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差多态乃幸福本原：以赛亚·伯林眼中的二十世纪

对所有想全面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各个政治思潮之间历史渊源、义理关系的中国读者与学者而言，以赛亚·伯林是一个不可绕开的思想人物。同样，所有想深刻理解当今时代尤其是俄乌战争冲突以来人类世界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冲突与文明冲突的读者，也都可以从伯林那里获得各种智识上的启发。这是因为伯林的思想不只是思辨的，而且还带着极强烈的现实感。

著名人类学家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那本访谈录里描述牛津大学对他个人学术风格的影响时，曾提到最初从事古典哲学研究的伯林后来之所以影响力那么大，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哲学贡献，而是因为他对世界政治尤其是二战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有细致又直观的解释，然后再通过哲学的方式讲出来。被伯林以哲学的方式讲述的世界政治问题包括：西方国家对纳粹要不要绥靖？要不要接触希特勒？对苏联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项飙那段简单的评论文字其实与其专业著述的典型风格有点不搭（无贬义）。他坦言自己对理论、对大词不感兴趣，但在一本以极为直接直观的方式讨论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书里，又自然而生动地评论起一个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家的影响力，这让笔者感到一点惊讶与惊喜。

虽然项飙对伯林的描述只是附带地、点到为止的一点点篇幅，但其判断与西方学术界的代表性观点是吻合的。英国学者彻尼斯在《一种思想及其时代：以赛亚·伯林政治思想的发展》一书中就论证了，伯林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就是：在二战后那种既令人窒息又令人困惑的铁幕氛围里，他对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等具有普遍现实意义的问题作出了出色的独特分析。

本文以对中国读者而言最有意义的三个历史现象为焦点，论述为何伯林政治思想被认为具有超强的现实感。这三个现象是：苏式左翼思想在英国的历史痕迹、苏联的统治方式、左翼思想与唯一真理论的亲和关系。

作者｜黎敏

《一种思想及其时代》，作者：[英]约书亚·L.彻尼斯，译者：寿天艺，译林出版社2023年4月。

“幽灵”降临英国

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英国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文明的历史典范。自由主义是这个国家政治、法律与社会生活的传统及价值底色。自由主义文明以包容多元思想为突出特征，包括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伟大思想都曾在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度得到孵化。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社会一度出现迷恋苏联共产主义的思潮，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名场面“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州游荡”——再次在伦敦上演。

鉴于无论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苏联，都以批判和消灭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为自身目标，那么完全可以说，“自由主义的英国”容忍反对甚至仇恨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想——这是英国制度与社会生活一个持久而深刻的历史特征。

横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次英国左翼思潮概括而言有以下特征。宣称自由主义已没落甚至要灭亡；相信苏联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文化现代主义的代名词；坚信个人的重要性远不及未来伟大事业的重要性，认为个人是革命理想与事业的附庸。这种左翼思潮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提出“李约瑟之问（即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起来？）”而闻名中国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就曾把苏联看作伟大的民主国家，李约瑟也因此获得另一个标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生物化学家，这个称呼在中国人民听来，实在是亲切的很。

李约瑟。

20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之所以会产生迷思，彻尼斯提到主要有两大时代原因。一是因为1929年以来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与大萧条使自由世界的人们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人们发现资本主义真的如马克思所言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社会正义和人的解放。在大萧条带来的绝望年代里，在苏联如火如荼的建设似乎可以成为替代陷入自我怀疑和深刻危机的自由主义的一种选择。二是因为面对英国政府对希特勒当局采取的绥靖政策，英国左派知识分子非常不安，他们渴望能够依靠苏联共产主义世界的力量去打倒法西斯。换言之，一些英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因为对现实不满、对自由民主出现失望或绝望而选择支持甚至投身苏联共产主义。

更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该书回顾了两次大战间隔时期英国左翼思潮与左翼话语提出的两项看上去很正确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内容。这两项动议在当今世界依旧是极具吸引力、同时也极具争议的话题。

第一，它们特别欣赏技术官僚治国制度的效率，希望固守传统的保守的英国能效仿，实行科学精英治国。由科学家组成上议院，改组直到取代传统英国两院制议会的上议院，实现“以科学的方法”组织国家。运用所谓“科学方法”对英国居民进行分类管理，建构一个科学的、理想的乌托邦去克服原子化个体的人性造成的各种限制。

第二，它们开始认同，为了消灭现存的所有罪恶并最终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可以穷尽一切可能的方法，也就是说，“目的正当可以证成手段正当”。布尔什维克信念是，与历史站在同一侧的人在当下就应去服从由未来宏伟目标支配的集体行动，个体作为维持布尔什维克党派机器运转的原材料，可以在这些宏大事业中摆脱世俗困惑、获得解脱。

那么，面对这种思潮，在牛津大学这个顶级象牙塔里的英国政治思想家与哲学家有什么反应？在二战结束后很快来临的冷战时期，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思想界与学术公共领域能否在思想上重塑自由主义的道德形象？冷战时代以降至今世界两大政治阵营的思想争锋对人们理解当代世界的问题有什么启发？研究20世纪最著名的牛津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思想，会让人们对这些问题有豁然开朗之感。

以赛亚·伯林。

无问东西的“人文主义”：

伯林思想的核心特质

伯林既坚定地捍卫自由主义，又对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外交政策中典型的自以为是嗤之以鼻。伯林既洞察到左翼政治的特质，又拒绝意识形态化地对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幸灾乐祸，并不忘对俄罗斯民族在挣脱枷锁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学悟性、艺术成就和思想韧性保持深深的敬意。伯林既敏锐地看到了苏联的内部问题，又反对将失败归咎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更不同意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体化和个人统治。彻尼斯的研究显示，伯林的思想大大超越了他所处时代西方流行的亲苏与反苏的狭窄框架的限制。

这就是说，伯林的自由主义“无问东西”——如同康德哲学无问东西、关注活生生的每个个体、因而具有跨种族、跨文化、跨国界的普遍意义。伯林始终坚持为一种“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辩护，始终拒绝“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拒绝一种“原教旨主义”。

他对任何声称自身是绝对真理的主义都表示怀疑。这种坚定的怀疑主义决定了，他既拒绝布尔什维克式的“历史决定论” （声称人类必然能发现社会前进的某种绝对真理），也拒绝弗兰西斯·福山式的“历史终结论”（声称人类意识形态斗争将以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坚持一种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而非任何官方化的自由主义——在伯林的思想语境中，这“既属于道德-政治立场，又是方法论-认识论立场”。

正是这种超越民族偏见、文化偏见、党派偏见的道德-政治立场，成就了伯林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内在价值和持久意义，也决定了伯林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的非凡地位。在他的道德-政治立场视域里，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固然是一元主义独断论的恐怖试验场，但是，二战后英美自由主义世界亦非至善至美，在那里个人自由同样深受来自政治现实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家长制管理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的深深侵害。

中国学术界熟知伯林构想这些复杂问题的那些著名的分析手法。这些分析手法大多以二分法形式出现，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多元主义（多元论）与一元主义（一元论）、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人文主义与非人文主义、管理主义与反管理主义、科学至上主义与反科学至上主义、刺猬与狐狸等等。这些重要的二元范畴支起了伯林政治思想内容的基本架构。

彻尼斯结合伯林个人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全景式地介绍了伯林自由主义理论的灵感源泉、主要问题意识、根本价值关切，为人们理解伯林这些著名二分法的思想与政治内涵提供了学术指南。

对当代中国的法政思想与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伯林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参数。他出生于俄罗斯，长期生活在英国，多次往返美国与苏联生活工作，对英美自由秩序的机理和以苏联为典型的统治秩序的本质都有鞭辟入里的观察分析。他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对马克思本人始终保持敬意并对马克思个人的思想展开了开创性的研究。对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1939年伯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一书不但没过时，而且称得上是一份重要的智识增量。

《卡尔·马克思》，以赛亚·伯林著，译者: 李寅，译林出版社2018年10月

囿于篇幅限制，本文重点阐述伯林对苏维埃俄国制度问题的观察。至于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反思批判和他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研究，需单独撰文讨论。但这不妨碍我们在此先总结说，苏俄共产主义+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组成了伯林政治思想的三大研究维度。

贯穿伯林这三个维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认识论元素是：始终秉持包容的温和的怀疑论和强烈的道德个人主义。道德个人主义强调“具体个人的具体目的是一切价值的最终归宿，践踏这种目的是一项罪行，因为这世间不存在任何高于个体目的的理念或价值，也因而不存在任何信条赋予某人施暴、侮辱、毁灭他人的权力——个体本身是一切原则与价值的唯一来源。”

伯林是从这个坚定的道德个人主义内核出发去界定自由的基础内涵。“自由的本质永远在于一个人能够依照自己的愿望，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而不被某些庞大的体系所强迫、欺凌与吞噬；自由存在于个体进行抵抗的、不受欢迎的权利之中，也存在于个体为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的权利之中，而唯一支撑这些权利的理由，就是它们是你自己所拥有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除却它之外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自由，或关于自由的幻想。”——这是进入伯林政治思想世界的一把钥匙。

以赛亚·伯林。

人为的辩证法：

一位超然的牛津政治哲学家

对苏联统治术的描述与诊断

伯林1909年出生于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典型俄罗斯人与在俄罗斯生活的犹太人在文化上很不同）。1920年随父母移居英国。1928年19岁的伯林到牛津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他感受到的是一个不关心政治、更不关心俄国的世外桃源般的牛津。青年伯林的政治观点仅限于一般性地支持基本的自由主义运动及其进步力量。

不过，作为俄国1917年革命的亲历者，他比同时代英国人对意识形态问题更敏感，更能抵制乌托邦的强大诱惑。“对俄国的记忆让伯林保留了对暴力、残忍与狂热的极度嫌恶，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在日后将自由界定为强力之下对个人的保护”。但这还只是一种潜意识，在20年代伯林还没有将这种潜意识转化为学术行动与政治活动，这一点就像伯林虽然倾向于支持工党但他并不参与英国政治。

伯林政治意识的真正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服役促使伯林走出了牛津大学这个象牙塔，迫使伯林的目光转离了那种与社会和政治理论格格不入的牛津学院派哲学世界。

1944年伯林以英国大使馆政治观察员身份驻扎华盛顿和1945年以一等秘书身份前往莫斯科。在派驻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那段时期，伯林以外交官身份直接感受过英国、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帝国主义，直接获得过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体系化灭绝计划，他曾被英国政府对纳粹事态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深深地震惊。

多次往返于英美和苏联之间的国际政治与外交经历，直接导致伯林的学术重心从学院派哲学转向更直面社会现实的道德与政治问题。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核心点在于，政治领域有没有道德可言？政治应不应该讲道德？政治应该如何讲道德？政治应该讲何种道德？以及最根本的一点——何为政治道德？

二战后第一次重返俄国时，伯林就切身体验了苏联政府的“无所不在”的以及意识形态教条对所有角落的渗透。这一切促使伯林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对政治的严肃关注，促使他更深入地去建构多元主义，更坚定地去反对一元独断论。敏锐的他感到很多种力量正在威胁自由文明。这种力量认定自己作为知识权威、作为道德权威、作为政治权威的绝对不可撼动，并将这种权威的不可撼动地位上升为信仰体系。伯林将这种信仰体系在哲学上概括为一元论，他认为一元独断论极容易导致暴政与专制。

以赛亚·伯林。

伯林对斯大林时期苏联统治技艺的分析，分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最集中的早期研究是《人为的辩证法》这篇文章。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纪的严重经济危机使斯大林认为继续革命进而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大厦的历史机遇来了。这意味着利用历史机遇巩固布尔什维克想保留的东西的机遇也来了。伯林将这套为继续革命而采取的策略概括叫“人为的辩证法”，指代一种被发明出来的统治技术。

这是一种在极度的高压恐怖强制与放松缓和解冻这两种基调之间不断曲折来回的统治术。伯林曾这样描述这套“人为辩证法”的运行曲线：在重新开启断头机和鼓励动员人民与作家们畅所欲言之间不断波动，辅之以阶段性的宣传活动，这些都是让人民始终处于严密控制之下的规训技术。当这类活动营造的严肃氛围达到临界点时让人民感到窒息不满时，就会有一只“神圣的手从云端降下中止审讯”，克里姆林宫主人这时站出来回应民众的诉求，从而树立起主人的慈父形象。伯林指出只有具备斯大林那样杰出的管理才能正确地把握这套人为辩证法的火候。

“当一切变得即使是对苏联公民而言也过于阴沉的时候，路线就会再次做出调整，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内，生活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变得丰富起来。在这种生活规则之下，社会将始终被维持在一中永久性战时动员的状态中。”伯林明确指出，这种过程并非自发形成，而是人为引导的产物，其成功有赖于原创者、管理大师们的政治智慧。对于如何运用人为辩证法去威慑又笼络苏联人民，伯林有一个比喻。他说，“统治者必须通过对被统治者的情绪来认识自己，从最原始的行为科学的角度上说，这与动物饲养员能够判断他所养的动物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类似。”

总之，同苏俄社会的近距离接触激励了伯林的创造，并对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政治观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彻尼斯认为，若非1945年对苏联社会有过亲身经历，伯林可能不会对俄式的左翼社会理论义愤填膺，也不会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的左翼情绪感到愤怒。同时，政治也不会在伯林后面漫长的学术生涯与思想历程中占据如此核心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西方知识界有理由将伯林归为冷战自由主义者阵营。

但是，彻尼斯认为伯林不是意识形态斗争意义上那种冷战自由主义斗士。伯林虽然不愿意加入共产主义阵营，但他认识到共产主义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是一种新潮流，为此他曾完整地去了解过共产主义。因此，虽然伯林致力于批判地考察斯大林之下的苏联，但伯林又不像西方其他一些自由主义者那样对共产主义本身充满敌意。伯林确信，二战结束后横亘在自由主义西方与共产主义苏联之间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是”宗教改革及其余波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种信仰之争。他一度将共产主义看作由一群充满想象力的知识分子创造的神话故事。因此，实际的情况是，直到二战结束后访问苏联，对苏联版共产主义实践的“历史效果”进行反思、提出异议才开始成为伯林学术生涯的驱动力。

灵魂不是工程

伯林关于俄国和苏联的研究对英美学术界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最主要的一点在于，他对苏联共产主义潜在内涵进行了更深刻更全面的哲学反思。他的反思不是那种纯粹政治激进主义或纯粹意识形态化的批判。彻尼斯认为，与阿隆、奥威尔、波普尔、哈耶克等人相比，伯林实际上并未将“反苏”的思想置于那么绝对中心的地位，毋宁说，他的批判并非追随冷战的潮流，而更像其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一以贯之的必然结果。

通俗而言，伯林对苏联问题的诊断不是为了直接谄媚冷战时期英美现实政治当局，而是他对自身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一种实际诠释运用。伯林自由主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元素就是道德个人主义。

1949年伯林在曼荷莲女子学院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知识分子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论调在西方世界被广为引用（必须指出，伯林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的政治与治理中也存在“系统对个人的规训现象”，那是伯林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实际上这是危险之至的一种基调和趋势。因为这个比喻意味着对于灵魂而言只存在一种健康而有益的情况——就是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只有在与历史铁律下不可阻挡的某种抽象意志、某种集体意志或某个社会运动和谐一致时才是健康的。

灵魂应该有工程师来设计或改造，这种思想在哲学上讲其实就是伯林反对的那种唯一真理论的一个具体表达。“那种唯一真理论，即只有唯一的真理人们必须为之献身，只有唯一的方法可以实现它，只有唯一的专家团体有资格来发现和解释它”。伯林坚信，这种理论无论表现得多么理想主义或超凡脱俗，本质上都是全权主义的。

基于伯林个人早期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他认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质上被人为地、大大地简化并教条化了，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即马克思个人很多思想的异化。在《苏联的心灵》一书中，伯林曾补充俄罗斯人自己的看法，总结到，俄国人已经不再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已经变成庸俗的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

《苏联的心灵》，以赛亚·伯林著，译者: 潘永强/刘北成，译林出版社2010年8月

除此之外，伯林很早就密切关注苏联学术界和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他看到了苏联制度下知识分子的胆怯与自欺欺人的人性倾向，并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苏联那种逼迫个体违背天性的审查制度提出反思。在《文学与危机》中伯林分析了审查制度对苏联文学与知识分子的影响，他呼吁不仅要尽力保护个人自由，而且应告诉人们如果不能以内在自由为名、自我设限自我审查、对政治灾难漠不关心，冷漠的累积会导致破坏性后果。

正因为这一点，彻尼斯认为，《文学与危机》反映了伯林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他从主张个体有脱离政治生活之自由转向为个体的积极政治参与进行辩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林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自己开始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意欲走出私人世界的公共意识，他内心有了一种之前很罕见的欲望——不只是观察与分析，而是想去直接参与，希望能够在历史进程中以某种方式贡献自己的个人力量。

在美国任职的日子里，伯林深入体验实际的政治生活，了解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的种种弊病。战后前往苏联，则使他亲眼目睹了俄国人民与知识分子的磨难与恐慌。所有这些在西方和苏联的双边亲身体验都激发出了伯林的道德使命感。作为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最非凡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伯林也接着这种现实感带来的激情进行创作，由此进入学术生涯最高产的一段时期。

伯林对冷战以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作出了独特的智识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在于伯林思想视域中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洞见。彻尼斯非常精辟地指出，伯林对苏联的判断，具有不容质疑的力量，但他又不是激进好斗的冷战自由主义者。他比很多西方知识分子更早、也更近距离地接触过铁幕的另一端，知道即使在黑暗时代也还存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思想家，这使他与西方世界那种泛泛的恐俄倾向存在差异。

《浪漫主义的起源》，以赛亚·伯林 著，译者: 吕梁 / 张箭飞，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

面对西方与苏联存在的政治危机与思想危机，伯林都关切又保持疏离，思想上投入但行动上谨慎。他始终保持热情，但对成为任何主义的政治宣传员或运动人士又保持警惕，这反映出他内心存在一种横亘在世俗现实与哲学式超脱浪漫主义之间的深刻冲突。童年在俄国有亲身生活经历的伯林，对二战后苏俄政府的所做作为并不感到特别震惊，因为他或多或少对此有所预见。当得知认识的朋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遭遇、得知普通人民的种种苦难时，他一方面既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现实，另一方面又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于是就通过持续地写作对全权统治表示谴责，对苏联人民表达道义上的支持。

总的来看，是诸多可遇不可求的主客观因素以及个人性格的特点，使伯林对二十世纪左翼问题的批判显得既温和但又坚定，使他能一分为二地看待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差异，但又坚信马克思主义本身依旧值得认真研究。他坚持认为在西方大学中研究与讲授马克思主义都是可取的，又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须持有一种有距离的、分析的立场，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大量疑问纳入考量而不陷入任何说教。

作者/黎敏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