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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到1850年激进运动的出现到衰落，体现的不仅是英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更是对这一时期英国社会政治变革的绝好说明。

激进运动的发展与此时期英国的政治发展相互作用，而激进报刊则是英国激进变动的晴雨表。对于激进报刊以及激进运动相关报刊舆论的研究，能够很好的反映这一时期英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激进运动之初的报刊舆论斗争

伴随着法国大革命而兴起的激进运动，最初得到了众多英国民众的支持，激进群众认为英国也应该掀起向法国一样的改革，随着激进运动的发展，激进派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他们决心教育大众，以启发大众的政治权利意识，以此促进议会改革。

在会这样的状况下，激进派积极宣传组织政治讨论，投入大量资金创办出版物，分发宣传品。例如著名的伦敦通讯社，在1794年1月到1795年1月期间，他们设法出版了一份8个页码的周刊《政治人》，共出版了4期。

随着激进报刊的创立，为支持法国大革命,传播激进改革思潮提供了宣传力量。1789年10月，《肯特公报》刊登了“给英国自由拥有者”的讲话，希望法国革命的榜样能促进国内改革。

这篇文章称：“在欧洲大陆的一个由于其卑鄙的奴役而一直被我们所鄙视的国家，现在宣称人类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要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自由。考虑到在我们这个世袭自由的土地上，仍然存在对常识和共同权利感到厌恶的法律，真是太可怕了。”

《谢菲尔德纪事报》亦曾经宣称:“两千六百万同胞打碎了束缚他们的枷锁，奴隶制的堕落枷锁被瞬间抛弃。并且预言，今后的政府不再是少数人针对多数的阴谋，而是会促进大众共同利益。

激进运动的发展在一开始便使得统治阶层感受到了威胁,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倾向,激进主义在英国民众中市场越来越小。例如,《晨邮报》和《纪事晨报》在开始的阶段都不同程度上支持了革命思想，但是当法国大革命开始出现暴力过度倾向时，它们开始退缩。

与此同时，出现了众多亲政府的保守主义刊物，开始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激进运动提倡的议会改革。英国的激进派被刻画为嫉妒贵族统治阶级理应享有的荣耀和特权的煽动家、野心勃勃的抗议者。

激进派所要求的议会改革被描绘成君主制及贵族政治走向灭亡的第一步,而其对政治特权的攻击则被看成是威胁私有财产及整个社会等级的序幕。认为激进派不遗余力的促进所有人的平等，不仅使富人受到掠夺，也会彻底毁掉穷人。

保守势力认为“英国雅各宾派”构成的威胁是非常真实的，旨在引起读者之间的强烈反应。1792年12月，《世界报》反映了国家面临可能的国内起义的担忧，宣称尽管存在着政府的宣传和压制行动以及忠诚者的协会，但是，叛乱都潜伏在这个伟大城市的许多地方。

克莱夫·艾姆斯利指出，这种普遍存在的国内革命信念造成了1792-17933年的“极度恐惧”。一些报刊如《伦敦纪事报》，详细报道了英国雅各宾派的“革命计划”，其中包括摧毁上议院、骑兵卫队、圣詹姆斯宫和法院。

另外，保守派宣传家，将英国描述为地球上最为繁荣昌盛的国家，其国民在平等公正与法制体系下享有自由和财产、安居乐业。他们宣称，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生命安全和财产保障之上的。在英国，穷人和富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能够安然的保全自己的财产。

有产精英阶层严肃认真的对待自己的责任，为那些勤勉的穷人提供保障。保守派的政治宣传并不满足于仅仅证明现存政治体制下的诸多实际好处，或者只为了展示这些好处是如何实现的，它同时也要摧毁激进派所诉诸的自然权利学说中的道德和知识基础。

保守派思想家不接受天然平等的概念，也反对所有人都应该享有选举权这一说法。保守派理论家们坚持认为政府有必要保护私有财产、维护自然的社会等级、抑制人自私和狂热的本性。

在论战中，保守派也积极创办刊物攻击激进派，宣传保守政治理念，其中最出名的是由乔治·坎宁、威廉·吉福德、约翰·胡克曼在1797年7月创办的《反雅各宾报》，其后《反雅各宾报》被《反雅各宾评论》所取代，这本刊物一直发行到1821年。

还有一本在下层民众较为成功的保守政治宣传刊物，该刊是由汉娜·莫尔创办的，1791年,莫尔受到了伦敦主教的支持,出版了非常成功的《乡村政治》一书。

对于保守主义的宣传来说，政治讽刺画和卡通漫画既吸收了受过既定教育的公众，也是向下层民众进行宣传的重要手段。像伊萨克·克鲁克香克、詹姆斯·吉尔雷、托马斯·罗兰森等众多讽刺画家们明确的赞颂英国宪法，希望保护它，使其免受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颠覆。

在与激进刊物的政治宣传战中的很多保守刊物,不是由政治精英主笔就是直接受到他们鼓励而创作。不仅如此，政府更是通过给予报刊津贴的方式对保守刊物宣传攻势的进行资助，津贴甚至被列入政府财政预算，逐步形成了宣传经费中的“津贴制度”。

其中在伦敦像著名的,《反雅各宾评论》创办于1789年，是在政府的直接资助下创办的，1792年政府资助创办《太阳报》，1793年政府赞助了日报《真正不列颠人》。同一时期，他们还参与了期刊《英国评论家》的创办。

激进报刊的发展及其作用

十九世纪报刊业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变化趋势，首先是大量激进报刊的出现;其次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报刊不断壮大:最后是周报和周末报刊的出现并成为了下层阶级民众的重要读物。

而在这一系列的变化变化中，激进报刊的出现无论是对于当时报刊业还是社会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激进报刊以普通民众的利益作为其斗争目标,在当时报刊产业开始向商业化模式转型的状况下,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政治度独立。

这些激进报刊试图挑战现存政治秩序，极力鼓动革命性变革，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充分认识到它对现状的破坏性意图，认为“激进主义是颠覆、完全切除和推翻、替代，而不是一种政体的另一种秩序，而是彻底毁灭现状”。

在无印花的报刊新闻业中表达的这种激进主义的遗产是政治分析语言的重组，对创造工人阶级认同感有着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当时的社会中刊物的受众也开始下移。

以前很多人都认为，所有报刊读者来自一个相对同质的中产阶级,所以报纸所有者和贡献者都没有兴趣针对读书穷人，大多数报纸和期刊都是根据这一假设量身定做的。下层阶级通过诸如民谣、小册子、年历等不规范的出版物来满足阅读需求。

然而，在国外政治和社会事件以及国内状况的压力下，经历了早期工业革命中失业和城市化的压力之后，读者群越来越多地被阶级化和政治化。报刊开始以两种方式向读者展示，即作为经济目的的市场和作为政治目的的社会阶层。

19世纪初，报刊新闻业重新认识了自大约两百年前的英国内战以来在规模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争议。雷蒙德·喊廉姆斯写道：“19世纪带给我的是一种新的战斗型政治新闻“。

18世纪末，发生的众多事件导致了19世纪早期英国媒体激进思想的增长，并且报刊新闻话语的范围进入一种非阅读的论战模式。自从从平等派产生开始，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是一个明显的号角，它坚持要求英国“不提供任何代表性的税收”。

在威尔克斯与他的《北不列颠人》的政治文章传统基础之上，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宣传战中，一位重要的人物是英国移民托马斯·潘恩，创造了史密斯所谓的“流行的激进新闻”。

由于英国、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政治环境关系,潘恩制作了广泛的辩论新闻,包括他的三个主要出版物《常识》，《人权》和《理性时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