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叶挺最后一封电报曝光，证实项英率先脱离大部队单独突围

国共战争史中的“皖南事变”，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它的发生，揭开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最初的抗战假象，那就是想借联合抗战之名，达到吞并及消灭中共军队的目的。

皖南事变中最令人痛心和惋惜的，是中共接连失去了叶挺与项英两员战将，而追究事变的起因及其惨痛的结果，曾有许多论评，有评论项英当初不该离开叶挺单独突围的，也有说叶挺的被捕同样是被出卖的。

但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从皖南事变的起因说起。

皖南军事嬗变

1940年10月中旬，国民党方面策划了一场针对中共方面的“作战计划”，由何应钦和白崇禧牵头，他们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代表国民党向中共下达“移军”命令，也即想让八路军和新四军以配合国民党军联合抗日的名义，统一开往黄河以北的作战区域。

这样的命令，当时在国民党来说属于常态，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并未像曾经承诺的那样，以两军平等的姿态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一直试图压中共一头，以取得在战争中占据一切指挥权的优势。

国民党给出的期限是一个月。

在中共方面，面对大敌当前，也为了维持抗战全面统一的大局，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人通过一番深思熟虑，就以朱德和叶挺的名义，代表被命令移军的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部队，回电给国民党方面，电报委婉表达：

……请予以宽限，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正拟苦心说服。

也就是说，中共以还需要说服一部分部队官兵为延迟转移军队的理由，向国民党方面说明，希望可以将北移部队的时间推后一阵子。

这份电报的意思，既不算是向国民党方面屈服，也未明显表示出反对的意见，这在当时既展示了中共方面以大局为重的格局，又表示了为和平共处、以保共同抗日胜利的意愿，这份电报称为“佳电”。

但在国民党方面，他们本就心怀叵测，每有机会就跃跃欲试，躁动不安，一再去挑起战争，于是，就在11月底，国民党以第三战区的名义，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建议的内容，是让新四军的皖南部队经苏南向北迁移。不等中共方面反应，之后不久，国民党又在12月8日加发“齐电”称，务必速移，这一次，国民党方用的是不容商量的语气。

这样一来，中共明确探知了国民党有不轨之心，他们的意图决不只是让中共迁移部队以配合他们的进攻，相反恐怕另有企图。

本就加以防范的中共高层，这时向朱德等人下达密令，让八路军和新四军情报侦查人员以最快的行动，进一步探查蒋介石的真正意图，以及国民党接下来的行动路线。

后来，共产党获知了蒋介石方面在10号就对顾祝同下达了一个“妥为部署”的作战命令，蒋介石的原令是这样写的：

至期限（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

也就是说，国民党从命令共产党军队开始迁移之时，就早有“围歼”的预谋和预备，其狼子野心可见一斑，“令其北渡”这样的说法，不过是其预备发起围歼战的一个障眼法。

在秘密进行作战部署的期间，国民党的公开代表人顾祝同摆出了一副假惺惺的姿态，他一方面假意与叶挺、项英周旋，忙于“为共军发放粮饷弹药”之事，另一方面，却令国民党集结附近盘踞的七个师的兵力。

这七个师，集中了国民党的大量精锐，约合8万余人，他们要围歼的，正是当时中共七个多团约为9千多人的综合兵力。

局势如此严峻，兵力更加悬殊，作为北移部队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叶挺和项英眼下只有心急如焚。

一是饷弹筹备不足，国民党一拖再拖，二是还得继续与之周旋，不能先和国民党部队翻脸。

而在这期间，中央高层其实也在和蒋介石来回周旋，试图说服其将矛头一致对外，真正做到联合起来，以扭转当下皖南所处的不利形势。

就在12月25日，中央高层通报，预估指出蒋介石等是在虚张声势，可以再进行观察，原文为：

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

而叶挺与项英身在敌腹，却依然忧心如焚，因为他们与国民党长期打交道，知道其出尔反尔、毫无信义的本性。

此时的军中，由于项英一直在皖南军队中的声名，对部队更加了解，因此他占据有特殊的话语位置，决定也起着更关键的作用。

而叶挺则多方犹疑，他虽有不同意见，但是在与项英商量后，仍决定暂缓北移，以观察形势，再决定是否可安全突围。

这里需要提及一点，在叶挺早期的三次出走和项英的三请辞职中，都体现了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战争形势下，两人曾为了皖南军队的统领一致和中央直接领导作出过相应的改变和退让。

话说回来，最后因形势相决不下，项英只能再次向上请示：

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速示，以免陷于两难之境地……

但是这一次，中央却较为严厉地批评了项英，电文中称：

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至于如何克服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要有决心……

项英终于决定不再犹疑，在与叶挺达成一致意见后，部队准备于1月4日向北行进，实行大转移。

但是，这时的北移时间已经太迟，因为国民党方面军已经形成了夹击和合围之势，以9千多人的兵力，很难轻易突破8万多人形成的防线。

很快，到了1月7日，叶挺和项英带领的部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总进攻。

在这次突围战里，叶挺因在奉派与国民党方面试图谈判时被捕入狱，项英则是在单独突围的过程中，意外被身边的叛徒杀害，此后，新四军的迁移突围行动以残局告终。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是一场完全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发起的阴谋围歼联合抗日同盟军的大型军事嬗变。

可以说，在这场事变前后，项英因其在皖南军队中的特殊话语权，理当对事变的最终失败负有一定的军事责任，他曾经对形势犹豫不决，由此错失最有利的突围时机，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是这场战争的主将领之一，最终要负起失策的责任。

与此同时，中共却同时痛失两员善战有血性的大将。

噩耗传至中央后，当时以毛泽东等领导人为首的中央部门高层，一时痛心疾首，至此将皖南事变引为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最深刻教训。

那么，话说回来，叶挺和项英最终分别被捕和被杀，他们当初曾一起突围，之后又是如何分离的呢？如果不分离，叶挺是否就能避免被捕，而项英是否也不会被杀？

其实，有战斗就有牺牲，这是血染出来的真理，叶挺的被捕自然不能算是意外，项英之死虽然属于意外，但最终的原因还是要归结于一个原因：实力悬殊，加上错失了最佳的突围时机。

战争结果本不可预测，两人当初的分离，更多是各自出事的一个导火索。

叶项分离实情

皖南事变近于结束之时，叶挺在奉派与国民党进行交涉时，突然被捕，他的入狱其实可以说是在预料之中，因为前面说过，国民党不仅一向喜欢背信弃义，而且本就没有诚意。

但是再看项英，却在突围的途中被突然杀害，这样的结局却是令中共领导震惊和意外的。

据后来追踪查实，在叶挺和项英奉命北移部队的路上，叶挺曾经发出过最后的一份电报，那就是1月9日当天，叶挺联名当时任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向党中央和中原局紧急报告称，项英已失踪，全军面临的局势正十分危急。

这份电报的原文摘取为：

晨北进，又受包围……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拟突围北进，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武装不告而去，行动不明……

在这里，电报明确说明，项英是带了人单独突围出去的，至于他的去向，因为不告别所以无人得知，那么当时的项英，即是与其他人一起寻找新的突破口去了。

先接获到电报的，是中原局刘书记，之后刘书记直接电复叶挺等二人指示道：

既然项英和袁国平二人是不告而别离开部队，其行为自然违反了常规，但当下形势陷于水火之间，所以当务之急，是让叶挺带领大部队想办法尽力支撑，以尽量挽救全局。

这里能够看出，中央方面非常焦急，因为接下来可能要面对国共新一轮的谈判，而在这样的局势下选择与对方主动谈判，无疑意味着中共方面需要再退一步。

叶挺自然明白失败的后果，于是在等不及项英归来后，他才决定采取新的策略，可惜此后便被捕入狱。

入狱后的叶挺，一方面挂念项英的下落，另一方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嗤之以鼻，他在狱中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囚歌》：

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与项英一样，叶挺是不可屈服的革命主义战士，直至多年后他遇难那一刻，从不曾在敌人的利诱或威胁中屈服，两人唯一不同的，是项英在已经寻求突围成功之后，却于山洞中歇息时意外死在叛徒的枪下。

项英的惨死

就在1月9日凌晨，项英带着袁国平、周子昆等人分队突围，以期寻找新的突破口。

辗转一段时间后，遇到了原来的属下——在副官处第三科管木工班和饲养班当过副官的刘厚总。

刘厚总此人，志性难坚，在被敌人打散以后，他一直持悲观情绪，是遇到首长以后，才感觉看到了一线希望。

项英带领着一行人，在安徽的山中来回转移奔袭，渴了饮泉水，饿了吃野食，异常艰苦，但他始终鼓励下属，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国民党军的搜查力度只会越来越小，到最后他们一定会顺利突围。

项英的预料没有错，最终，在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后，他带领一行人终于突破了包围圈，走出了敌人的封锁。

只可惜，刘厚总此时怨气冲天，他认为跟着新四军没出路，周围国民党军太多了，投敌挣大洋才是未来的出路，于是，在项英带几人进入茂林赤坑山的蜜蜂洞中准备休息时，他把手偷偷地伸向了身后。

大家正满怀冲出重围的喜悦，没有人会想到叛徒在身边伺机而动，当项英与周子昆正展望革命的美好未来时，刘厚总却突然拨出手枪。

几声枪响，项英与周子昂倒下了，两位身经百战的革命老将，就这样死在了被他们半路救起的叛徒手里。

打死项英等人后，刘厚总把他们身上的钱财翻了出来，也不及点数，就携款往国民党军队所在的方向跑去……

关于这个知名叛徒的下场，电视剧中时有演绎，较著名的是被虚构的人物余秀英打死，但真实的情况是，刘厚总投靠国民党以后，先是遭到冷遇，此后又被国民党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禁，最终也没能以自以为聪明的投敌，落得预想的好下场。

尾声

总结看来，皖南事变的最终结局含有多方面成因，但历史对项英的功绩却给出了较中肯和正面的肯定，因为革命斗争错综复杂，指挥将领往往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

此外，项英生前始终忠于党和人民，无论是叶挺的被捕还是项英的牺牲，最终掀开了国民党名为合作、实则进一步反共的遮羞布。

也是因此，皖南事变后，迫于国际批评压力，蒋介石有很长一段时间未敢再轻举妄动。

参考资料：

“李一氓谈皖南事变与项英”，《中共党史研究》，南北、董之曦撰稿，1992

“项叶关系与皖南事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张智撰稿，1999

“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炎黄春秋》，李维民、王辅一撰稿，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