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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上半叶，英国通过鸦片垄断贸易攫取到巨额利润，但这一贸易对印度对中国造成了严重危害，并危及英国对华合法贸易的发展，从而在英国社会内部引发了关于鸦片贸易道德性问题以及鸦片贸易对合法贸易的影响问题的争论。伴随着这些争论，英国反鸦片活动的阵营逐渐形成。

鸦片贸易对印度和中国的危害及其道德性问题争议

鸦片贸易的快速发展，刺激了印度的鸦片种植和中国的鸦片消费，给两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印度，鸦片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减少了人们的粮食供应，直接影响了当地百姓的生活。

19 世纪中叶印度爆发的两次饥荒中，据殖民政府的说辞，有 120 万人死于饥荒和由此引发的疾病。其中，饥荒最严重的地区，有50多万英亩的肥沃土地用于种植罂粟。而马尔瓦的罂粟种植在饥荒时期，则切断了拉吉普塔纳邦的粮食自然供应来源。

这表明，鸦片生产导致人民挨饿的危险在印度并不是假设性的，而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印度鸦片专卖制度的存在，对农民起着一定程度的胁迫。

如果农民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继续种植鸦片，那他就必须放弃土地，因为那是专门用来种植鸦片的。而之后这片土地则会转让给他人经营鸦片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农民的自由种植权利并未得到充分保护。

此外，在满是鸦片充斥的国度，尽管东印度公司努力限制印度的鸦片消费，但印度人民吸食和服用鸦片的习惯仍普遍存在。他们也会给婴儿服用鸦片，以避免孩子在晚上哭泣，扰乱家庭休息。

成年人通常为了减轻疼痛或治疗感冒咳嗽而开始服用鸦片药丸，每天摄入 2-30粒，结果剂量不断增大，最终完全沉溺于鸦片。

在中国，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在许多城市里，鸦片烟馆就如英国的杜松子酒店一样普遍。各阶层人民，上自官府缙绅，下自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都在吸食鸦片。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关于鸦片贸易的道德性问题上升为鸦片战争的正义性问题的争论。当时英国的报纸专栏广泛讨论了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英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则极力宣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是受害者。

英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向中国索求赔偿，维护国家尊严是合理的要求。当时在伦敦出现的无数小册子，都宣扬英国因中国禁烟运动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伤害。

一些鸦片商人甚至致信英国政府，强烈表明要利用这个机会采取适当的办法，在于两国体面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起现时和永久的商业交往关系。

那些鸦片利益者还认为英国政府采取迅速而强有力的干预，既是出于维护自身公民的财产安全着想，也是为了避免中国海岸发生冲突和反叛，这对于中国政府或者英国本身的利益来说，都是最好的办法。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1840年，宪章派以《鸦片战争》为题，在《北极星报》上发表长篇评论，驳斥英国政府的鸦片政策，宣称在这场纷争中，在华的英国臣民受到的侮辱和伤害，都应该由鸦片走私贩们负责，而不应该控告中国政府。

这是一场为维护鸦片利益而进行的非正义的、不道德的战争。工人阶级不断利用报刊和集会发表观点，揭露主战派的谎言，抨击鼓吹侵华的言论，还号召人民在反战的请愿书上签名，号召人民不要当兵，参加社会各界人士组织的反战集会，极力反对战争。

一部分与鸦片贸易毫无关联的资产阶级，也加入到了反鸦片战争的阵营中。部分上层人士在议会中与鸦片利益代表进行辩论驳斥，谴责英政府的对华战争违反国际法，认为在整个中英冲突中，过错在于英国，而非中国。

其他中下层人士，如传教士等，也纷纷通过群众集会演讲，发表文章，递交请愿书反对鸦片贸易，谴责鸦片战争。正是鸦片战争的非正义性，推动了英国国内反鸦片贸易活动的发展。

总之，针对鸦片贸易的道德性问题，英国社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揭开了英国反鸦片贸易斗争的序幕，英国国内慢慢形成了声讨鸦片贸易的社会氛围。

英国政府也因为这一道德问题的约束，在鸦片战争前一直充当幕后支持者，战后亦不敢公然将鸦片贸易条款强加给中国。

鸦片贸易对英国在华合法贸易的阻碍及其合理性争议

最初英国将大量鸦片运往中国乃是为了弥补对华贸易逆差，获得购买中国商品的资本，但 19 世纪上半叶对华鸦片贸易的扩展，在为英国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并没能为英国的制造品打开中国市场。

印度鸦片的销量虽不断增长，兰开夏郡的优质棉布却在中国港口的仓库里发霉了。商人亚历山大在1840年5月1日的反战集会上说:“鸦片贸易阻止了我们的制造品进入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并攫取了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割占了香港岛。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资产阶级无比兴奋，“新市场的美景被人们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道上，广泛而动听地宣传开来”。

工商业资产阶级认为，五口的开放将为英国制造品提供广阔的中国市场。但英国对中国的合法贸易在经历短暂的上升后，很快陷入萧条。

从 1845 年起，广州、上海出现贸易停滞，英国制造品大量积压，福州、宁波、厦门三口更是萧条。到 1846 年，英国棉花制造业的出口量从1845年的1735141 磅减少到1246518 磅，同期毛织品的出口数量从539223磅降到439668磅。

1847 年，英国政府成立议会特别委员会，调查中国的贸易状况。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鸦片吸收了白银，给中国的日常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调查人员认为，解决办法要么是扩大欧洲对中国茶叶和丝的市场，要么是减少鸦片进口，希望释放的白银能被中国人用来购买英国商品。

但是出席委员会会议的鸦片商人煞费苦心地辩驳，声称鸦片贸易虽然吸收了中国的购买力，但这并不能证明，一旦释放这些购买力，中国人就会转而用于购买兰开夏郡的衬衫。他们认为英国工商业者在诊断中国市场的需求方面犯下了严重的判断错误。

而且这些鸦片贩子在看到鸦片贸易遭到的道德性谴责时，他们辩称由于清政府的对外排斥政策，英国商人不可能从正常商业贸易中获得利润，这种贸易也难以维持。

而鸦片是唯一能和中国保持双向贸易并获利的商品，这样，鸦片贸易就成为了让自由贸易商承担合法贸易的负担的主要途径。

此外在五口通商时期，鸦片贸易在中国仍然属于走私贸易。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鸦片实行“内禁外不禁”的政策，即不禁鸦片输入而禁止人民吸食。

这等于默许了英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行为，再加上各项条约特权的庇护，鸦片走私极为犯獗。由于鸦片走私者经常夹带其他货物，合法贸易的商人有时也走私鸦片，因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贸易秩序，影响了正当贸易的发展。

围绕着鸦片贸易是否损害了英国正当商业的发展利益及其合理性问题，英国工商业利益集团与鸦片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冲突极为激烈。

也正是鸦片贸易对正当贸易的干扰，促使英国部分工商业资产阶级站出来对其进行谴责，从而成为国内反鸦片活动的重要群体之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