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力证中国小麦西域传来-其中潜藏内亚史观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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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学者多角度力度力证中国小麦西域传来

日本学者木原均用人工培育实验说明必须有野生一粒小麦、二粒小麦、山羊草才可能驯化栽培普通小麦，在上一篇文章《中华农耕文明真相——中国小麦是西方传来的吗?》里，明文辨史批驳了这个观点，并批驳了栽培普通小麦起源于西亚，并经中亚传入中国的学说，证明了栽培普通小麦起源于中国地区。

关于中国小麦是西亚传来的，日本学者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日本人篠田统声称，早在《汜胜之书》以前中国古书中所有的“来”和“牟”，都指的是大麦。而小麦则是张骞出西域之后才传入的。他还从饮食方式上进行诡辨，认为中国人粒食传统悠久，而粉食技术的出现则相当晚近。”

摘自《中国六倍体普通小麦独立起源说》

日本学者篠田统列出了三个中国小麦西来的理由：

1、在西汉的《汜胜之书》以前中国古书中所有的“来”和“牟”，指的都是大麦；

2、小麦是张骞出西域之后才传入中国的；

3、中国人粒食传统悠久，而粉食技术的出现则相当晚近。

日本的学者竭力从多个角度证明中国小麦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传来的。不得不说，最了解中国，最可能对中国形成威胁的，还得是中华文化圈内部的势力。

事实果真如此吗？明文辨史对这三点逐一进行分析。

二、中国小麦并非西域传来的辨析

1、在西汉的《汜胜之书》以前中国古书中所有的“来”和“牟”，指的都是大麦

日本篠田统先生在他所著的《五谷的起源》 一书中认为，“小麦”这一名词最早见于西汉《汜胜之书》 (公元前一世纪)，在《汜胜之书》以前的古书中没有小麦。中国汉以前古书中所说麦都是指大麦。他说“来”、“牟”都是指大麦，他认为小麦可能在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中国的。

还有日本的星川先生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小麦是从外国传入的。星川先生在他所著的《栽培植物的起源和传播》 一书中谈到小麦的起源时，说小麦在古代从阿夫加尼斯坦越过加伊帕山卡传入印度，又从这里经必鲁马通过云南、四川等道路传到中国。另一条道路是约在2000年前北方从多罗基斯坦平原经蒙古传到中国北部的黄土地带，并认为这是中国北部小麦的最早记载。

摘自《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

“麦”字大量见诸于殷墟甲骨文中。虽然有假借来去的“来”字，但是还有多种字形，都是麦类作物的象形字。此外， 殷虚卜辞中更有“ 来麦” 、“ 受麦” 、“ 呼麦” 、“ 其麦” 、“ 告麦，以及“ 田麦” 和“ 食麦” 等记事文字。甲骨学界虽然对上述辞文的含意的训释不无争议， 只是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殷商时代麦作生产盛况的这一点， 各家所见雷同。

摘自《中国六倍体普通小麦独立起源说》

只要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先秦文献中有关麦的记载，就会发现先秦古书中所说的麦并不是指大麦，而应当是指小麦。在战国《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中有关麦的记载中就可以找到我国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已经栽培小麦的证据。

《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日中出，豨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其中“孟夏之昔”，指夏历四月下旬；“三叶”指荠、葶苈、菥萁，三种都是十字花科植物，到四月末枯死，而大麦就在此时成熟，到了收获时节。“日中出”指夏至，夏至是五月中旬的节气（芒种是五月初的节气），豨首即天名精，《名医别录》说，“生平原川泽，五月采”，就是在五月当豨首苗初生的时候，采它的宿根供药用，此时小麦已经黄熟，没有绿叶，到了收获贮藏的时候了。大麦的收获时节比小麦早半个月，这里说四月末收大麦，到了五月 中又将收获的麦，显然应当就是小麦。

如果说先秦没有小麦，这个五月中收获的麦仍是大麦，为什么在同一篇文章里，相隔不过三十多字，要用麦和大麦两个名词呢? 既然“麦”就是大麦，为什么突然冒出“大麦”这个名词呢?按照一般情况说，“麦”既然是多少年来 (从甲骨文中有麦字，到《吕氏春秋》时已有一千多年)习惯用的名词。这个后来出现的名词，应当是因不同于原有的麦而命名的。而且这里同时提出“大麦”和“麦”两个名词，而不是“小麦”和“麦”两个名词，也不是“大麦”和“小麦”两个名词，我们更加有理由断定这里称作“麦”的，是小麦而不是大麦；先秦古书中所说的麦，一般是指小麦而不是指大麦。

摘自《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

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吕氏春秋》中所说的麦的穗部结构及其特点， 可以更进一步断定它是小麦而不是大麦。

《吕氏春秋·审时篇》说，“得时之麦，……二七以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大麦穗多数是六棱的，籽粒排列成为很明显的三行(一面三行，两面共六行)，如果是大麦，应当说三七以为行。小麦穗在正面看不到明显的行列，在侧面看，则成二行，所以说“二七以为行”，显然是指小麦而不是指大麦。

另外大麦有颖壳包在种皮外面，颖壳没有红色的，去壳后的麦粒，作青灰、黄白、棕黑、或近似元麦的颜色较淡，近乎棕色。小麦有红皮和白皮两种，红皮小麦颜色比较红紫，这里所说麦皮赤色，也应该是红皮小麦，不是指大麦。

摘自《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

及至汉代《汜胜之书》中， 又有“ 旋麦” 和“ 宿麦” 之别。旋麦该是春小麦， 宿麦应该是冬小麦。

而且先秦至汉那样重视麦，小麦显然比大麦好，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如果说原来只有大麦，到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以后才传入小麦，不会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当时及稍后的文献中丝毫没有反映，我国古书中没有一点记载。这就说明这时代大家对小麦已经习以为常，无需赘述了。

摘自《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

在春秋战国以前，已经有“麦”字，它是大麦、小麦的统称。到春秋战国期间， 还用来”、“牟”二字指代大小麦。由于当时小麦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作为统称的“麦”字逐步转化而为小麦的专称。大麦是有稃大麦和裸大麦的总称，但习惯上往往称有稃大麦为大麦，而称裸大麦为裸麦或元麦，在青藏高原称裸大麦为青稞。

有读者解释说，“来”字小麦形，本意小麦。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的野生小麦的麦粒被雨水冲刷带进河里，搬运到先民的聚集地，所以来又有了来去之来的含义。以前的训诂家解释为小麦种子为天上赐来，不妥。因为小麦对于人类之重要，是非常显著的特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以又拿来标记河流，比如涞水、涞源、涞滩（加三点水以示区别）。所以从字源都可以看出，小麦就是中国本土作物。

2、小麦是张骞出西域之后才传入中国

日本学者认为张骞出西域之后才传入中国的。如上文所述，及考古已经发现中国有5000年前甚至7000年前的小麦遗存，所以中国的小麦不可能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才传入中国的。关于这一点，无需赘述。

3、中国人粒食传统悠久，而粉食技术的出现则相当晚近

日本学者说，最早明确记载小麦的是西汉的《汜胜之书》， 在这之前中国没有粉食技术和磨面工具。因此， 他们断言中国的小麦和粉食技术是张骞通西域后从外国传入的。

“日本蓧田统先生还提出另一个证据，说小麦的种皮硬不适合于粒食，粉很粘，宜于磨粉作面食(大麦则种皮较软，而粉不粘》，而中国古代习惯于粒食，真正粉食见于杨雄《方言》，和汜胜之同时，于是他说中国的粉食技术也是张塞通西域以后从外国传入的。”

摘自《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

小麦不一定要粉食，也可以烧烤食用：有芒与带壳的麦粒如果用火烧烤一下，去掉芒与壳，被烧熟和略带焦味的麦粒吃起来是既焦香又味美的。

摘自《中国普通小麦的起源与传播》

麦粒也可以用来煮食：西汉时期的“野人农夫“还留有吃“麦饭”的习惯(磨麦合皮而炊之也)。这说明我国古代的麦饭，是磨麦合皮而煮成的。

摘自《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

如果说到粉食，中华先民可以说是人类粉食的鼻祖了。

且不说中国的文献记载，根据中国考古发现，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就有能够粉碎谷物的石磨棒和石磨盘，而且这种考古发现有很多。

距离现在7400多年的后李文化的诸城市朱解镇陆吉庄子村，发现了十几件石磨棒和石磨盘，就是用来给谷物（草种籽）脱粒用的工具。

诸城发现的石磨棒和石磨盘

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岗遗址发现了至少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

2002年11月，在青海喇家新石器遗址（距离循化县城30公里处）考察时，于齐家文化的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只倒置的陶土碗，覆碗之下藏着一碗淡黄色的面条。

青海喇家新石器遗址发现的陶土碗

这碗长约50厘米、直径约0.3厘米、粗细均匀的面条，经鉴定距今4000年，这碗世界第一面的原材料是小米混合少量糜子。

青海喇家新石器遗址发现的世界第一面

小米是没有什么黏性的，小米面团粗糙易碎，拉伸性很差，怎么能做成面条呢？经过多次模拟试验，研究人员在吸取民间锤砸、用烫面增加黏性的工艺基础上，利用传统饸饹面制作工具，借鉴挤压糊化凝胶成型，在没有添加任何增粘剂的情况下，终于成功模拟制作出了长度超过1米的小米面条，从而证明小米是可以做面条的。

世界第一面的出土说明中华先民至少在4000年前就掌握了粉食技术。事实上，考虑到中国发现了众多距今7、8000年的用于谷物脱粒或粉碎的石磨盘、石磨棒，可能在7、8000年前，中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粉食技术。

至于从文献角度也可以证明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即有粉食，在此不再赘述。

三、补充一点野小麦进化成栽培普通小麦的遗传学说明

在生物学界，没有生殖隔离的物种都是同一物种。比如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虽然看起来差别很大，但是他们之间没有生殖隔离能够生育正常后代，所以他们是同一物种。狼和狗没有生殖隔离能生育正常后代，所以狼和狗是同一物种。马和驴杂交生育的骡不能繁育能正常生育的后代，所以马和驴不是同一物种。

植物也是有生殖隔离的。但是人工培育的杂交植物，通过人工技术手段完成了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不能通过杂交培育来判断植物是不是同一物种，但是一般能杂交的植物至少得是同科植物，具有相似的物种特性。

科学家们将野黑麦与普通小麦杂交培育高产优良的多倍体小黑麦的实验早已获得成功。在黄河流域，甚至有更多与普通小麦亲缘密切的禾本科野生植物，诸如野黑麦、鹅冠草以及羊草属的小麦草，等等。尤其是植物学特征与普通小麦栽培种亲缘最接近的小麦草，自1953年以来，在河南的卢氏县、三门峡、洛阳以及陕西的宝鸡、西安各地相继都有大量发现。科学实践已经证明，生长在我国黄土高原的野黑麦，完全可能是普通小麦的祖先型。

通过细胞学观察，发现云南铁壳麦和西藏半野生小麦的染色体数都是2n=42，染色体形态及谱带均比较接近。说明青藏高原也是小麦发源地之一，并且曾经出现过一个由青藏高原向云南扩散的历史过程。

普通小麦和野生小麦根端染色体数的常态分布，其众数也为42。经杂交亲和性测定结果，野小麦与普通小麦杂交，可顺利得出能育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子代，酯酶同工酶分析表明，在小麦草——野小麦——栽培小麦之间具有明显的亲缘联系。

实验证明，中国的野小麦跟栽培普通小麦，能够杂交培育正常后代，他们是非常相近的物种。所以从中国的野小麦演化成栽培普通小麦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按照日本学者木远均的实验进化才能获取原始的栽培普通小麦的逻辑，确定只有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的野生分布地才是驯化栽培普通小麦的地区呢？

在西亚，发现小麦遗存的附近150公里范围内，都没有发现野生的一粒小麦、二粒小麦，恰恰缺乏由野生一粒小麦、二粒小麦演化为普通栽培小麦的证据。而在中国，发现普通小麦遗存的附近就有野小麦，这正好说明栽培普通小麦由野小麦进化而来的合理性。

摘自《中国六倍体普通小麦独立起源说》

四、大量西域传来说潜藏的内亚史观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不只小麦从西域传来，按照历史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中华民族人种、冶铜术、冶铁术、马车、车轮、驯马、 犁、规矩、天平、印章、剪刀、玻璃、毛织品、地毯、山羊、绵羊、羊毛加工技术、黄牛、牛奶加工技术、蜂蜜、大麦、胡麻、胡桃、胡椒、核桃、葡萄、黄瓜、大蒜、蚕豆、香菜、苜蓿、石榴、胡萝卜、佛教等等很多事物都是从西域传来的。

摘自《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

就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接受了很多事物西域传入的历史学说。

摘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

日本学者力证的中国小麦及其他众多事物西域传来的学说里，潜藏着满满的内亚史观：不要说汉唐元明清等很多历史时期，西域就在中华政权的范围之内，就是现在，西域所包含的新疆、西藏、内蒙古不就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吗？西域有小麦，不就包含了新疆、西藏、内蒙古有小麦，不就代表中国有小麦吗？为什么会有小麦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说法？为什么在谈到小麦起源时把西域与中国分开？其他众多西域传入中国的说法，把新疆、西藏、内蒙古和中国的关系置于何种地位呢？新疆、西藏、内蒙古还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其实就是日本大力宣扬的分裂中国的内亚史观在作祟。

其实近现代分裂中国的思想理论来源一直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变得强大以后，一直图谋分裂和吞并中国，象蒙元和满清一样夺取中华政权，继承中华大统，为此诞生了众多理论思想家，创造了多种理论学说，支持这种图谋。这些学说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征讨清国策》中的七块论，北辉次郎的八纮一宇论，内藤湖南的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唐宋变革论，矢野仁一的元清非中国论（又称满蒙非中国论），宫崎市定的中国文明的中毒与解毒说、建设东亚新秩序说等等。

这些理论将汉族政权、中原政权等同于“中国”，窄化“中国”的意涵，并将汉族建立的政权与游牧民族政权隔离、对立开来，日本自认是中华唐宋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妄图像满清或蒙元一样问鼎中原，继承大统。

二战后，日本的这些理论进化成崖山之后无中国论和内亚史观。日本史学界一直散布内亚史观，从思想理论上分裂中国：内亚史观指明在东亚大陆，自古以来一直是内亚民族在主导东亚，主导中华帝国，为此需要重构东亚史，清除汉文明中心史观，建立“非汉中心史观”， 即以蒙古帝国—大清帝国—日本帝国为主轴的内亚史观。

内亚范围图

二战后，美国学界继承了日本军国主义衣钵发展出了“新清史”。“新清史”主张元清是内亚帝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清并没有真正汉化，统治方式也与传统中国不一样。新清史”的最大特点是内亚本位或者说是内亚视角，否定了自古以来的中国史观——华夏史观系统。

“内亚史观”和“新清史”都颠覆了中华传统史观，鼓吹去“中国化”，为了分裂解体中国宣扬“民族共和”，以全球化、国际化、民族化、内亚化来颠覆中国的爱国主义传统。

日本政府对华“认知作战”持续很多年了，日本外务省预算申请重点之一就是为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正确姿态”而加大外宣力度的工作项目，预算申请中的“外宣”战略，就是在各国培养配合日本的知日派亲日派。之前日本外务省就曾泄露了一个中国公知、大V名单。他们通过文化软渗透、金钱收买等各种手段，令一大批知日亲日分子为日本摇旗呐喊，来争夺在中国的话语权。

复旦大学葛教授的分裂是中国历史进步的动力说，考古许专家的中国青铜器马车草原传来说，中国社科院易研究员的中华文明青铜之路传入说，曾经赴日留学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某负责人也接受了不少西域传入说。这些都是内亚史观的体现。

虽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某负责人就是西方黍起源年代严重夸大造假事件的亲历者，但是不妨碍其仍然接受西亚文明起源年代早，中华众多文明西域传来的观点。

通过中西黍起源年代的考古对比案例就发现，西方文化年代大大地被夸大了。“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这批粟和黍之前，学术界认为世界上最早的黍是西亚出土的，有7000年的历史，欧洲出土的黍有5000年历史。但是，最新的高精度科技测年研究表明，这两个地区的黍都没有早于“4500岁”的。比我国发现最早的黍晚得多。”

这个西亚黍是在号称7000年历史的哈拉夫文化层出土的，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山区。根据实际科技测年结果，跟西亚黍同一地层的哈拉夫文化层实际历史是4500年，应该比声称的7000年减少2500年。

但是，他们并没有变更哈拉夫文化层的历史年代。要知道西方文化遗存年代大多是通过地层学对比确定年代的，如果哈拉夫文化层的历史年代调整可能意味着西方所有遗存文化年代都要调整，这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

摘自《王巍：文化交流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在兰州的演讲》

直至今天分中裂华势力还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台湾、香港等问题上大做独立文章。看看现在的各种历史认知乱象，背后都有无形的大手在推波助澜。分裂族群、分裂领土的行径，无论是谁，获取其行动的正当性从歪曲历史认知开始，导致蒙独、疆独、藏独、台独、港毒五毒思想的伪历史观盛行。

众多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主要都是用”西域传来“进行叙事的，这也正好迎合了内亚史观的逻辑：内亚民族在主导东亚的发展。

据明文辨史所知，在顽固的西亚起源、西域传来的思潮之下，即使某些遗址考古发现了可能是年代更早的文物遗存，都会被有意识地忽略，不予鉴定，不予公布，因为这样可能会颠覆传统的历史观念，会得罪很多人。

2023年9月25日，在位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陶寺古观象台前，陶寺遗址、齐家坪遗址、石峁遗址等18处五千多年文明遗址的考古队长共同发布“陶寺宣言”，向全国考古爱好者、历史文化爱好者发出“参与考古遗址研学，传承中华文明”的邀请。宣言中称，“我们身处五千多年文明的发祥地，在五千多年亘古未变的阳光、空气与风之间，我们走在一起，结为考古遗址研学的联盟。我们将不断探索、感知、继承、发扬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这是悠久历史的馈赠，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其中所指为何，不言自明。希望中国的历史和考古人都要实事求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罪人。

结语

谦虚和感恩的品德很重要，但是实事求是的原则更重要。不去甄别文明历史真相，任由西域传来的荒谬历史叙事盛行，不但助长了中华文明西来说，歪曲了历史发展逻辑，更可怕的是助长了分中裂华的思想，误导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遗毒后患无穷。

鉴别伪史金句5：无法科技测年的遗存，又没有严谨的同出遗存科技测年证明年代的，很可能是伪史！

参考文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11月，王巍、赵辉

《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丝绸之路》，2019年第2期，易华

《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 2007(04)，靳桂云

《小麦染色体组的起源与进化》，《生物学通报》，1999(05），何瑞锋

《中国几个特有普通小麦起源研究》，《四川农业大学学报》，1992年10（1），杨武云、颜济、杨俊良

《中国六倍体普通小麦独立起源说》，《农业考古》，1989-04-02，陈恩志

《普通小麦起源之谜》，《种子世界》，1987(04)，梁祖霞

《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04-02，曹隆恭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续）——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农业考古》， 1983(01)，黄其煦

《中国普通小麦的起源与传播》，《世界农业》，1980(10)，李璠

《美国与中国》，中译本第22~23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本，费正清

《历史网》，《王巍：文化交流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在兰州的演讲》，王巍，文章链接：
http://his.newdu.com/a/202212/25/2968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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