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人引从多乘舆,宾客逢迎少下堂”:论秦代养客之风

引言

客,又称宾客,是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当时各国统治者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取得先机,纷纷招贤纳士,重用这些宾客;同时,各国权贵出于各自的需要,也常招致宾客,形成各个主客集团,如战国四公子、吕不韦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

秦大一统后,这些宾客的的活动在中央集权的打击下,已经渐渐地走向低潮 。通过爬梳相关的史料可知,这个阶层的活动仍然存在,并且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帝国,由此而产生的变革更多的是表现于政治史和制度史层面,在社会生活中的养客现象,所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既有王朝的公卿,也有社会底层的平民,每一个社会阶层养客都有自身的特点。

在秦朝统一六国后,六国的旧贵族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们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实力,并且一直在寻找机会推翻秦朝的统治,恢复旧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些旧贵族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养宾客就是其中之一。

以客出仕曾是秦国仕进的重要一途。秦自惠文王十年,魏人张仪继任宰相后,出现了一个以客入仕的高峰,这一时期,秦国的高官大都是从客中挑选出来的,并且在这个时期,以客入仕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也就是所谓的客卿制。

在客当中,游士占极大的比例。而秦统一后,这种仕途已不复存在。那么失去步入仕途途径的人,他们的出路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这些客与战国时期不同,他们在秦政权的打击下,失去了流入私门的可能性,而成为和秦政权相对立的一支力量,即游侠集团。

战国时期,贵族养宾客主要依靠封邑上的收入,经济利益是结交宾客的基础。然而在秦时期,六国贵族的残余势力更多地依靠过去的影响力来养宾客。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载:“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

据《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项梁在逃避仇吴敌中时曾拥有一部分宾客。作为一个客居他乡的人,他已经没有过去那样依靠自己庞大的财富,来结交宾客的可能性。相反,他能够结交宾客,主要依靠的是项氏家族在楚地的声望,这一点在秦末战争时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秦末群雄蜂起的局面下,陈婴作为其中的一支,势力并不是很弱 。因为它与早期刘邦集团相比,就强得多,但他并没有听从手下劝说,自立为王,而因项氏“世世为将,有名于楚”这种旧日的影响力,就归属于这支势力。

秦代养客之风盛行,不仅表现在社会上层和六国旧贵的养客而且其他各个社会层面也存在着结客的风尚。在社会下层的结客因为主人情况各异,所以他们结客的方式具有多元化和松散性,主人同宾客之间的界限也很模糊。

二、豫愁轩骑动,宾客散池台

刘邦与宾客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松散的,仅仅没有被刘邦之嫂礼遇,宾客便自动结束了二者的主客关系,类似这种情况在社会底层大约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而维系他们之间结合到一起的纽带,应该是一种共同的志趣。

在富人阶层的结客,经济因素有时也起到很大作用。如张耳在娶了外黄富家女之后,“女家厚奉给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张耳能够招致远方宾客的原因是得到女家的资助,这也说明了经济条件在其中的影响还是不能忽视的。

六国旧贵族养客是他们反秦的手段之一,所以为了达到利用宾客恢复旧国的目的,他们将手下的客置于较高的地位。宾客能够直接参与机密之事,也能说明宾客是的重要地位,它们通常是核心层次的成员,是维系旧贵族集团的重要的支撑力量。

在秦代,除了统治阶级上层和社会的下层有宴客和结客之风,一般的国家官吏也养有宾客。根据《高帝纪》正文和颜注我们可知,主客之间是以私人间的交谊为纽带主人为客提供一定的庇护义务,客只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同主人结合在一起,这也是这一时期各个阶层养客的共同特点。

《汉书·高帝纪上》云:“单父人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养客和结客的风尚并不会因王朝的交替而完全禁绝。战国养客甚盛的风尚也会深深地影响到秦王朝时期。如张耳“少时及公子毋忌为客”。师古曰:“毋忌,六国时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见毋忌,为之宾客 。”当他娶了外黄的富家女后就招致远方的宾客。很难说这没有受到其早年经历的影响。

其次,作为统治机构的秦王朝本身,也没有完全明令禁止这种风尚。否则很难理解作为秦王朝官吏的沛令,能够结交吕公这样避仇亡命之人为客。事实上,即使政府有这种决心,但这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很难操作。

因为平民之间的结客具有很大的松散性和不确定性,这就很难用明确的尺度界定。而六国旧贵族的养客目的是为了对抗秦政权,自然是处于一种秘密状态从上面两点分析,承接战国而来的养客之风在秦代依然存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举案馈宾客,糟浆盈陶尊

秦王朝因其苛急的暴政,经历短暂的统治之后便灭亡了。因此在记述这一时期历史的材料中,对于战国时期存在的庸客和刺客记载的并不多。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批人已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消失相反因历史发展的惯性,他们仍然存在于秦代的历史上。

秦经过商鞅变法,确立起以奖励耕战为核心的政策。它通过析产分居,形成许多个体小农家庭,并授之以田产,使之构成秦王朝立国的基础。然而小农的生存环境又是十分脆弱的,兼并、赋役等各种因素使他们迅速分化。

秦自商鞅变法后,贫富迅速分化,富者用土地兼并等方式将一部分小农排挤出土地,同时这些小农还要受到来自政权方面的盘剥,这样他们不得不佃耕豪民的土地,交见税什五的对半租,所以这些从土地上分化出来的小农,便成为庸客的一个重要来源。

如陈胜早年为人庸耕的境遇,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作为雇佣劳动者已经失掉了得到富贵的机会。在注重耕战的秦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可能的解释为,这部分人已经部分或完全地丧失土地,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

《史记·楚元王世家》记载:“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

成为一种纯粹的雇佣劳动者刺客是战国时期存在的一种客,他们被时人称为“侠”,韩非认为他是五蠢之一,所谓“侠以武犯禁”。按照法家思想立国的秦王朝自然不允许这种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存在。然而秦以武力灭掉六国,使得六国的残余力量伺机以暴力的方式反秦,寻找刺客复仇便是其中之一种。

结语

在秦统一后,仍然存在着养客之风。这种养客之风对继踵而起的秦汉之际的战乱,还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在各个军事、政治集团中,客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类人。在刘邦集团的形成初期,有一部分人的身份就是客,他们在刘邦集团扩张势力、控制军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秦律》

《史记》

《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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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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