业的重要支撑。

（三）撤销嘉峪关市并入酒泉市后的影响

撤销地级嘉峪关市并入酒泉市后，将有望实现嘉峪关与酒泉的资源互补和经济协同发展。嘉峪关市的旅游业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酒泉的各项产业和战略地位也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这将有助于提高新酒泉市的综合实力，促进河西走廊地区的繁荣和稳定。

六、撤销金昌市并入武威市设想

金昌市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任何名气，就是在甘肃省内也毫无存在感，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金昌市。金昌市的地理位置在省内的中部地区，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好，左右相邻的城市是武威市和张掖市。金昌市的发展其实是不好的，水资源是比较少的，因为金昌市是一个缺水型的城市，因为气候和和地形，生态环境没有那么好，发展的速度就比较慢一点。

因为金昌市辖区面积小，常住总人口极少，市域总人口不足50万人（面积7,549 km²，人口47.05万人）。金昌市以矿立市，仅辖两个县级政区（金昌市辖一区一县），是一座因镍矿而设立的城市，被称为祖国的镍都。但是随着资源的开采，金昌市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假如金昌市并入武威市后，境内的资源将得到充分的利用，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发展。金昌市城市规模小，经济总量微小，综合实力极弱，目前存在产业转型等诸多问题，合并到武威市也是别无选择，也是最佳最合理的选择。在金昌地级市并到武威市之后，武威市由此也将改变“单区市”的现状。

金昌市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以其独特的黄河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而武威市则是甘肃省西北部的重要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拥有丰富的农畜产品和矿产资源。两座地级市合并后可以实现资源整合和互利共赢，在旅游、农业等领域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链。

而且金昌市原本就属于武威地区的一部分。1981年2月9日，武威地区析出永昌县，置省直辖金昌市（地级）；翌年9月1日，金昌市人民政府成立，金昌市政府驻金川，下辖永昌县。所以目前撤销金昌市并入武威市，属于金昌市的回归，是有历史依据的。

12年前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甘肃省人民政府就制定出台了《金昌—武威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划》，标志着金武经济区建设正式启动，希望把金昌和武威经济区建设成为资源同享、产业互补、生态共建、社会相融的一体化发展创新示范区。最终目的也是金昌市与武威市合并打造成为甘肃省域副中心城市，这就为未来撤销金昌市并入武威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七、将县级敦煌市升格地级市设想

敦煌市作为县级市，要承担国家和甘肃省战略使命，显然是小马拉大车，从承担国家战略使命、加快文化自然遗产保护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来讲，应把敦煌市升格为地级市。目前敦煌市作为酒泉地级市所辖的县级市，在开展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特别是莫高窟、玉门关、悬泉置、锁阳城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中，无论是资源分配，还是跨县市协调，都面临着较多的瓶颈和束缚。

一是因为敦煌市是国际旅游大都市。从各方面的信息反映看，都把敦煌市看作中国的旅游大都市，国际上和国内都这样思考称谓。这也是客观的。因为敦煌莫高窟确实太重要和影响太大了。但是，目前的敦煌市只是一个县级市，权力和能量都有限，发展受到极大的约束，如果升格为地级市，将更有利于推动敦煌国际旅游大都市的发展。

二是因为敦煌市的升格对于把陇海线与青藏线贯通起来，有重要的中介功能。目前，青藏铁路已经开通，国家也已经计划和正在勘探设计从柳园一瓜州一敦煌一当金山口一格尔木的铁路，敦煌市是中间最重要的枢纽站。

三是考虑到地方干部的具体情况，原来嘉峪关市的部分地级干部和县级干部，可以考虑将其安排在新的敦煌市，这也符合地方干部基本稳定的原则，也会减轻合并阻力。

新升级的地级敦煌市辖敦煌区、瓜州县、肃北县、阿克塞县和马鬃山县五个县级行政区（一区四县），同时马鬃山升级为县。以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为基础，个别调整若干数据后，再进行重新组合就可以得到新地级敦煌市的基本指标是：国土面积为13.7万平方千米，耕地面积为110万亩。这个新的城市是以工业和旅游业为主体的新型经济结构，同时发展其他优势产业和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