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权倾朝野,为何却斗不过年仅17岁的崇祯朱由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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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橙子话史

编辑:橙子话史


引言: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只有至高无上的皇帝才能被称为“万岁”。

然而,在明朝有这样一个人却可以被称作“九千岁”,只在皇帝一人之下而在万人之上。

这位权倾朝野的人物并不是权臣或是外戚,而只是一个宦官。

魏忠贤

他便是明末权宦魏忠贤。

在天启年间,魏忠贤只手遮天,朝野上下甚至有“知九千岁而不知天子”的说法。

不过,在崇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及其党羽几乎没做反抗便束手就擒。

那么,为什么权倾朝野的魏忠贤斗不过刚刚继位年仅17岁的崇祯?

一、魏忠贤的飞黄腾达之路

早年的魏忠贤就是一个标准的市井小混混:家境贫寒而混迹街头、不识字、好酒色、好赌钱。

赌输之后被逼无奈挥刀自宫,隐姓埋名入宫做了太监。

早年的街头经历让魏忠贤天生善于察言观色,巴结权贵。

他先通过讨好皇太孙之母王才人巴结到太监魏朝,认其作干爹。

又通过魏朝引荐得到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的赏识,得到了在皇太孙朱由校身边陪伴的机会。

在皇太孙身边侍奉期间,魏忠贤又“勾搭”上了皇太孙的乳母客氏。

这个客氏原本是乡间农妇,因为皇太孙哺乳而入宫,深为皇太孙依赖。

客氏原本是魏朝的对食夫妻,后来魏忠贤入宫后“喜新厌旧”转而搭上了魏忠贤。

由此拉开了她在日后将会影响明朝政局的序幕。

指望十几岁的皇太孙即位,可能五十多岁的魏忠贤自己都不相信。

年过半百的他这辈子可能就是做个皇太孙(也许会成为皇太子)的贴身太监而已了。

万历48年,明神宗朱翊钧去世,继位的明光宗朱常洛却没能等到自己的年号泰昌使用,仅一个月后便随神宗而去。

朱由校

16岁的皇太孙朱由校成了皇帝,改元天启。

随着朱由校即位,作为亲信的魏忠贤也开始飞黄腾达。

朱由校亲赖的乳母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其家族子弟皆受到荫蔽。

不识字的魏忠贤一跃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总揽朝政,又兼领特务机构东厂。

魏忠贤擅权专横,打击直言进谏的东林党人,组织起自己的党羽“阉党”。

天启年间官场乌烟瘴气,厂卫横行。

借着朱由校的宠信,魏忠贤大肆打击异己,向皇帝告魏忠贤状的大臣都被贬官流放。

慢慢地,天下也都知道了魏忠贤的权势,开始讨好巴结他。

有官员陈奏魏忠贤的“功绩”,请皇帝进魏忠贤为上公并加爵三等。

有官员上表认为该让魏忠贤配祭孔子。

魏忠贤的侄子、外甥、族孙纷纷加官进爵,官运亨通。

魏忠贤出行时仪仗极大,百姓俯首高呼“九千岁”。

对于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好做木工活的朱由校给予了全面的放权,听到魏忠贤的奏事都会回复“朕已知悉,你们好自为之”。

就这样,皇帝不问事、乳母乱宫闱、权宦乱朝政,外忧内患之下,明朝以飞快的速度坠入深渊。

二、崇祯除阉党

魏忠贤可能没想到朱由校能这么快当时皇帝,更没想到朱由校这么快就要撒手人寰。

朱由检

天启七年,23岁的朱由校驾崩,遗诏命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

同样是十几岁的年龄登上皇位,但这位新皇帝的上台却标志着魏忠贤的好日子到头了。

官员们在试探性地攻击阉党崔呈秀后,开始纷纷上奏论处魏忠贤。

朱由检命人将弹劾的十宗大罪念给魏忠贤听。

魏忠贤被朱由检流放至凤阳,期间魏忠贤还豢养死士希望殊死一搏,却被锦衣卫发现,大怒的朱由检即刻下令将其逮捕。

自知难逃一死的魏忠贤在途中自杀。

朱由检随后下令将魏忠贤肢解,客氏也被鞭挞至死、暴尸街头。

两人的亲属、党羽尽数被处死,曾经权倾一时的魏忠贤一党轰然垮台。

尽管魏忠贤已除,但明朝此时已经积重难返。

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关外女真来势汹汹。

没了阉党制衡的士大夫阶层贪污腐败更加猖獗。

国库一贫如洗,卖掉自己的龙袍的朱由检亲自祈求,都无法从他们口中抠出一点银两。

崇祯年间更是连续爆发洪涝蝗旱等自然灾害,明朝的命运最终随着朱由检在煤山自尽而终结。

三、魏忠贤迅速“缴械”的原因

纵观魏忠贤得势到失势的过程,其在天启年间的肆意妄为和崇祯初年的迅速倒台形成了鲜明对比。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魏忠贤为何斗不过刚刚继位的崇祯呢?

在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一直持续了数千年,这是最高统治权与最高行政权之间你死我活的拼杀。

然而,尽管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的国家最高权力,但皇帝本人却不一定是这一权力的直接执行者。

在封建王朝中,由于各种原因,以下三种群体都有机会涉足最高权力:宗亲、外戚、宦官。

尽管与皇帝亲缘最近,但宗亲却长期被排除在皇权的代行之外。

无他,同姓同宗的血缘赋予了宗亲篡夺皇位太强的合法性。

相比之下,母家的外戚一直是历朝历代皇帝重用的“自己人”。

不过,外戚的个人素质也是参差不齐,有长孙无忌、卫青这样的能臣勇将,也有何杨国忠这样的阿谀奸佞。

更重要的是,皇帝们逐渐发现,原本替皇帝行使部分“皇权”的外戚极有可能跳反到“相权”那一边。

何进、梁冀、霍光这样的专权还不是最可怕的,王莽、杨坚则干脆“顺理成章”地篡夺了国家政权。

大臣、宗亲、外戚都不能信任,终于,皇帝发现了一个无比安全的角色——宦官。

宦官掌权最早要追溯到东汉时期,由于东汉皇帝多在幼年即位,太后家族的外戚常常代行皇权。

小皇帝长大的过程中接触到的只有宦官,于是只能靠宦官发动政变从外戚手中夺权,并在收回皇权后继续信任宦官。

英年早逝后,下一代皇帝又要重复外戚与宦官互相争权的循环。

明朝中后期之后的皇帝,也大多是因此而宠幸宦官,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万历年间的冯保、正统年间的王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皇帝幼时的“大伴”,皇帝对他们有着高度的倚赖。

其实,无论是汉朝还是明朝,皇帝之所以对宦官高度信任,自幼陪伴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宦官对皇权不会有任何威胁。

因为没有后代,宦官完全没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恰恰相反,宦官的生存和权力必须依附于皇权,反而是皇帝最坚实的拥护者。

在所有宦官掌权的时代,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唐朝的宦官。

在中后期,宦官竟然可以直接废立皇帝。

其实,这与宦官的特点并不冲突,废立皇帝的背后是唐朝皇帝将兵权也交予宦官所造成的恶果。

无论任何一个政治团体,有了兵权撑腰就脱离了其预定的政治轨迹了。

自朱元璋废掉丞相制度之后,皇权在与相权的斗争中就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此后无论是朱元璋的大学士还是朱棣设立的内阁,与前代的宰相相比都更像皇权运行的附庸,国家大事系于皇帝一人。

明宣宗朱瞻基之后,司礼监逐渐掌握批复奏折的权力,宦官也依靠这一权力扩充自己的势力。

但宦官本身仍然是皇权的附庸,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皇权默许之下。

这便是魏忠贤为何斗不过崇祯皇帝的原因,他“所谓”的权力无非是天启皇帝将自己的皇权交给他代行而已。

随着崇祯皇帝上位,原本代行的那部分皇权被收回后,魏忠贤也不过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太监,不可能再呼风唤雨了。

参考资料:《明史》

《酌中志》

《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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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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