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怀：引子、走西口的由来-漫话走西口（1）

漫话走西口

张秋怀

引子

从明末清初，直到民国时期政府大规模开发西北，将近300年左右，山西曾发生过连绵不断的大的移民活动。这，就是山西民歌中传唱的著名的“走西口”。“口”原指明代隆庆（1567）年间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又称“马市”，指在官方控制之下于指定地点进行贸易）关口。

以后，互市逐渐演变成为内地对蒙贸易的关卡。山西商人习惯以大同为界，称东而的张家口为“东口”，西边的杀虎口（今属山西右玉县，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为“西口”，同时，又把长城以内的地区称为“口里”，长城以外的地区叫做“口外”。

所谓“西口外”，应该包括现今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等地区。山西人最初走西口，多是从杀虎口进入内蒙古西部地区，后来，入蒙就不再仅仅限于杀虎口，内地农民从杀虎口以西长城沿线各关口进入草原，都可统称为“走西口”。

一 走西口的由来

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线，一般从土默特沿黄河往西到达拉特旗和杭锦旗，也有不少晋西北人直接渡过黄河，经陕西省府谷县古城乡出长城关口，进入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常言道，故土难离。农民向来安土重迁，为什么山西人一定要辞别家乡父老，冒雨雪，翻坝梁，两眼泪江江地走西口呢？走西口，又为什么兴于明而盛于清呢？

究其缘由，第一，是恶劣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然。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特别是晋北，沿长城一线与内蒙古高原相连。从地貌来看，这一带是一个被黄土覆盖的山地型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地形复杂，起伏不平，土地支离破碎，土地多为沟壑梁峁，极少有平地。如清康熙《保德州志》称，保德“地临边塞，去河套密迩。城处万山之中，黄河环绕其下，土瘠民贫”。有个读书人说山西气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想象一下他描绘的情景：牛己经累得浑身汗水淋淋，直喘粗气，主人却仍使劲抽赶。耕牛不仅仅是农民家中最值钱的家当，同时也是他们劳作的伙伴，朝夕相依，不到万不得己，哪里舍得这样不顾死活地使唤？但即便如此拼命劳作，田里出产的粮食仍难以糊口养家。

由于土瘠而导致民贫，土瘠的根源是山西森林植被稀少，故而水土流失严重，地表有机质极为缺乏。以河曲县为例，该县水土流失而积达162万亩，占全县总土地而积的81%，洪水含泥沙量达48%，平均每年被洪水带走的土壤厚度约为1厘米左右，每亩带走肥土11吨，折合氮磷肥240公斤，也就是说，全县每年约有27万吨肥料付之流水（见《保德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黄土高原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旱湿明显。春季播种季节，气温攀升，土壤水分蒸发旺盛，墒情较差，致使十年九旱。而夏季雨量集中，山洪暴涨，山区水土严重流失，造成秋收作物大幅度减产。

清人任启运曾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十一。”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据大同地方志云，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在晋北，当时平均亩产仅为30公斤左右，丰年也不过35公斤，若遇灾年，仅为25公斤左右，重灾则颗粒无收，粮食不能自给，人口相对过剩。清康熙《保德州志·田赋》云：“十年九荒，遇丰岁，计亩所获不过一二斗，稍歉则仅获籽粒耳。”清道光增修《偏关志》云：“晋北土质干燥，气候较寒，山田高耸，无川流灌溉，所凭藉者雨泽耳，故晴雨稍有失时，便成灾、歉。不独偏关然也，而偏关又处晋北之极边，土跷民拙。”有一首民谣更是说得生动传神：“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不堪一击的小农经济在暴虐的自然灾害面前，必然凋敝破败，人们束手无策。

仅从清代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和《山西自然灾害年表》从记载灾变来看：

顺治四年（1647）晋北五台出现旱灾、蝗灾。顺治十三年（1656）雁北、大同等地发生雹灾，粮食歉收。

康熙三年（1664）岢岚、静乐、保德、五台、朔州等地发生旱、虫、雹各灾，粮食歉收。

康熙十九年（1680），大同百姓因旱、虫灾，粮食几乎颗粒无收，纷纷四出逃亡。

康熙二十二年（1683）晋北保德及定襄发生地震，民房倒塌无数，民众流离失所。

康熙二十七年（1688），忻州遭雹灾。

康熙三十七年（1698）晋北保德由于连年灾荒，粮食严重歉收，朝廷下令免除当年额征田赋。

康熙五十九年（1720），山西全境普遍荒歉，民不聊生。

康熙六十年（1721），大同府遭旱荒，小麦枯死，秋禾歉收。

雍正八年（1730）雁北天镇遭大旱，粮歉民饥。

乾隆八年（1743），山西荒歉，米价飙升。

乾隆十一年（1746），大同、怀仁、广灵、应县、浑源、山阴大面积受灾。

乾隆二十二年（1758），太原府属岢岚州、保德州、河曲县连年歉收。

在清初的100年中，山西北部地区平均每隔二年发生一次严重自然灾害，有些县甚至几乎不到两年就会遭遇一次天灾。

据《保德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载，保德县从明朝天顺八年（1464）至1972年的508年中，共发生旱灾约303个年次，平均每1.6年发生一次，其中特大旱灾7年次，大旱72年次，雹灾则年年发生。

又据《河曲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载，河曲县春旱平均二年一次，秋旱四年一次，雹灾年年发生。

山西在清代300多年的时间里，全省性的自然灾害达100多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一直持续了11年，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300万。

灾害频仍，粮价奇高，令斗米钱千文，农村僵尸遍野，饿殍相望。明朝崇祯二年（1629）四月，有一位叫马懋才的官员上一份奏折《备陈灾变疏》（见《陕西通志》），把他在陕西一带见到的灾情如实反映了出来。陕晋比邻，同处黄土高原，从中也可见山西灾情之一斑。疏中称：“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二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粪者。”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体。臣来之时，己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然则现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逝，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无，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销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为盗乎？”

在如此残酷的生存压力而前，大量人口为摆脱死神，便外出谋生。

走西口，成为一群山西人为自己找到的一条逃生之路。

其二，是苛暴的封建统治与连年战乱使然。

明朝末年，从天启年间陕北农民揭竿起义开始，封建统治阶级残酷镇压起义的战争就从未停下过。战火蔓延，直到清初的几十年中，仍在熊熊燃烧。加上民族纠纷、官民对立、盗匪横行，造成了社会的极大动荡。为躲避战乱，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大量流民生活无着，朝不保夕，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据《皇清奏议》载，当时山西地区，人民“逃亡最多，而庐舍丘墟，田土荒废”，是受战乱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又如清同治年间（1862—1873）陕甘回民起义，战火延及西北全境。清廷倾全力镇压，左宗棠率十万大军云集西北，战争持续了十多年，民族仇杀、屠城洗村事件比比皆是。百姓在饥荒中丧命的人数大大高于惨死在屠刀之下的人数。

号称“富邑”的兰州曾多次被围困，“及乱定，省城粮价益贵，斗至二四十金无果者；道殪相望，饥民割死人肉食之；继而杀人而食；携持男女赴河者，官至不能禁。城中生灵存者不能十二”。

陕西神木县在清军对起事回民大肆镇压的过程中，被屠戮居民十之八九，存者十之一二聚四十余载元气犹未尽复”！

明末政治腐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极为严重。政府屡次增加田赋，增设各种苛捐杂税，广大农民被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康熙《保德州志·田赋》中就有过这样的慨叹：“哀此穷民困苦莫支矣……天下力役未有重于保德者。磋乎！四海之大，幅员之广，莫非土，莫非民，保德物产民财去名都、巨郡竟何如者，而摇银之重殆为天下魁。”

清康熙年间保德知州统计的丁银征收情况如下：

康熙元年（1662）：实丁3050；徭银3199.07386434134两。

康熙十一年（1672）：实丁2864；实行差丁2768；丁银2920.456634134两。

康熙二十一年（1682）：实行差丁3111；丁银2920.4566434134两。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丁3437；差丁3159；丁银2391.61664341345两。

《保德州志》中还记载了有关田赋的征收情况：“原额民坡地二百七顷七十四亩四分七厘五丝二忽，康熙十六年知州许国柱奉文清出地一顷七亩，其实在地二百八顷八十亩七厘五丝二忽，每亩征粮七升六勺五撮一圭三粒三粟，共征夏粮二千一百八十石二斗九升四勺二抄一撮二圭三粒一粟。”

看这一串竟然精确到以粒以粟为计量单位的数字，的确枯燥无味，不堪繁兀。然而，透过它可以看出，在清代，农民所担负的丁银、田赋是如此苛刻繁重，从而也不难理解形成汹涌澎湃的晋西北人走西口浪潮的原因。这一现象，在保德和偏关的县志上都有所反映。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保德州官奏报“请豁免逃亡丁粮事案，内报逃亡人三百二十六丁”；偏关县也有“并民出口谋生，从此寄籍他所，不再回里者”的记录。

土地兼并，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土地一直是社会最主要的生产手段和财富的最稳妥保障，因而便一直是封建社会中各种形态财富的最后归宿。也正由于此，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便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根木，正所谓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也。失去了土地，在他们无异于失去了命根子。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土地就成了贪婪的地主阶级疯狂掠夺的对象。他们为了把更多的土地据为己有，不惜榨尽农民的最后一滴血汗。

近代以来，地主阶级的胃口愈来愈大，对土地的兼并日益激烈，贵族庄田有多达数万顷的。特别是在灾荒年，地主的田产会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正如民谣所言：“年景歉一歉，地主圈一圈。”这种土地兼并的情形愈演愈烈，到了20世纪40年代，己发展到了极致。

如1944年的保德县王家滩村，全村共321户，有土地3586墒，户均10.8墒。实际拥有的情况是：地主户均340墒，富农户均266.5墒，中农户均37.6墒，贫农户均4.3墒，其他户均1.6墒。又如1942年河曲县前大村，共有土地1282墒。村中地主4户、富农7户，即占有土地995墒，为总耕地的88%，而70户贫雇农仅有土地41墒。更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河曲县城关镇有个叫张瑞泉的地主，全家9口人，却占有土地2000亩。

地主兼并土地的结果，是农民失去土地。贫苦农民头顶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残酷的生存压力而前，是甘心被压得粉碎，还是绝处求生，他乡谋食？这是摆在苦难的山西人民而前不能回避的沉重选择。

走西口，犹如一线曙光，为贫困的山西人开启了了一扇通往希望之门。

其三，“西口外”的广阔草原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

中国国土广袤，身处中国的任何一寸土地上，古人都很难真正想象出中国究竟有多大。然而，如此辽阔的国土，其实却有近一半并不特别适合人类生存。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中国几千年来上演的一出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皇朝更迭闹剧，各政治集团之间尔虞我诈的争斗，民众与政府之间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反复较量……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争夺更多生存空间而己。为此世世代代多少人肝脑涂地，多少人血染疆场！

明清以来，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了一张口，走遍天涯海角，或者闯关东，或者下南洋，或者走西口。这绝不是中国人天性喜好流浪，情愿四处飘泊，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只有四个字：生存危机。

被山西人称作“口外”的蒙古草原，自古以来就是人间天堂。诞生于北朝时期的古诗《敕勒歌》唱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就是曾经的鄂尔多斯草原。天上悠悠地飘着些儿白云，地上绿色地毯般的草儿青青，微风吹来，牧歌阵阵，乌儿和鸣。风吹草低处，牛羊撒欢，追逐嬉戏，何等的安逸、祥和！

蒙古草原西部的归化城一带土默特地区，北有阴山，西界黄河，南至长城，海拔1000米左右。境内除黄河之外，还有大黑河和浑河流过，地势平缓，一马平川，被称为土默特平原，又叫呼和浩特平原，由黄河及其支流大黑河冲积而成，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具备一定的农业开发条件。再加上伊克昭盟的河套地区，更是“三面阻黄河，土肥水美可耕桑”的好地方，与中原甚至江南的生存条件或许不相上下，但是在同样数量的土地上承载的人口，却仅仅是前者的1%，甚至更少。

满族入关后，清廷出于巩固蒙古地区统治的目的，十分重视对这一地区的开发经营，曾挖空心思地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以各种形式圈拨土地，耕种收获，大力生产粮食。当初，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族人民，对汉族农民进入蒙古草原开荒种地，进行农业生产，表示了发自内心的欢迎。有一位叫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俄国人，在他所著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写道：“素来不谙稼穑的蒙古人，据说最初对大量拥到的汉人甚感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并无收益的荒地出租给他们，并且还能便利地和他们进行物物交换。”

那么，属于蒙古人的可支配的土地又是怎么来的，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荒地”可供出租呢？原来，还在清朝初年蒙古各旗划分牧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每户每人的利益，只是大致地划分了一下旗界，规定了东西南北的范围，但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矛盾。不少蒙旗因草场不足，旗中仕官、平民、台吉、喇嘛为了争夺土地你争我斗，闹得不可开交。这事反映到清廷，皇帝怕长此以往矛盾扩大，不可收拾，便下令给蒙古人想“恩赏”土地。当时“恩赏”的名目繁多，有蒙古人户口地”“寺庙香火地”、“王公马场地”等等。

皇家的“恩赐”引起了连锁反应，各盟旗的首领也从中得到了启发，在盟旗内部采用各种方式将草地分配给个人，以“摆平”由土地引发的各种矛盾。

这样一来，通过土地的分配和草场占有权的瓜分，大多数的蒙古人，或大或小地都获得了草场占有权，也或多或少地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户口地”。

有了草场和土地的蒙古族人，为了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准，便把自己占有的多余草场和土地出租给走西口的汉族农民耕种。于是，广阔的蒙古草原上，便出现了一片又一片被开垦的处女地。

与农业相比，蒙古族人所习惯的是畜牧业劳动，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可食用的牲畜。但是畜牧业经济是一种相对比较脆弱的经济，极易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和破坏，一旦遭遇厄运，很少能在短期内恢复元气。

历史上，就有关于蒙古族多次受到灾害侵袭的记载。在灾难而前，蒙古人或被迫离乡背井，流落四方，以求得一线生机。清朝统一后，将蒙古纳入自己权力的管辖之下，每当遇到天灾人祸，朝廷的调控以及援助就成为蒙古族人的唯一希望。然而，封建社会的生产能力和交通条件毕竟极为有限，所以指望朝廷的援助，常常会落空。而汉族农民的到来，就如上天给牧民们送来了援军。

在大灾年份，牧民自然非常乐于把土地出租给他们，靠着租金起码可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汉族农民还把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草原上，改变了蒙古民族单一的游牧经济形式。在蒙古草原上利于灌溉的地区进行的农业经济活动，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大大改善了牧民的生活品质。

蒙古族人在体会到农业经济的好处后，对出租土地的依赖性与日俱增，尽管有朝廷颁布的禁垦令，他们仍置若罔闻，欣然接纳汉民，使禁垦令成为一纸空文。于是，越来越多的汉人潮水似的涌入蒙古草原，从事农业及各种行业，仿佛小溪流入江河湖海一般，顷刻间便融进这一片绿色之中。

据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载，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草地，到清朝末年，己出现各厅民户，何且烟火万家……在雍正年间，寄民尚少，而近来寄民之久居者益多”的局面。方观承《从军杂记》写道：“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间有山、陕人杂处。”由此可见，随着走西口的深入拓展，内蒙古西部地区己逐渐成为汉民族广泛分布的区域。

“口外”的辽阔草原，以她磁石样的魅力，慈母般的襟怀，拥抱着投奔她的山西等地的汉族儿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