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建构记忆中的夏都

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张体义 实习生 甄晋青

8月25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二里头夏文化研究院院长张立冬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展了题为《记忆丧失与再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新论》的讲座。以社会记忆再建的全新视角对二里头遗址确为夏都的说法进行了解释，为寻找夏都以及夏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张立冬教授认为，社会记忆有一个形成、保持、丢失、找回的过程。历史上的夏都就曾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失落而被人遗忘，直到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才使真正的夏都得以重见天日。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研究，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仰韶龙山时代的田野时期、二里头至二里岗时代城市时期、商代的废墟时期以及汉代以后的田野和村落时期。

张立冬教授指出，在晚商的废墟时代，甲骨文中提到的“西邑”应是“西邑夏”的简称，最初应指夏桀之都，后来人格化为夏桀的化身，武丁卜辞中以西邑代称夏桀，当有某种宗教性政治性的考虑。《礼记·缁衣》、《尚书·太甲》及《清华简·尹至》，都有“西邑夏”、“西邑”之辞，可见西邑即是夏。在这些文献中“夏”是周人对商之前朝的一个称呼，西邑则是夏的王都，但卜辞中已转化为代表夏王朝先王之亡灵。殷人灭夏三百年之后的武丁时代，卜辞中“西邑”一词的出现，是作为夏桀的代称，通常认为“西邑”能作祟害王，所以要不时燎祭。因此卜辞中出现的“西邑”也正是夏王朝存在的明证。

战国至汉代不断修补的《逸周书·度邑》中提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夏有居。”其中《说文解字》对“汭”的释意为两条河流交汇，张立冬教授则将“某汭”的意思更精确地总结为从某河汇入另一条河处，因此，“自洛汭延于伊汭”是东西二至，“阳”字指洛河以北，“无固”是对“大都无城”的描述，“其”字则说明只是推测，可见有夏之居指的是夏都，但当时已经不知道夏都确切位置就在二里头。但此短短两句就基本为后世勾勒出了夏都的大致环境和位置。事实上，周代至汉代的文献中，都没有关于太康至桀都城具体位置的记录，但文献中所提到的“有夏之居”，“夏桀之居”应大致位于伊洛一带。

西晋至唐代对斟寻地望有了进一步推测，在《巨洋水注》等书中引《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竹书纪年》则明确说明太康居于斟寻。张立冬教授表示，从西晋到唐代一直将斟寻认为是夏都，由臣瓒而至李泰都设法寻找斟寻，主要有山东、河南两说。鉴于山东说无先秦文献作证，而且其地为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分布区，现代大多数学者否认山东斟寻为夏都所在。河南说又有二，一说为河南城，《汉书·地理志》东海郡平寿县注引臣瓒曰：“河南城为值之……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一说为巩县（今巩义市）西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赞成“太康之居近洛”的说法，但却认为巩县（今巩义市）西南的寻地为夏都斟寻。初唐的《括地志》中则说得更清楚：“故寻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明代至民国时期的《巩县志》，均沿用《括地志》的说法，有的更明确指出斟寻就在罗庄。由此历史上“层累地造成”的夏都斟寻之地望便灼然可见。

张立冬教授表示，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了学者对二里头为夏都斟寻的继续论证。20世纪70年代之前，关于二里头这个重要遗址的历史归属问题，绝大多数学者都支持徐旭生二里头遗址即商都西亳的推测。而在1977年的“登封会议”上，邹衡教授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稍后又指出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都斟寻。而自偃师商城发现以来，原来主张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的学者多转而力主二里头遗址即夏都斟寻，从而使二里头遗址即夏都斟寻之说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当时的宗庙遗址，也可为偃师即是夏都斟寻所在的实证。

传世文献中对晚期夏都的称谓主要有“斟寻”和“夏”两种说法。《尚书·汤誓》中多次提到“有夏”、“夏邑”，可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时，当时的官称很可能是“夏”，“斟寻”或许只是当地原有的名称。“太康居斟寻只是用于迁居的语境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二里头都城被称作‘夏’。”张立冬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