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虽然产生于先秦,却在汉代达到极盛。《史记》是第一部大量地、系统地记载游侠的历史文献,司马迁则是第一个满怀激情对游侠进行全面描述的人,由他所奠定的游侠文化基本模式，贯穿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时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探过《史记》与西汉前期的游侠状况,对认识侠的文化丛以及侠所代表的更广泛的文化理想，都将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史记》游侠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司马迁生活于游侠极盛的汉武帝时代，游侠既承前代而来，社会上人人耳熟能详，故《史记·游侠列传序》只对游侠一事表示看法,却未能给出一个定义性的解释。在整部《史记》中，司马迁对游侠的主要方面作了论述。

了解这些，是我们认识《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的基础和前提一是关于游侠的道德评价。他不大同意《韩非子》“侠以武犯禁”之说。《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

虽也承认游侠非正统,却又私心慕之。“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这就排除了私剑之侠与豪强之侠，而是“义侠”,至少是“虽为侠而有退让君子之风”。

由此开启了后世“仗义疏财”“路见不平”的侠义之风二是关于游侠的社会背景。《平准书》称汉兴 70 年以来，“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索隐》:“调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这就正是侠的写照。侠是社会稳定、法律宽容、经济繁荣的产物。

侠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货殖列传》称:“其在间巷少年,攻剽椎埋人作奸，据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鸢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威势和财用为游侠的两个重要社会因素。三是关于游侠的地域气质。游侠的发展，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地域的风习。

据《货殖列传》侠风尤烈之处有:种代(今山西北部灵丘、代县等地)“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野王(今河南沁阳一带)“好气任侠”;南阳颖川(今河南禹州)“任侠”等。《游侠列传》则记述了景帝时鲁、楚、江准、济南、陈(今河南淮阳)代(今河南商)阳(今河南州)(今河南县)等地之游侠;武帝时有关中四周及长安、河内(今河南武一带)里(今陕西兴平长陵(今陕西泾阳南)西河(今陕西北部黄河沿)太原临准(今江苏南)东阳(今江苏胎东)等地。侠的分布十分广阔，而尤以关中、河南、山东、山西为甚,这正是六国豪强故地和屡迁豪杰

于关中的结果，集中在西汉王朝的心脏要冲和繁盛之地。《史记》对侠的记述，有了这三个基础，就使它带有明确的评判性和选择性,有所侧重，得其大体,便于对游侠发展规律的把握。但也带来了主观、片面的毛病,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下面拟对《史记》游侠先分时期作论述

六国末年，游侠鼎盛,由于秦颁行《游士律》,一统天下之后,侠风暂消。但秦的存在时间很短，战乱再起之时,六国旧贵族沦亡之侠和闻里贱业游手之侠都率先活跃起来，加入到反秦战争之中，促进了社会的大变革。这时的游侠,见于记载的主要有三类人:

1.“少年”。在秦汉时，“少”是一个特的群体，他们不事产业不形，的重要土会基础。当时少年群起反秦。《秦始皇本纪》:“山东那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示反。项羽本纪》:“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

《高祖本纪》:“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哈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留世家》:“陈涉起兵，亦聚少年百余人。”《陈相世家》:“从少年在事魏王咎于临济。”《张耳陈余列传》;“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魏彭越列传》彭为群盗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田列传》:“从少之”县令《邮列传》商“聚少东西略人，得数千。”

“少年”虽不是反秦军队的主要兵力,却是敢于首举旗帜、奋勇抗暴、不顾法禁的发动者进入西汉以后，“少年”仍有很大力和影响，如《货殖列传》“任侠并”的是“间巷少年”《布列传》“为任”“少多时时其名”《列》剧孟“多少之戏”郭解“而少年慕其行”等。

2.六国旧贵族。六国亡后，族散落民,不为秦所用，遂纳亡命，宠交犯禁而成为侠。项羽“去学剑”;项梁“杀人,与避仇于吴中”(《项本》)项“尝杀人，从(张良”《留世家》;张良“居下，为任侠”(《留世家》;张耳少时为信君宾客，后命游外黄合“少年”反秦(《张耳陈余列传》);齐国田氏兄弟“皆豪，强能得人”(《列传》等，都是侠之或近于侠的行径。

不过，他们和“少年”又有不同，是以六国旧日卿相之侠的派头，想乘势恢复祖业，因而贵族味十足,缺少后来侠的民间色彩,大多归于失败,亦无道义之名。3.闻里豪杰之侠。这是秦汉之际游侠的新生成份，出身低微，行迹脱略,在地方上颇有势力。尤以刘邦集团较突出。《高祖本纪》:“喜施”,“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以亭长送刑徒邸山，中多逃亡，便打算“吾亦从此逝矣”亡命江湖，思勉《秦汉史》十四章三节称:“汉高为游侠者流，显而易见。”

他所亲任的将相,也多具侠性气质,萧何、曹、樊是“少年豪吏”,陈平、商亦“少年”之徒,张良“任侠”10 年韩信“贫无行不推择为吏又不能治商贾”而好带刀”(《淮阴列传》等，刘集的这种使他们不受约束勇能接近下层能得众心，和项羽集团以六国旧贵族为主的素质形成明显反差，是刘氏集团代表社会新兴势而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汉初侠风十分普遍，朝野处处皆有，直至叔孙通定礼乐，这种状况才稍有改变。

在《试论先秦游侠》(《贵州大学报》1994 年 2 期)中指出的基成份自武士,汉初立国之后,这种自由风气仍广泛存在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因曾为楚将“数汉王”,故“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及三族”,而仍有阳氏国大侠朱家阴公等竭力相助，并使高祖赦免季布。

由此可见汉初为侠普遍之一斑。游侠在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尤为重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说，“上不能养民，则游侠养之也。"又说:“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从他的这两段话看来，他认为游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平的作用《史记·平准书》所称的”以武于乡曲”,也包含游侠在社会上以强力手执行府朝廷以外的江湖社会秩序的使命。这种历史条件，必然导致游侠黄金时代的到来,西汉初游侠发展所潜在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也就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