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阶层固化”有必要焦虑吗?看中国人三千年是怎么过来的吧

“阶层固化”是近些年炒得很厉害的话题,很多人用它制造焦虑,捞取了不少流量。


但是,焦虑的产生并没有多少真实的依据,常常是有人在焦虑,大家都跟着焦虑。


其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有其来由与去向,如果我们能够理清它的历史脉络,真正搞懂是怎么回事,继而推理出它的发展方向,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拿捏住情绪了。


这篇文章,陶叔就和大家深入地聊一聊这个话题。



01


我们先来看一件文物,这是一封皇帝写给大臣的信,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首先,这字写得相当漂亮,能看出写信人极高的艺术修养,因此它被当成书法名帖保存下来。


我们不讨论书法,只看它的内容。在信的开头,这位皇帝是嘘寒问暖:“卿盛秋之际,提兵按边,风霜已寒,征驭良苦”。


后面说了几件事,末了一句:“如卿体国,岂待多言”(像你这样体念国家,其实也不需要我来啰嗦)给足了大臣面子。


从信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位皇帝对收信的大臣不仅非常关爱,甚至是把他当哥们处,态度非常亲近。这份亲近,估计只有我们熟悉的四爷,写给年大帅的“朕亦甚想你”“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超越得了。



当我们看到信的末尾“付岳飞”三个字时,就能明白,收信的大臣是岳飞,而写信的皇帝是宋高宗赵构。这封信就是著名的《赐岳飞批剳卷》(剳是札的异体字,书信的意思)。


从中我们感受到亿点点宋朝震撼,那个最后借奸臣秦桧的手杀害岳飞的赵构,居然曾经对岳飞写过如此深情款款的信!


他到底是人格分裂,还是太喜欢演戏?


很多人看历史,往往对帝王杀害功臣的事很不理解。但这种事却又发生过很多次,为人熟知的就有,汉朝初年韩信被吕后杀害,三国时期曹操在白马门之变后逼死他的谋士荀彧,明朝朱元璋更是杀功臣杀得停不下来。


而在这些功臣被送上刑场之前,往往有很长一段君臣相得,携手建功立业的美好时期,他们彼此的惺惺相惜让人十分感慨。


所以,很多人看出了帝王的无情:他们要用人的时候,虚情假义收买人心,一旦利用完,翻脸比翻书还快。


读史有这样的心得,没错,但是流于表面。


杀功臣的帝王,无情的帝王,不止一个两个,并非源自个体的性格偏差,也与个人修养素质无关,而是由更深层次的因素决定。


这个深层因素就是阶层矛盾。


中国人因为经过长期的教育,普遍知道阶级的存在,社会由两大阶级组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即人民群众),阶级之间存在激烈的斗争。


但是,只把社会分为两个阶级,这样的模型还不够精细,明显可以看出统治阶级并非铁板一块,分成了君与臣两个阶层。社会总体是由君主所在的顶层,大臣所在的中层,以及底层的人民群众形成三层的金字塔结构。



君主需要借助大臣的文治武功实施统治,所以他要笼络他们,有时甚至会写出肉麻的小作文。但是,他又要提防大臣中的强势人物崛起,以免被取而代之。


所以,君主对大臣的态度在根上就是拧着的,不能完全信赖又不得不依赖。这种拧着的劲,势必产生非常多的心理变态。


回到赵构与岳飞之间的关系。


在金兵“搜山检海捉赵构”的时候,他亡命天涯朝不保夕,此时的岳飞像天神下凡一般,神勇无敌抵挡住金兵,让皇帝终于能过上安生日子。


就在赵构给岳飞写信的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正率军一路反推收复襄阳六郡。丢掉的地盘还能重新夺回来,这

意外之喜让他这个皇帝脸上有光,当然对岳飞爱得要死。


那时他对岳飞的赞赏与肯定,毫无疑问是出自真心。


之后,当岳飞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仗越打越顺手,提出“迎二圣归京阙”的口号后,赵构对他的看法就彻底变了。


把他老爹和大哥接回来,好让他们一脚把他从皇帝的位子上踹下来呗。


这种事在300年后就真实地发生了。大明战神朱祁镇被蒙古人释放,即使他弟弟朱祁钰严防死守,最后还是通过“夺门之变”抢回皇位,顺带害死了另一位忠臣于谦的命。


《大明风华》,朱祁镇与冤种弟弟朱祁钰


当赵构的个人利益与岳飞的奋斗方向不一致后,君对臣的那种天然的警惕被激活了。


岳飞在赵构的眼里,就从屡立功勋的得力干将,变成手握重兵越来越不好控制的权臣。


权臣的下一步就是奸雄,奸雄的下一步就是谋朝篡位,曹操、司马懿、刘裕……就连赵家老祖宗赵匡胤,都是沿着同样的路径上的位。


越想越害怕,害怕了就要先下手为强。赵构不是什么好人,却是一个很专业的皇帝,他做出了皇帝最本能的反应。


这是由君臣这两个阶层的根本矛盾决定的,是君主阻止大臣向上进行阶层跨越的必然行动,更重要的是封建制度能给皇帝提供从理论到实践的最完整的支持。


只要君臣之间的阶层对立存在,像岳飞那样的悲剧就会一直发生,后来的历史也的确如此。


君臣斗争贯穿了整个封建王朝历史。


所有的改朝换代,真正是底层人民造反,并一路逆袭直到登上皇位的只有两例:刘邦与朱元璋。


剩下的都是被君臣斗争搞翻了船。要么是皇帝没挡住大臣,被其阶层跨越篡权成功;要么是皇帝死死摁住了大臣,大臣们躺平摆烂,最终一起被外部敌人干掉。


就这样重复重复再重复,一直延续到清王朝被推翻,民国建立。政权由一家一姓的私有,下沉到顶层与中层共有,中层只要经过一定的规则流程,就有机会和平上升为顶层。中层向上跨越的那道墙壁被打碎,从此进入到完全不同的时代。


虽然袁世凯搞“洪宪”帝制、张勋搞复辟,都想重新恢复政权私有,但他们走回头路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那道墙被打碎后,再要砌起来,就违背大多数人利益了,肯定会被齐心合力挖塌。


阻碍阶层流动的墙倒了,再也砌不起来了,岳飞式的悲剧也就随之终结。


这种时代进步,绝非依靠人品的大爆发,而是阶层流动规则建立的结果。


这是从历史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



02


再来看第二件文物。


这是收藏在北京国子监的清代科举殿试的金榜,我们常听说“金榜题名”,意思就是在这个榜上留下名字。



凑近一点,可以看到其中的第二名,叫黄自元,是陶叔一个县的老乡前辈,也是我们那里众所周知的一位人物。他虽然考得非常好,是俗称的“榜眼”,但在官场不是很如意,倒是书法的名气比较大。



这场科举是在同治七年,也就是1868年,36年之后的1904年,进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从那以后,科举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代中国人对科举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这种考试所考的八股文禁锢读书人的思想,对国家的落后挨打都要付一定的责任。


但是,科举最初出现的时候,却是以极其进步的面貌亮相的。


我们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科举之前,国家是如何选拔人才的。


最早能了解到的是周朝。实际上,那时根本不存在人才选拔,因为无论是周天子还是诸侯国,从政的机会都只给自家的亲戚,也就是贵族。


周王室的大臣是由最亲近的几个诸侯国国君担任,而所有的诸侯要么本来就是天子的姬姓自家人,要么就是在推翻商朝时立过功的部落首领,经过相互之间的联姻,也都成了亲戚。


大臣死了,就让他家的孩子继承,继续在王廷里打卡上班。所谓的挑选人才,其实就是贵族老爹从自己几个儿子中做出的选择。


诸侯国也差不多,帮着国君处理政务的是大夫,同样是国君的亲戚,老子死了儿子接班,一切都内部消化,肥水不流外人田,相当的完美。


也就是说,最早的统治者阶层本来就是封闭的、固化的。


那么普通人的机会在哪呢?


有条路,应聘给大夫当家臣。


因为政权层层传递到大夫这一级,要负责具体的事,要跟平民打交道,大夫作为贵族不愿意自降身份,就雇佣平民子弟帮他处理杂务。


我们从孔子所收弟子的就业情况,就可以大致了解。


孔子门下有两位贵族子弟,鲁国孟孙氏第九代宗主孟懿子和他的弟弟南宫敬叔,他们镀完金就回去继承家业了。


而平民出身的弟子,最好的出路就是投到大夫门下当家臣,像子路就在卫国大夫孔悝那当差,最后是在该国内乱中战死。


但是孔子的头号爱徒颜回,估计是没找到工作,在贫病交加中先于孔子而死,让老先生很伤心。孔子作为老师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把颜回推成孔门弟子之首大打广告,可惜还是没推销出去。


孔子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教育家出现,表明了时代的重大变化:


贵族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局面,不得不放开口子,吸纳平民中的优秀人才参与处理政务。



率先聘用平民人才的大夫,经济军事实力快速壮大,能够在内部斗争中击败政治对手,控制朝政。


大夫实力强大到不甘居于国君之下,所以出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事件。中层向顶层的跨越,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而国君们警醒了,他们感受到大夫势力的威胁,并且很快就弄明白了保命的关键,是要把人才抢过来——与其让大夫吸纳平民人才来取代自己,不如直接让平民给自己做事削弱大夫。


所以,国君们一个个都变得求贤若渴,开放了原本只属于贵族的职位来吸引各国人才。抢人大战很快形成了风潮,以至于出现了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回百里奚等行为艺术。


要不说能站上顶端的其实没一个傻的,大夫们向上蹿升的势头很快就被压住了,反而他们所在阶层的围墙被拆除,大量平民挤了进来,争抢着君主抛出的肥肉。


春秋战国的历史,简单地总结,就是一开始中层联合底层去拆顶层的墙,到最后反而被顶层联合底层拆了中层的墙。


局面逆转了,对于中层而言,最紧要的事不再是向上攻,而是变成向下防,要把被拆掉的墙重新建起来。


同时,顶层获得了一条重要经验:


与其被动防着中层的进攻,不如主动去拆中层的墙,把底层的新鲜人放上来,始终让中层处于新旧竞争的格局。


建墙与拆墙的较量,成了之后二千多年政治大戏的主要情节。


顶层尝到了放人上来的好处,就要把这种做法制度化。


之前对人才的选拔,都是靠国君亲自面试,应聘者夸夸其谈一通胡吹,国君听得忘乎所以,高官厚禄轻易就许了出去。


通过这种途径确实找到了优秀人才,像商鞅、张仪、孙膑、乐毅,但更多是空长一张嘴的大忽悠,国君们常常花大价钱买后悔。



吃了亏就要长记性,于是到了汉朝正式出现了第一套人才选拔制度,即“荐举制”:


由各地官员负责给朝廷引荐人才,被认可后授予官职,并且是先从基层干起慢慢历练。


像先秦时期那种跟国君聊嗨了就能当相国的事,再也没有了。


然而,游戏规则只要建立,就存在玩坏的可能,被压制已久的中层反而逮到了机会。


官员们利用了系统的Bug,相互串通起来,你举荐我孩子,我举荐他孩子,他再举荐你孩子,转上一大圈哥几个的孩子就能把机会垄断了。


这样一来,原本设计成人才上升台阶的荐举制,硬是被拆了砖拿去砌成新的阶层墙壁。


连着这么搞上几代以后,汉王朝的大臣又成了世袭,豪门士族崛起,积蓄出威胁皇权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王莽篡汉。


之后的乱世,士族的站队更是起到了决定最终胜负的作用。


刘秀能建立东汉,是因为得到河北士族的支持,为此他不惜去当大猪蹄子,舍弃阴丽华立出身河北的郭圣通为皇后,只是后来天下到手就废了郭后,重新迎回初恋阴丽华。他到底是算深情还是无情呢?


曹操能大杀四方,是因为背后有颍川士族的入股,牵线人就是荀彧。只是老荀后来没有与时俱进,挡了曹家的路而被逼自杀。


荀彧看着曹操送来的空食盒


而士族集团立了大功却折了掌门,受伤的心灵需要安抚。等到曹操的儿子曹丕上位,双方终于谈好了价码:正式废掉名存实亡的荐举制,改成九品中正制。


摊牌了,不装了。你老曹家当你的皇帝,我们中层就要个稳稳的将来,不过分吧。


九品中正制重新在中层与底层之间建起了高墙,从此做官只看家族背景,个人努不努力根本没人在乎。


士族豪门太开心了,国家却倒了大霉。


这套制度埋下了两个大雷。


第一个雷是士族所在的中层势力大增。


从前面的历史能够知道,中层厉害了就会往上攻,所以天下归晋后没多久就出了“八王之乱”。谁只要身后站了几家士族,都敢下场去搏一搏。


八王大乱斗关系图


这一折腾就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达三百年的乱世,直到唐朝建立才稳住社会的底盘。


第二个雷是精英素质的快速劣化。


所谓魏晋风流,实际上是何晏那样的涂脂抹粉“伪娘”风,也是他开创的吃五石散磕药风,还有王复那样听到马叫就以为老虎来了的涕泪横流。


伪娘与磕药双料祖师,何晏


精英阶层已经劣化,只能谈玄吹牛搞搞文艺创作,寒门子弟却依旧被他们压得胳膊腿都伸不直。


如果中原王朝真能够关起门来过太平日子,也就罢了,但北方的游牧民族可不惯着。所以,就有了“五胡乱华”,被打得衣冠南渡之后,再也没能力打回去。


强汉那种虽远必诛的狠劲,被封闭耽乐的士族败坏得渣都不剩。


两个雷炸得统治阶级外焦内嫩,终于痛下决心,必须给底层向中层的跃升开一条永久的通道,最后找到的办法就是:科举。


科举划时代的先进之处,就在于规则设计上最大程度排除既得利益者的搅和,就靠一张卷子,就看分数,爱咋咋地!


新游戏规则的建立不会一帆风顺,同样遭受了中层的顽强阻击。他们的出招是——搞“素质教育”。


考试不能避免,就在考试内容上搞事情,诗、词、歌、赋、书、数通通考一遍,寒门子弟对这些考试内容连门都摸不上,更别说考出高分了。


在公平的形式下制造内容的不公平,这样的考试连“诗圣”杜甫都考不上,李白连考试都不愿意参加,找关系挤到唐明皇身边当了个翰林待诏,实际上就是陪人聊天解闷的帮闲。


所以,奸相李林甫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报告明皇:野无遗才!


底层人才还是上不来,国家照样要乱。


科举还得继续改,直到遇上了狠人朱元璋。他搞了次系统重大升级,坚决去掉那些花活,考试范围限死就是四书五经,考试文体也限死就是八股文。


出身于底层的底层,朱元璋给了底层真正的公平,就那几本书,苦孩子们玩命去背吧。


就算范进考到50多岁才考上举人,他还是靠死读书从底层挤进了中层。这不叫公平,什么叫公平?



公平的精神,延续到了现在的高考。比如,很长时期高考考题甚至不会出现“冰淇淋”这样的词,因为要避免边远落后地区的考生没见过这类东西。


公平,极致的公平,起码保证了政权机器有了顺畅的人才供应,治理国家的必定是同时代最优秀的一批人。


了解过科举的发展历程,你还觉得它是完全落后的东西吗?


科举被时代淘汰,是因为中国错过了后来的知识大爆炸,纯靠圣人之言已经不够支撑社会的发展。但在建立了普及现代知识成果的基础教育后,现行的高考制度,仍然是遵照着科举的公平精神,提供了一条底层向上跃升的最宽阔道路。


前不久,来自云南边远山区施甸县的桂海潮,作为第一位非军人航天员进入空间站,他也成为小镇做题家的最新典范。



认真学习,当做题家,依然是中国底层人民的最佳出路。


正如千百年来中层建墙的努力没有停止过一样,来自顶层拆墙的意志力同样顽强。


“阶层固化”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中层家庭给孩子报补习班、让孩子进私校打高尔夫骑马、走国外关系安排孩子出国,看到这些很多人心中充满了焦虑。


但是,阶层固化给中华民族的教训太过深刻,深刻到无论谁站在顶端都会拆墙成瘾。


所以,教培产业一夕覆灭,国际学校被归入“中产作死三件套”,海归水硕越来越不值钱,看到这些,你还认为那道墙真能建起来吗?


而今天中国拆墙的动力,除了历史教训,还有来自现实的需要。


是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03


接下来看一张老照片。


照片中的人物大家估计都不太认识,但是提到其中的几个名字却又很熟悉。比如最左边的两个人,上面的那个是宋教仁,下面的是蔡元培。


往中间看那个穿军装的,是段祺瑞。再往最右看,坐在护栏上的那位,是唐绍仪,他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任责任内阁总理。


其实这是1912年,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的唐绍仪内阁部分成员合影。


从右至左前排:总理唐绍仪,代理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工商次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

后排: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祖、司法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


这届内阁成立时,孙中山的同盟会与袁世凯的北洋系正处在蜜月期,双方都在尝试合作的可能,甚至作为袁世凯老下属的唐绍仪还加入了同盟会。


内阁集合了当时的最强阵容,其中既有同盟会成员,如教育部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也有北洋成员,如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还有知名专家与社会名流,如外交总长陆征祥、司法总长王宠惠、财政部长熊希龄。


并不用怀疑,他们都是想做事的人,希望能迅速改变国家落后孱弱的面貌。


但是,这届内阁却只存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从1912年3月29日成立,到6月27日就因为唐绍仪与袁世凯之间产生矛盾而倒台。


此后的北洋政府内阁,都没有摆脱短命的下场,到1928年的16年里,共产生32届内阁,平均下来每届只存在大约半年时间。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各方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不仅北洋系与同盟会(后来改组成国民党)之间在斗,北洋在袁世凯死后又分裂成皖系、直系与奉系,为了控制政局甚至爆发了直皖战争与两次直奉战争,并且每届内阁的成员之间也都各自不同调,时不时因为意见不一而闹内讧,轻则辞职,重则发起倒阁大伙一起玩完。


应该说,北洋的政府是一盘散沙的政府,不管用的是多好的人才,不管这些人有多好的愿望,他们都干不成事。


到了1928年10月,国民党北伐结束了北洋的统治,在南京成立了全国统一后的第一届国民政府行政院。


这届政府里的人物就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了。比如,行政院院长(相当于总理)谭延闿、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冯玉祥、内政部长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财政部长宋子文、教育部长蒋梦麟、铁道部长孙科、工商部长孔祥熙、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林森。


谭延闿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一届成员名单


这也是当时国民党能推出的最梦幻的团队了。


其中很多成员是出身于美国的耶鲁、哈佛等名校,甚至在开会时都会习惯于用英语交谈。论智力与国际视野,自然是一流水平。


但是这样的政府依然是斗争不断,谭延闿即使作为政府首脑,也无法制止没完没了的内耗,只留下一句感慨:“中国的事,只有到了不得了时才能了,得了时反而不能了。”


国民政府从1928年到1949年,共产生13届,平均每届也不过延续多过一年半时间,比北洋要强一点,却依然干不成什么事。


真正出现能干事的政府,则一直要等到1949年10月开始的中央人民政府。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


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与人民政府,施政能力差别的根源是什么呢?


首先能明确的是支撑政府运行的政党力量不同,相对于之前的所有政党,中共拥有空前强大的组织与政治能力。


我们再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又会有新的发现。


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为什么内斗厉害?


依据前文总结的历史经验就能明白:


因为社会顶层与中层之间的那道墙不存在了。


在封建王朝时期,最高权力归属是确定无疑的,绝大多数中层根本不会去想这个事,老老实实干自己的活。


而到了民国,从中层上升到顶层的游戏就放开了,但凡有点实力的玩家都忍不住想下场去试试手气,今天你是总理,说不定明天就轮到我了,还说不定后天我就成总统了呢。


正是看到这一点,袁世凯就想通过搞洪宪复辟,把顶层与中层之间的墙恢复,把变得浮躁的中层给按下去。他以为他能做到,但事实证明不行。


国民政府比北洋政府强点,就因为出了个独裁的蒋介石,中层因为怕他有了边界感,做事才踏实一些。但是,老蒋也没能完全压住,不仅好几次下野,最后还让桂系李宗仁过了把总统瘾。


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失败,症结就在于顶层只跟中层玩,中层蓄积了足够的力量时不时就能挑战顶层。政局不稳,想得再美好都没用。


局面到人民政府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个政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顶层对中层,不仅是用组织纪律进行约束,更是主动将底层的压力往上传导,既避免中层的堕落又压制住躁动,将其纳入了良性运转的轨道。


这就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背后的原理。


中国社会的平稳发展,取决于三个阶层的有序流动,为底层,为人民群众服务,并不只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而是出自历史的经验,更是现实的政治需要。


明白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


那些“阶层固化”的种种传说,又能有多少实际的意义?


真要阶层固化了,按照历史经验来推断,必定是天下大乱。谁敢背负这种塌天大祸的骂名?


与其成天没来由的焦虑,不如好好奋斗自己的事业,耐心教育自己的孩子,增长本事去施展拳脚吧。



04


读历史,有个高效的方法,就是选定一个角度,把前后的事件串连起来,理出社会发展的一条脉络,往往会有独特的收获。


这篇文章,陶叔就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去观察历史,从而得出了三个阶层之间既斗争又联合的复杂关系,也得出了对未来的信心。


掌握这样的方法读历史,就会有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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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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