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728年,清朝雍正六年,一封匿名信引发的政治风波,在康乾时期掀起了轩然大波,也成就了一段别开生面的君臣关系。一个来自湖南乡野的硕士生,与雍正这个君主间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辩论赛。雍正用他的笔杆子,曾静用他的口舌,两人你来我往辩了九年。

本是寻常百姓的曾静,如何成为让雍正忌惮的大逆者?雍正又为何不置曾静于死地?这场看似“仁政”的辩论又蕴藏着怎样的权谋?而乾隆继位后擅改雍正遗嘱,又折射出怎样的君王心态?

一、来自乡野的大逆者

1728年8月4日,成都街头出现了一个疯子,手持人头高呼要谋反。这一事件直接把时任四川总督的汉将岳钟琪吓得魂不附体。他赶紧请辞,却被雍正慰留。

然而就在次年,岳钟琪又收到一封恐吓信,信中痛骂满清,要岳钟琪起义反叛。岳钟琪惊慌之余,将信送到雍正案前。看过信的雍正悲从中来,他表示这正是天意,让大逆者送上门来。

信中骂雍正“弑兄屠弟”的字句,更是让雍正痛心。他一向被批不孝,此番文字狱愈演愈烈,无形中打击了雍正的威信。于是他着人查出信的主使——一位来自湖南永兴县的硕士生,名叫曾静。

曾静生于一个清苦书香之家,幼时聪慧过人,可惜在乡试中屡试不第。一生未得仕途,只能在乡间以教书为生。偶然获得明末遗老吕留良的遗书,曾静对满清政权愈发不满,遂萌生与吕留良一样,以文字图谋大业的想法。

曾静性格鲁莽,又好大喜功。当他得知岳钟琪将领重兵在川,便兴许岳钟琪必能兴复汉家江山。于是写信勾画岳钟琪起义,要为宋明复仇。殊不知,以骂街式笔法指点汉将,这在岳钟琪眼中不过是无稽之谈。

其实曾静这个人,并不具备什么真才实学。他不过沾了吕留良的光,又在乡野听闻些杂谈闲话,就以为自己可以托大。殊不知天下苍生的疾苦,远非他这样的书生能够体察。

二、雍正的困境

收到恐吓信后,雍正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极为苦恼。他此时正值中年,许多政治改革尚在起步阶段,还远未完全确立权威。而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攻击,也让他倍感压力。

雍正继位之初,便引来兄弟阋墙与母亲不满。何况当日康熙立储有争议,各方势力都在觊觎皇位。再加上满汉矛盾与蒙古的边患,雍正稳固政权的重担可谓不轻。

而今又来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大逆者,将雍正心中积蓄已久的不满一股脑倾泻而出。“弑兄屠弟,谋父逼母”,这样的文字置诸于世,雍正的名声难免雪上加霜。

其实,八王、九王等异母兄弟,也并非雍正有意窒息。只因他们荒淫无道,屡教不改,雍正为维稳朝局,不得不采取朝中极刑。至于母亲,雍正亦孝顺有加。只因乌雅氏偏袒其他子嗣,故而母子间难免有嫌。乌雅氏忧郁而终,实非雍正之致。

然而层出不穷的文字诽谤,已使雍正名声扫地。何况曾静笔锋犀利,论证逻辑清晰,着实令雍正难以招架。一个来历不明的乡野书生,竟能踩着君王痛处,指出统治合法性的软肋。这让雍正极为光火,又无计可施。

三、史无前例的皇帝辩论

起初,雍正命人将曾静拿下,本想置之死地。然一想到对方口若悬河的辩论本领,雍正改变主意,想要当面驳斥,替自己正名。

于是清朝有史以来首场“皇帝与大逆者辩论赛”诞生了。曾静与雍正隔空辩论,一个巧舌如簧,一个笔锋如电。

曾静作为一个读书人,辩论本就在行。他先从合法性入手,驳斥满清入主中原的正当性。又以吕留良等明遗民的言论,进一步攻击雍正窃国篡位。

雍正则以书面笔锋反击,他引经据典,说明周武王也出自西戎,其道德和才能高下不能以种族论断。满洲入主中原,亦是天命所归。

曾静又以“弑君屠子”攻其不孝。雍正则辩称兄弟们荒淫无度,祸乱朝政,自己也只得不得已而为之。如此你来我往辩了一年有余,雍正终于让曾静低头认错。曾静只得忏悔自己孤陋寡闻,以讹传讹,误会君王圣明。

看似雍正凭智慧和口才取得了胜利,然而放长远眼光,这样的辩论也有负面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曾静的言论印证了雍正心中的疑虑。让民间对皇室秘辛越发好奇和揣测。

四、《大义觉迷录》的弊端

辩论结束后,雍正将自己的论点辑录成书,名为《大义觉迷录》。他希望这本书可以流传天下,为自己正名。

这本书从华夷之辨到治国之道,无一不在阐释雍正英明神武。它既是雍正治世的总结,也是他力图塑造的圣君形象。然而,这样一本皇帝自说自话的书,在当时却起了反作用。民间本对宫廷秘辛早有揣测,雍正这番高调辩白,反使民众更加好奇皇室的龌龊往事。

于是《大义觉迷录》一出,更多的流言蜚语便以此为基础四处散播。

有人说雍正弒君篡位,有人说他受佞臣蒙蔽。还有人编出他是被吕留良的女儿吕四娘所害这类离奇传说。

可以说,《大义觉迷录》给雍正端正君王形象的初衷落空了。它不仅没有为雍正正名,反而加剧了民间对他的猜疑,将他推向了名声最差的皇帝之列。

五、乾隆的刚愎自用

1735年,雍正驾崩,乾隆依遗诏继位。曾静因为《大义觉迷录》一事受到雍正开恩,临终时雍正特意嘱咐乾隆不可加害曾静,要给他一个活路。

然而刚继位的乾隆嗣君,哪会遵循这种旧谊和软弱气度。他刚愎自用,认为曾静这个大逆者必须诛杀,以儆效尤。于是,乾隆登基后不到一年,便出人意料地击溃了父亲的遗命——将曾静凌迟处死。

可以看出,乾隆与雍正处理问题的思路迥异。雍正重仁义名分,乾隆看重威权和结果。

雍正想通过辩论改变曾静,并留他于世以自明其德;乾隆则认为既然已经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不论过程如何,结果必须严惩。

这样的刚硬作风在后世看来过于极端,但却符合鲜卑族治国之道——力道必须坚决,否则难免有失威仪。

六、历史的反思

曾静与雍正间的辩论,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思想交锋。曾静代表了乡愿式的儒学义民,他们崇尚旧学,反对满清,希望一个汉人皇帝重临中原。

而雍正代表的是实学和王道政治,他不避讳夷狄之论,但主张君王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采取仁政来统领天下。

种族与文化的交融是开放的世界潮流。我们不应固步自封,而要在交流互鉴中求同存异,这是历史的必然。

每个时代都有其历史局限性。评说历史,我们不应狭隘,而要站在发展和进步的高度,审视历史发展的合理性。

毕竟,历史不是主观臆断可以概括的。我们需要审慎、理性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才能开创美好的未来。

结语:

曾静与雍正之间的对峙,是中国封建王朝体制中的一段佳话。一个书生的义正言辞,一个君王的仁政宽容,展现出可圈可点的人文精神底蕴。

当今世界仍不乏强权与弱者的碰撞,我们需要秉持人道主义价值观,在理性、平和中化解分歧。唯有如此,方能谱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