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青铜爵的造型独特，尤其是口部的设计，前有流，后有尾，流与杯口之间有柱。柱的位置距流根处很近，绝大多数为双柱，通过测量陕西先秦青铜爵的流与柱的距离、夹角，以探究青铜爵流与柱的形态关系。

将所得数据与先秦古人颅骨测量数据相比较，发现流柱间距与先秦古人的唇眉间距相吻合；流柱夹角与先秦古人颅骨的上齿槽角相吻合，这为青铜爵的饮酒功能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

青铜爵是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礼器之一，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青铜器器型。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爵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属二里头文化三期。河南、陕西、湖北、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湖南、甘肃、北京、上海等地皆有青铜爵出土。

现记录在册的青铜爵有两千余件，主要来自考古出土、文物收藏者、征集采集、宋代金石学著录和近代学者著录。

出土青铜爵的形制有很多种，但基本满足“前有流，后有尾，中为杯，杯的一侧有錾，杯下为三足，流与杯口之间有柱”杜金鹏推测，青铜爵在西周中期以后或两周之际最终消失。

对截至1986年底出土的600多件青铜爵做了种类与形式、分期与演变的分析，将爵的演变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10个阶段内容涉及青铜爵各个部位的演变：流尾由狭长逐步变宽短。

柱的演变依次为楔状、钉状、菌状、伞状；单柱的产生晚于双柱，大致只在演变中期流行过一段时间；柱茎由低到高演变，横切面从三角形演变为半圆形；柱的位置从流根处逐渐靠近爵錾。

关于铜爵双柱的功用和意义，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看法或猜想，宋代吕大临认为，“今两柱为耳，所以反爵于站，如鼎敦，盖以二物为足也”。

即青铜爵的双柱就像鼎的双耳一样，反置爵于台子上可以作为双足。吕琪昌总结了前人对青铜爵双柱功用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反爵于爵台之用；保持饮酒仪态。

关于酒的存在，傅晔介绍了与之相关的注酒说、饮酒说。注酒说，即爵在商代常与觚同出。

压榨出的酒浆随即沿流床本身的坡度流进爵腹，这种流向是顺流，畅通而自然贾洪波也认为饮酒说不成立，认为一些爵的扉棱齐至流出口，非常不便于饮酒。

将流与柱联系起来的人只有清代学者程瑶田他分析了《考工记》中描述爵的一句话“凡试梓饮器，向衡而实不尽，梓师罪之”，其意为用制好的爵饮酒，在双柱抵于眉间时，而没有饮尽爵中酒。

那么梓师就要惩罚制器的工匠。他认为句子中“衡”指的是“眉”，而非郑玄所认为的“平”的意思，并认为“两柱盖节饮酒之容，而验梓人之巧拙也”。

这可能表明，饮酒时青铜爵的流口和柱头间的距离与使用者的唇和眉间的距离存在对应关系。流与柱都在爵的口沿部，柱距流根处很近，其位置变化是从流根处向鳌靠近。

流的曲度也由与柱近垂直逐渐向柱旋转成锐角，流与柱之间的关系是否与其功用有关，学界对此少有关注。

通过测量陕西先秦青铜爵流口与柱头之间的距离（以下称“流柱间距”）。流口和柱头连线中点的连线与青铜爵放置平面垂直线的夹角（即流柱夹角）。

获得流与柱的形态关系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先秦古人面部形态数据加以比较，进而探讨流与柱在青铜爵使用时的作用。

流、柱形态关系数据的测量

青铜爵的测量需根据实物的保存情况而定。文物在长时间的留存过程中或许会出现损伤，所以双柱和流的形制状态也可能有所改变，但其测量方式是固定。

首先，需要仔细观察铜爵柱和流的状态，流柱是否有破损或变形、双柱头所在直线与流口切线是否平行、双柱是否倾斜、最初状态如何。

其次，确定流口的切点p与双柱顶点的位置，长度近似相等，双柱所在直线与流口切线近似平行，以流柱无变形的标准形制为准。

然后，测量各双柱顶点与相应流口的距离a、a₂，双柱顶点之间的距离m；测量铜爵双柱顶点、流口切点到各放置平面的距离h;、h₂、h₃，所测线段皆与杯身平行。

最后，记录数据，计算流柱间距s和流柱之间的角度0。若铜爵损伤，则按实际情况分析是否有其他合适的测量方法。

连接，连接线段的长度乘以绘图比例，即为流柱间；s;从柱头作垂直于绘图水平线的垂线，其与流柱连接线的夹角即为流柱夹角。

从《陕北出土青》《周原出土青铜器》两套图册中共查阅出33件铜爵的实物测绘图。文章根据图册中给出的铜爵信息，加入测量数据，按照时间顺序将其整理。

从年代分期来看流柱间距，陕西商代中期和商代晚期的铜爵相对西周的数值较小；西周早期的铜爵数值在8.5～9.8cm的区间内，数值较集中；西周中期的铜爵数值在7～8~11.2cm的区间内，数值差距较大。

从流柱夹角的整体数据来看，其离散程度更小。最大值是商代中期的雷纹爵，最小值是商代中期的了父乙爵，分别为8和5,差值为25。

将数据从大到小排列，数据排列紧密，有很多数据数值相同，除最大值外，相邻数据的最大差值均不超过3。说明铜爵的流柱夹角的数值是相近的。

从年代分期情况来看，商代中期和商代晚期的数值较大；西周早期的数值集中在62~7;西周中期集中在66~72°。一般来说，流柱夹角越小，流口与柱头的高低落差就越大，铜爵的形态就更舒展。

因为，青铜爵的流是卷舌流，流沿较高，所以青铜爵流与柱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它们之间的高低落差很小，流柱夹角偏直角。测出的数据表明流柱夹角距直角还是有一定差值的。

先秦古人面部形态数据的测量

用爵饮酒时，人的面部是最贴近的铜爵。通过上述所得流柱间距和流柱夹角与先秦古人颅骨测量数据的初步比较，发现其数值分别与先秦古人颅骨的上面高和上齿槽角的数据很接近。

颅骨的上面高与人面部唇与眉的垂直距离几乎相近，两者之间的差值应在1cm左右。上齿槽角与流柱夹角的关系，需要根据古人用爵饮酒时面部的状态来进行分析解释。

眉唇的垂直间距，即唇眉间距。目前在颅骨测量中，只发现高效高较贴近唇眉间距。上面高：鼻至上齿槽的直线。用直角规测量。

另一种测法是自鼻至上齿的直线距离。因为鼻根点与眉间点存在一小段距离，上齿槽点与唇中部之间也有微小的差距，因此选用上更接近所需数据。

应对对应上述件3个青铜爵的所属时代和地区，文章尽量选用与其时代和地区相近的头骨测量出的上面高和上齿槽角数据。

选用数据来源有：陕西省铜川市瓦窑沟青铜时代墓地人骨；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人；临潼湾李墓地出土战国至秦代人；陕西临潼新丰镇秦文化墓葬人骨。

通过数据比较可知，陕西铜爵流柱间距与先秦古人颅骨上齿槽角的数据吻合，平均值间的差距在2°左右。因为变异系数不是很大，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较大的差距，可以理解为个别铜爵和个别古人的特殊情况。

为什么这两组数据之间存在这么强的相关性？文章试以古人用爵饮酒时的状态来做一分析。古人用爵饮酒时，流口与爵柱贴服面部的口部和眉间的位置。

这种情况下，流柱夹角与上齿槽角因为相等而恰好形成平行线的内错角，即上齿槽点和颅底点的所连直线与杯身所在直线平行。

因此，当爵身保持水平时，上齿槽点和颅底点所连直线即面底长也是水平的，同时颅底面也是水平的。头部继续后仰就必须使颈部向后弯曲，后仰过多会令饮酒者感到不适。

颅底面保持水平或稍稍向后倾斜，是让人较为舒服的状态，也比较符合人体工程学。这也表明青铜爵适于饮酒。

通过比较可知，陕西铜爵流柱间距与先秦古人的唇眉间距非常接近，各数据平均值的差值在1cm以内，可以说两者是相吻合的。

相比女性男性的唇眉间距明显更接近流柱间距的数值。流柱间距的数值一般比唇眉间距大。因此，古人若用铜爵饮酒，铜爵双柱接触面部的部位必定在眉间或稍靠上的位置。

如此相近的关系，支持了青铜爵具有饮酒功用这一说法。

结论

从陕西出土的80多件铜爵的所属时期来看，商代铜爵的使用可能并不广泛。西周早期与中期的铜爵数量相当且数目较多，说明西周早、中期的铜爵制作数量并无太大变化。

从西周时期铜爵的形制特征和文章所获数据来看，西周早、中期的铜爵适合饮酒。陕西先秦铜爵只代表了殷墟中期到西周中期这段时期和陕西这一区域的铜爵，只是铜爵流变过程中的一小部分。

从二里头三期到西周末年，青铜爵流行了一千多年。这么长的时间里，它的形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其功用也必定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

综上，由陕西青铜爵流柱形态关系与先秦人面部形态数据的分析可知，青铜爵流、柱之间的形态关系的数据与先秦古人的面部形态有很大的相关性。

流柱间距与先秦古人的唇眉间距相吻合；流柱夹角与先秦古人颅骨的上齿槽角相接近。这说明陕西先秦青铜爵非常适合作饮酒器。

古人饮酒时双柱贴合眉间，展现了青铜爵的整体形态，头部微微后仰也符合人体工程学，增加了用爵饮酒的美感和舒适度。

参考文献

1. 戴南海、张懋镕、周晓陆，文物鉴定秘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215。

2. 杜金鹏。商周铜爵研究[J]。考古学报，1994(3):264-298。

3. （宋)吕大临著，廖莲婷整理校点。考古图外五种[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91。

4. 吕琪昌。青铜爵、晕的秘密从史前陶需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