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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时期统治的危机，不仅表现在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上，更表现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上。

在开国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即爆发3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这在历代王朝中也是少见的。

1、宋初四川地区的现状

宋代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在四川地区，不是偶然的。

四川地区，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中为平原，四周为高山环绕，东有三峡之险，北有剑门之固，土质肥沃，物产丰富，自古号称“天府之国”。

中唐的“安史之乱”，引起一场大战，但并未波及四川。唐末黄巢起义，纵横大江南北，最终攻入长安，但兵锋亦未及四川地区。唐玄宗一行，逃入川陕，“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四川地区的官僚、豪族、士大夫，躲过了两次大的打击。

“衣冠之族”的入蜀，更增加了四川地区的兼并势力。

五代时期，王建、孟知祥先后据有四川地区，建立了前、后蜀政权，保护了四川的地方豪族势力，使其未受多大影响。

因此，到宋初，四川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特别严重，在宋朝全国堪称第一，贫富对立，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四川地区有些州县的客户数量十分惊人。

如眉州主户31665户，客户31258户，客户约占50%；嘉州主户5691户，客户23207户，客户约占80%；阆州主户11746户，客户22234户，客户约占65%；普州主户1366户，客户13144户，客户约占90%，昌州主户1180户，客户12700户，客户约占90%。

客户比例如此之高，反映出没有土地的农民数量庞大。

四川地区的大地主，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役属大量佃客、“旁户”。

《宋史》卷304《刘师道传》记载：

“四川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

《太宗实录》卷79载：“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

“旁户”、“佃客”的众多，成为四川地区的一大特点。他们受压迫受剥削最深，故极易起而反抗，“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即可见一斑。

乾德三年(965)正月，后蜀灭亡，四川归入赵宋皇朝版图。宋太祖随即下令，组织水、陆两支运输队伍，用十多年时间，把后蜀府库中的宝货、钱币、布帛、粮食等，全部送到京城开封，“悉归内库”，使四川遭受了一次浩劫。川峡民众失望了，愤怒了。

2、全师雄兵变

北宋初期的军队，是一支保留了五代时期骄兵悍将恶习的军队。平蜀之后，军中将士以胜利者、征服者自居。

诸将恃功骄恣，“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甚至有军校在街市持刀抢劫商人财物，或割民妻乳而杀之者。北宋军队的横行不法激起蜀民群起反抗。

平蜀的次月，即北宋乾德三年(965)二月，梓州(今四川三台)后蜀军校上官进，就“啸聚亡命千余众，劫村民数万，夜攻州城”，被新任知州冯瓒镇压下去。

三月，宋朝诏发蜀兵赴阙，并优给路费。但王全斌等将领擅自克扣蜀兵由蜀地至开封的粮饷和路费，又纵部曲侵扰，致使蜀兵愤怨思乱。

他们行至绵州(今四川绵阳)，便“劫属县以叛”，时值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遵命带领家属赴京师拜谒新朝皇上，路过绵州见蜀兵叛宋，弃家匿藏民舍，被蜀兵搜得推以为帅，众至10余万，号“兴国军”。

王全斌遣马军都监朱光绪将兵招抚。光绪尽灭师雄之族，纳其爱女，夺其财物。“师雄怒，复无归志。”

率众攻克彭州，成都所属十县皆起兵响应。于是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署节帅20余人，分据要害。王全斌遣崔彦进、高彦晖分路进讨，为师雄所败，彦晖战死。又遣张廷翰等进讨，同样大败而还，退保成都。

全师雄乘胜分兵绵、汉，断剑阁，沿江置寨，声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陵、简、雅、嘉、东川、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17 州及成都属县皆起兵反宋，邮传不通者月余。

王全斌等平蜀将领十分恐惧，见成都城内后蜀降兵尚有近3万人未遣赴京师，虑其响应师雄反宋，便诱至夹城中，连其老弱疾病全部杀害，更加激起蜀中群众的反抗。

其后刘光义、曹彬相继败全师雄于新繁、郫县，师雄退走灌口寨。师雄同党吕翰也在嘉州（今四川乐山)为宋军所败，退守雅州(今四川雅安)。乾德四年(966年)正月，宋朝以客省使丁德裕为西川都巡检使率兵入蜀协助宋军平叛，然反宋烽火仍遍布蜀中各地。

正月，阆州(今四川阆中)农民攻逼州城。二月，渝州(今重庆)杜承褒率领民众围攻州城，判官卞震受伤逃遁，反宋军入据州城。六月，王全斌败师雄于灌口寨，师雄退走金堂。八月，宋军攻克雅州，吕翰走黎州(今四川汉源)为部下所杀，其他各地反宋军队相继被宋军镇压下去。

其后全师雄病死金堂，余部推谢行本为帅占据铜山，被宋军擒获，为时一年有余的全师雄领导的蜀兵反宋斗争才全部镇压下去。宋军在镇压蜀兵反宋战争中前后杀戮近10万人之多，导致蜀中民众的积怨和仇恨，成为宋初四川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兵变被平定后，宋廷对川峡地区也十分重视。

后蜀平定后的第一任知成都府，竟然任命参知政事吕余庆担任。带参知政事衔任地方长官，这在宋初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一任就是三年。吕余庆离任后，又派太祖早年幕僚刘熙古接任，一任又是四年。

开宝五年(972)刘熙古自知成都府升任参知政事，以邓牧接任两年。开宝八年(975)，吕端出升知成都府，直至太宗即位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调任开封府判官，辅佐秦王廷美。太宗任命的第一位知成都府，是他任开封尹时的幕僚程羽，可见他也是十分重视川峡地区的。

宋廷十分重视川峡地方长官的选择，但并未能治理好川峡地区，蜀中各种势力与宋朝的矛盾并未化解。

3、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宋朝为了进行统一战争，把四川作为重要财源基地。

史载：

“孟氏割据，府库益以充溢，及王师取之，其重货铜布，即载自三峡而下，储于江陵，调发舟船，转运京师；轻货纹毅，即自京师至两川设传置，发卒负担，每四十卒所荷为一纲，号为‘日进’。不数年，孟氏所储之诸物，悉归于内府矣。”

从此，宋朝“储积充羡”，“乃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以贮金帛，号曰‘封桩库’”。

其后，宋朝为了在蜀中搜刮财物部送京师，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在蜀中各州置“博买务”“市买院”“织造院”等机构，禁止民间私市布帛，垄断匹帛、丝绵、绸缎的产销，并榷盐酤酒，禁民私酿，增收曲钱，与民争利，严重损害了各阶层群众的经济利益。

更为严重的是，宋朝把蜀中铜钱、金银装发赴京，致使蜀中铜钱竭乏，物价飞涨。史载，后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千七百，绢一匹直钱千二百，而铁工精好殆与铜钱等”。

入宋以后大量滥铸铁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制裁，物价增长，寻又禁铜钱入川界”，致使铁钱贬值，“铁钱十乃直铜钱一”。太平兴国四年(979)始开其禁，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人川界，与民互市。

每铜钱一，得铁钱十又四。宋朝人为地将铜钱运出川界，造成铁钱大幅度贬值，金融混乱，百姓遭殃，人心不安。

于是官府决定用铁钱收购四川境内少数民族的铜，复铸铜钱，民输租当纳钱者，十分中只输一分铜钱，其余许输银及绢暂代，以后每年递增一分，十年乃全纳铜钱。但铜难得，复铸铜钱成为泡影。

而地方官又乘机将自己“月俸所得铜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萧然益苦之，或剜剔佛像，毁器用，盗发古冢，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更加引起四川人民的强烈不满。

川峡地区各阶层群众与宋朝矛盾的长期积累，使蜀人“于其心有所不可得忍，然后聚而为盗贼，散而为大乱”。

淳化二年(991)任诱为首的起义军攻打昌州（今重庆大足）、合州（今重庆合川）。三年（992），荣州（今四川荣县)、戎州(今四川宜宾)、资州(今四川资中)、富顺监一带又相继发生人民起义。

淳化四年(993)，即北宋平蜀28年后，终于爆发了遍及川渝的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4、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的诱因

王小波、李顺是永康军青城县（今都江堰市）味江人。味江是青城东侧的一条小河。李顺是王小波的妻弟。北宋永康军，位于四川盆地西北山区，是客户特多地区之一，此地还有一些是“旁户”，他们输租纳税之后，生活极其困苦。

这里是四川的汉“夷”交界区，青城山的西北就是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宋朝在永康军设关置寨，驻军把守，禁止汉族与少数民族私相贸易，甚至封山塞路，断绝往来。青城山、味江河一带，自唐以来就是著名的茶叶产地。

这里的农民大都种植茶树，以出卖茶叶为生。有的农民既种茶又贩茶，既是茶农又是茶贩。

北宋初期，统治者对东南地区的茶叶生产实行禁榷，由官府专买专卖，而在川峡地区则“听民自卖”，没有禁榷，但规定茶叶买卖不得出境，不得卖与少数民族，只能卖给官府和内地商人，在汉族地区销售，少数民族购买茶叶必须向官府购买。

茶农或茶贩将茶叶卖给少数民族，即属私茶，按贩卖私茶定罪，将受到没收茶叶、茶园，罚款、判刑、流放甚至杀头等等处罚。

少数民族，特别是阿坝牧区的少数民族，肉食乳饮，一日不可无茶，把茶叶贩卖给少数民族就能获利数倍，而这类交易却被官府垄断。

青城山一带的贫苦茶农、茶贩，在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剥削下，就只能但求侥幸，冒法犯禁，贩卖私茶，以图活命。

因而这一带禁止私茶与贩卖私茶的斗争一直相当激烈，使得永康军成为北宋初期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和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直接导因是“贩茶失职”。

苏辙说:

“大盗王小波、李顺等贩茶失职，穷为剽窃。凶焰一扇，西蜀之民肝脑涂地。”

即指二人贩卖私茶，违法失职，穷困无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的一天，王小波聚集了一百多贫苦农民。他告诉这些在苦海中挣扎的农民：“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号召大家揭竿而起，用武装斗争实现“均贫富”的目标。这一号召引发了贫苦大众积郁已久的愤怒，反映了贫苦大众的迫切愿望，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旁户鸠集”，“贫者多来附”。

农民起义军首先攻克了青城县，然后转战邛、蜀二州所属各县。彭山县令齐元振，恣横贪暴， “与民为仇，受贿得金，多寄民家”，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大贪官。王小波派兵袭杀，把他剥削得来的“金帛”，散发给贫民，并开腔破肚，装满钱币，暴尸示众，惩其诛求无厌。于是大快人心，归之者众，其势“愈炽”。

同年十二月，起义军进攻蜀州江源县(治今崇州市江源乡)，王小波受伤牺牲，起义军推李顺为领袖，继续战斗。

5、占领成都、建立政权

李顺领导起义军后，继续把矛头指向贪官污吏，并进一步实施“均贫富”的纲领。

起义军所到之处，“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才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值东西两川天旱大饥，吏失救恤，纷扰流离日多，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在李顺领导下，起义军攻克了江源，接着攻克蜀州，杀监军王亮及官吏十余人，又陷邛州，杀知州桑仲保、通判王从式、巡检使郭允能及诸僚吏。起义队伍扩大到数万人，乘机攻克永康军和双流、新津、温江、郫县、彭州、汉州(今四川广汉)，包围成都。

淳化五年(994)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众至数十万。知成都府吴元载、转运使樊知古逃奔梓州。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建立大蜀政权，设置军政机构，任命了中书令、枢密使、军帅、知州、刺史等官员。还铸铜钱“应运元宝”和铁钱“应运通宝”，并在起义军的面部刺上“应运雄军”四字，以表示这个政权应乎天理，顺乎民心。

大蜀政权派遣起义军队四处攻打州县。北抵剑关，东至夔峡，南达嘉州的大部分州县都被起义军控制。

然而，这毕竟是一支靠人多取胜的军队，是一支缺乏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验和严密组织的军队，勇则有余，谋则不足，胜则易聚，败则易散。当起义军在同年二月攻克剑州(今四川剑阁)，北攻剑关被宋朝成都监军宿翰、剑门都监上官正击败之后，就再未集中兵力继续进攻，也未毁掉栈道以切断宋朝援军入蜀的道路，而是坐待宋朝军队的到来，造成战略上的严重失误。

大蜀政权控制剑南、两川，使关右震动，北宋朝廷极为忧恐。宋太宗急令地方官员加紧镇压，并在同年正月命心腹宦官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率领禁军由陕西入蜀。

二月，又令雷有终增派一支官军由峡路入蜀，统归王继恩指挥。他们“剿抚兼施”，于四月越剑关、占剑州，五月攻占绵州，进逼成都。十余万农民军虽英勇抵抗，但终归失败，李顺及许多首领部卒共三万余人被官军残酷杀害。

成都被宋军攻占后，郭门十里外仍为起义军所控制，王继恩率领的宋军只得龟缩城内，不敢出击。起义军继续坚持战斗，把宋军围困在成都城内。其中张余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部队，乘官军孤立无援，沿长江而下，连克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发展到十万余人。但整个起义军队已是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四处游击，没有统一的战略部署和统一的指挥，更没有组织过对成都的任何反攻或是在其他地方另辟战略基地，积蓄力量，重建政权。

6、张咏经略蜀地

随着由峡入蜀的雷有终抵达成都和同年九月宋朝名臣、新任知益州张咏到任，局势发生了有利于宋军的转变。

张咏见被围成都的三万余宋军军粮缺乏而无半月之食，若由陕西课民运粮饷军，道路不绝，也远水难救近火。张咏访知盐价素高，而廪有余积，乃降盐价，听民以米易盐。于是民争趋之，未逾月，得米数十万斛，可供二年军食。

“军士欢言：‘前所给米，皆杂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国事者。’咏闻而喜曰：‘吾令可行矣。’”

解决军粮供应之后，张咏立即召集王继恩、上官正等统兵将领，令其出城讨伐盘踞成都附近州县的农民起义军，并嘱军校曰：

“尔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劳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矣。”

于是诸将乃出城讨伐，斩获甚众，扭转了成都被困局面。面对诸将诛杀被俘起义军的要求，张咏不允, “悉令归业”，并说“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有何不可哉？”

借此分化了农民起义队伍。两川招安使宦官王继恩统领军队，“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执博局棋枰自随，威振郡县。仆使辈用事恣横，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军士亦无斗志，余贼进伏山谷间，州县有复陷者”。

张咏鉴于王继恩御军无方，其下恃功暴横, “恐军还日或有意外之变，乃密奏请遣心腹近臣可以弹压主帅者，亟来分屯师旅”。同年十二月，太宗遣近臣张鉴、冯守规赴蜀, “鉴与咏即遣部戍卒出境。继恩麾下使臣亦多遣东还”。

在张咏的运筹下，宋军主动出击，相继击破各处起义军，平定蜀中各州县。至道二年（996）二月，张余在嘉州兵败被杀。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自称“邛南王”，聚众攻邛、蜀二州,被官军镇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均贫富”口号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历时三年多，终归失败。

7、王均兵变

益州钤辖符昭寿，因其父符彦卿太祖时位至太师、凤翔节度使，其女又是太宗懿德皇后，便仗其贵家子弟，在蜀中为非作歹，弄得天怒人怨。

时值王小波、李顺起义被镇压不久，“人心汹汹，知州牛冕缓弛无政，昭寿又不能御军，人皆怨愤。神武卒赵延顺等八人谋欲害昭寿，未敢发”。

延至咸平三年（1000）正月，赵延顺率众发动兵变，杀符昭寿，拥都虞侯王均为帅，占据成都。知州牛冕、转运使张适逃往汉州，后又逃往东川。其后，知州牛冕被削籍流儋州，转运使张适削籍授连州参军。

王均占据成都后，建立大蜀政权，“改元化顺，设官置署，设贡举，以神卫小校张锴为谋主”。

王均随即率众攻陷汉州，进攻绵州不克，直趋剑州，兵败退保成都，闭城自固。宋真宗立即派户部使雷有终率八千步骑入蜀讨伐。咸平三年二月，雷有终兵至成都攻城，为王均所败，直到十月始攻克成都。曾任大蜀官吏的数百人悉遭焚杀，时谓“冤酷”。王均率余部逃至富顺，兵败自杀。

至此，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北宋初期四川人民反宋武装斗争才告结束。兵变后，宋真宗再次劳动张咏出知益州，才最后抚定益州，结束川峡地区屡叛的局面。

宋初四川人民的反宋武装斗争，从北宋平蜀的965年上官进和全师雄领导的蜀兵起义开始，到1000年王均兵变结束，历时30多年。这30多年中，包括士兵、农民和各阶层群众在内的反宋武装斗争共 20 起之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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