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克 - 北宋东京宫城“禁中”考论

北宋东京宫城“禁中”考论

■作者简介

帅克

湖北十堰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史。

■提要

北宋东京宫城西北部的“禁中”，是君主私人空间。此禁中自宋初以来不断调整、发展，其在绍圣四年（1097）的门户，东为迎阳门、会通门，南为垂拱殿后门、需云殿后门、龙图天章宝文阁后门与皇仪殿门，另有延春阁门为禁中的西北部出口，其范围小于以往学界所认为的“内朝”或“禁中”。内朝诸殿阁与龙图、天章、宝文等阁，实际上处于北宋的禁中之外。学界对北宋“禁中”概念的模糊认知，既受到当时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受到北宋晚期特定语境下的“禁中”与制度化的“真禁中”混淆影响，更受到南宋人对北宋制度错误认识的影响。与唐代相比，北宋禁中是较单纯的君主生活区，政治功能减弱，最显著的特点即内朝被排除在外，这是北宋皇权强化与士大夫政治的双重体现。

■关键词

北宋；宫城；禁中；内朝；东京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3辑，第38-49页，注释从略。

“禁中”是古代文献描述帝王宫室时常用的概念。蔡邕《独断》：“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禁中”是指宫廷中君主的生活起居之地，区别于宫城内其他具有公共性的区域。据杨鸿年、祝总斌、陈苏镇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两汉至南北朝的大内中，都存在着“禁中”（或“省中”）区域，指皇帝与后妃的生活区，是宫城最深处的空间。杨鸿年指出汉魏时期存在“宫省制度”，即宫内又有“省中”（“禁中”）；祝总斌指出，汉武帝以后至东汉，“禁中”主要指“后（妃）宫地区”，此是“狭义禁中”，至南北朝，禁中“一般包括后（妃）宫、王宫和内省地区”；陈苏镇考察了汉魏时期的“禁中”与“殿中”，提出“殿中”是“禁中”之外的君主办公区与官员的服务区，较此前祝总斌的分类更加精细。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较多地使用“外朝”“中朝”“内朝”或“外廷”“内廷”等概念区分宫城中的不同区域，而基本上将“内廷”“内朝”“禁中”视为同义词。古濑奈津子认为唐代的“内廷”即内侍省所负责的区域，若落实到空间上，即大明宫的东、西上閤门之北，这也与现今唐代的相关研究成果使用“内朝”“内廷”等概念时的情况相符，宋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沿用这些概念的同时，也未强调唐宋间的差异。本文将“内廷”视为“禁中”的同义词，但就北宋的情况而言，“内朝”与“禁中”并不同义。北宋东京宫城可以被分为三部分：东华门、西华门之间的横街以南，常被视为外朝；在横街以北，宣祐门、拱宸门之间的长街又将宫城北部分为东、西两部分。长街以西、横街以北的宫城西北部，坐落着众多殿阁，其中既有君主召见臣僚的听政场所，又有君主燕居的寝殿苑囿，学者们常常将这一区域称作内廷、内朝、禁中，在行文中将此三者混用。

今人对北宋“禁中”的认识可能与时人有偏差。北宋人有时会将整座宫城都称作禁中，如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前后，知枢密院曾布宿于横街之南的枢密院，曾布即称“宿于禁中”。在更多情况下，时人观念中还有另一个范围更小的“禁中”，如庆历八年（1048）宫中卫士作乱，“杀军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则位于宫城西北部、作为内朝后殿的延和殿，乃在禁中之外；又如延和殿之北的景福殿，宋庠在嘉祐四年（1059）所作诗中自注“此殿最近禁中”，则景福殿也在禁中之外。种种事例显示，在北宋宫城之内，存在一区别于（且小于）学者们惯称的“内朝”或泛泛而称的“禁中”的空间，此即本文要讨论的“禁中”。如蔡邕所说，此“禁中”是排除外朝臣僚等非“侍御者”的君主生活空间。

本文试图厘清北宋东京宫城“禁中”的范围、形态、通往外界的路径门禁，亦会考证相关殿宇的位置、功用、名称，并希望能解释此“禁中”形成的原因，同时解释上文将整座宫城称作“禁中”现象的成因。另外，本文所提及的“朝会六殿”在宋初名称多次变更，至仁宗明道以后最终固定，因此行文中使用明道以后的名称。

要弄清北宋东京宫城“禁中”的边界，可以从当时的门禁制度入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

此处将皇城内诸门分为四等：皇城门、宫门、殿门与上閤门，而“上閤门内”应是皇城中禁卫等级最高的区域。

如何理解此处的“上閤门”？首先，它们不是正衙文德殿两侧的东、西上閤门。其次，陈苏镇、周佳等学者注意到，宋人所谓“上閤”，往往指皇帝单日听政的殿宇或殿后便室。不过，这里的“上閤门”显然不是皇帝听政殿宇之门，一则皇帝听政之处没有这么多，二则“上閤门”之内的某些殿宇不是听政之所，如垂拱殿后门，门后是皇帝的寝殿福宁殿。

“閤”，意即“门旁户也”，其本意是门。陈苏镇指出，汉魏至隋的皇宫中都有“上閤”，为出入禁中的门，“上閤”之内即是禁中。唐制亦然。唐太极宫太极殿与大明宫宣政殿两侧都有东、西上閤，皆为内廷门户。《唐律疏议》卷7《卫禁》：

将《唐律疏议》与上文绍圣四年（1097）的史料对比，可以发现后者反映的就是唐初宫廷门禁制度在北宋晚期的延续与落实情况。因此，此处的“上閤门”实际上是一个同义复词，概指汉唐以来宫城中的禁中门户。

综上，绍圣四年的大内存在着一组“上閤”：垂拱殿后门，需云殿后门，龙图、天章、宝文阁后门，皇仪殿门，延春阁门，延和殿后门，会通门。

接下来先要对诸“上閤”的位置作一番考察。学界关于北宋宫城建筑的研究已十分深入，而垂拱殿、需云殿、龙图诸阁、皇仪殿与会通门的位置也已确定，此处还须对延春阁门与延和殿后门略作考证。

延春阁门。北宋禁中先有万春阁，宝元元年（1038）改称延春阁，熙宁八年（1075）神宗建睿思殿，又在“睿思之右建延春阁”，又据黄庭坚诗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此延春阁大约建于元丰七年（1084）冬。元丰以后，大内不可能同时有两座延春阁，因此绍圣四年之“上閤”延春阁门，自然是元丰延春阁的门户。

由于延春阁位于宫城西北隅深处，史料有限，目前至多能确定它位于“睿思之右”，即睿思殿之西。这样一来，位于睿思之西的延春阁门，很有可能是禁中的西北门户。哲宗驾崩之后：

其时，哲宗已于绍圣二年（1095）在睿思之后“后苑隙地仅百许步者”建成宣和殿。将这则史料与神、哲两位君主营建睿思—宣和殿与延春阁、绍圣四年太常寺奏请延春阁门为“上閤”联系起来，可知熙宁以来，大内西北多有营造，延春阁至月台一带，可能是君主日常的游幸之地，而延春阁门便随着人员的频繁出入成为“上閤”。

延春阁门的朝向以及对外通道的走向，尚无史料可为明证，但既为“上閤”，理应沟通内外，而又有史料显示，北宋晚期大内北部的拱宸门—临华门一线存在一条进入后苑的通道。宣和元年（1119）蔡京由“临华殿门”入保和殿，绍兴九年（1139）进入北宋故宫的南宋使臣王伦等人，从后苑太清楼“趋出拱宸门”，二人应走的是同一条线路。不过临华门为“宫门”而非“上閤”，蔡京进入临华门后，势须由“上閤”入禁中，这座“上閤”可能就是延春阁门。

神宗朝的睿思殿，经由随后的营建，已侵入后苑“百许步”。据考古实测，东京宫城南北长为690米左右，又有学者估算“百许步”已超过150米。如此，即使考古测算和文献记载存在一定误差，北宋晚期的睿思—宣和殿区域也很可能已贯穿后苑，接近宫城北墙。这可以从史料中得到印证。政和二年（1112）蔡京入太清楼时，由“景福殿西序”入后苑向西，其路线是后苑—宣和殿—后苑（太清楼），可知宣和殿区横亘后苑；绍兴九年王伦、郑居中也在探访了睿思殿之后“由宣和西趋曲水，出后苑至太清楼下”，是出宣和殿向西才至后苑。在宣和殿逼近宫城北墙的情况下，延春阁门应是通过贴近宫墙的夹道与临华门—拱宸门相连的。东京宫城中类似的夹道目前可知的有东墙的“东华门里夹道”，联通东华门与謻门，供臣僚入宫后赴崇政殿朝参。拱宸门—临华门以内，不排除也有类似的夹道连通宫城西北深处。

延和殿后门。延和殿是坐南朝北的“倒座殿”，与其南的崇政殿有柱廊相通，二殿应是位于同一院落中的“工字殿”。因此，此“延和殿后门”应在延和殿之北。关于“延和殿后门”的史料极少，但既然在延和殿之“后”，颇疑应是迎阳门。迎阳门在延和殿西北，大中祥符七年（1014）建成，初名“宣和”，明道初改名“开曜”“迎阳”，俗称“苑东门”，是近臣进出后苑的门户。

进一步考察可知，迎阳门位于崇政殿西廊，东向开门。北宋前期君主若遇丧事，于禁中服丧之后，往往在“崇政殿西廊”（亦作“西序”“西庑”“西厢”）初见群臣。如明道二年（1033）太后崩，仁宗“听政日，崇政殿西廊东向陈设御座，百官西向立班参起居”。从神宗即位开始，史料中皇帝初见群臣的地点表述从“崇政殿西廊”渐变为迎阳门，这显示迎阳门应就在西廊上。至哲宗登基后于迎阳门初见群臣时，遇太皇太后垂帘日，“皇帝坐于帘内之北”，可证迎阳门东向，垂帘时两宫分坐帘西之南、北。

位于同一殿廷中的崇政、延和二殿是共用前门与后门的。在这个殿廷中，东廊南部有崇政殿门通向东侧的长街，西廊北部有通向后苑的迎阳门，正好构成此殿廷的前门、后门。因此“延和殿后门”应是迎阳门的又一俗称。

至此，位于大内西北部的七座“上閤”已基本考察完毕。可以看出，除了延春阁门之外的六座上閤，恰好组成了宫城西北部一个相对封闭空间的东、南侧门户，而延春阁门可能通过宫城北侧夹道与外部联通。这一“上閤内”的空间，即是当时东京大内的“禁中”。可据此勾勒出“禁中”的边界（见图1）。

前文通过考辨“上閤”的含义与七座“上閤”的位置，初步勾勒出了“禁中”的轮廓，但这毕竟只是从门禁制度出发而提出的看法。这一“禁中”是否可被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空间，还须从时人言论与观念，诸“上閤”内外空间的功能、性质以及“上閤”内外管理制度等角度再加以确认。

（一）禁中的东部门户及其边界：会通门、迎阳门与崇政殿西廊

会通门之西即福宁殿，会通门—内东门小殿—内东门，是君主出入禁中的东侧通道。会通门之外的内东门小殿与内东门，既是北宋君主夜间召对的主要场所，还是禁中内外信息的通进渠道，史籍也常常将其与“禁中”并提。如元符三年哲宗驾崩，曾布等人“诣内东门，宣召入会通门，至福宁殿”，此处显示内东门的门禁较严，须宣召之后才可至会通门再至福宁殿。

倘若将目光聚焦于内东门与会通门之间的狭窄通道，便可进一步发现内东门及其小殿并非属于真正的禁中。典型的例子出现在北宋末张邦昌僭立时期。张邦昌被金人册为楚帝前后，忠于赵宋的臣僚劝他将来“不须入到禁中”。他们主张的张邦昌听政地点，史料中有两种表述，一是谢克家说：“于内东门里閤子中安下，不须见宫人辈。”二是吕好问说：“相公不若只在会通门外閤子中安下，不要入禁中。先朝宫人不可相见。”“内东门里閤子”与“会通门外閤子”都是指内东门小殿，都没有“入禁中”，与“宫人”隔绝。后来张邦昌被杀的罪名，即是被发现曾在福宁殿夜宿，其本人进入了禁中。总之，“上閤”会通门东侧的内东门小殿与内东门，严格来讲应当都在禁中之外。

前述文献中将内东门、内东门小殿与“禁中”并提的现象，实际上是对“禁中”概念的延伸或联想——内东门（及其小殿）虽在禁中之外，但进入其中之后，其目的地只有“禁中”，不存在其他路线。例如真宗朝的周怀政，在倒台前夕已被真宗疏远，无法进入禁中，但他“使小黄门自禁中出，诈称宣召，入内东门坐别室，久之而出，以欺同辈”。无法进入禁中的他躲入内东门，从而使外界以为自己仍可自由出入禁中。

“上閤”迎阳门之内即后苑，系禁中无疑，而迎阳门之外的空间却并不属于“禁中”。除了上文提到的庆历八年卫士“登延和殿屋，入禁中”与嘉祐四年宋庠诗显示迎阳门之外的延和殿、景福殿不在禁中之外，又有《孙公谈圃》《太清楼侍宴记》等史料记载真宗、徽宗将近臣从崇政殿召入禁中，亦证明崇政殿在禁中之外。

进一步考察北宋君臣在迎阳门一带的各类活动，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迎阳门及其所在的“崇政殿西廊”禁中门户、边界的性质。

如上节所述，从神宗朝开始，君主若因丧事、疾病不便御殿，即在迎阳门听政。北宋先帝或母后驾崩后，处于丧期的君主最初都于禁中福宁殿理政，与宰执等人会面，随后便会经历从禁中走出、初见群臣的过程。神宗之后的哲宗与徽宗，即位后都是在迎阳门首次与群臣见面，随后再正式御殿听政的，位于禁中边缘的迎阳门是他们从禁中理政到正式御殿的过渡之地。直至北宋灭亡后张邦昌权摄国政，待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宫之后，张邦昌“始不坐迎阳门”。由此可见，标榜不入禁中、不御正殿的张邦昌是在迎阳门理政的，迎阳门就是禁中门户。

除此之外，位于“上閤”迎阳门之北的迩英阁，与迎阳门一样位于崇政殿西廊上，也被视为通向禁中的一个通道。皇祐三年（1051），仁宗将迩英阁向西拓展，建为隆儒殿。其后英宗在延和殿召见周孟阳，“最后至隆儒殿，在迩英阁后苑中，群臣未尝至也”。由此可见迩英阁之后的隆儒殿，已属于“群臣未尝至”的“苑中”。

总之，会通门与迎阳门及其所在南北走向的“崇政殿西廊”，就是禁中的东部边界。至于此边界之东的内东门小殿和内朝诸殿阁，则在禁中之外。

（二）禁中的南部门户：垂拱殿后门、皇仪殿门、需云殿后门与龙图诸阁后门

垂拱殿后门之北即福宁殿，之南为垂拱殿，而垂拱殿与东侧的紫宸殿又有柱廊相通。能够证明紫宸、垂拱二殿不属禁中的记载不少。如天禧四年（1020），李迪“入对于长春殿（即垂拱殿），内臣自禁中奉制书置榻前”。嘉祐元年（1056）正月，仁宗在紫宸殿接见辽使时突然发病，语无伦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又宣和内禅时，百官在垂拱殿等候钦宗，“梁师成自禁中至曰：‘皇帝自拥至福宁殿，至今不知人。’”

能够进入禁中的臣僚，基本都是从内东门—会通门或迎阳门通道进入的。唯有当君主驾崩时，臣僚才可通过垂拱殿后门入禁中，赴福宁殿朝、晡临。如哲宗驾崩前，曾布等宰执连日经内东门、会通门赴福宁殿问疾，但在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后的一段时间内，曾布每日至福宁殿入临或面见新即位的徽宗时，皆“同百官自垂拱入”，即由垂拱殿后门至福宁殿。随后，曾布“以罢临后，垂拱门不开故”诣内东门求对，可见垂拱殿后门仅在群臣朝、晡临时才暂时供臣僚通行，随后便立刻关闭。由此可见，对外朝臣僚而言，“上閤”垂拱殿后门之规格极高，门禁甚严，其禁中门户的性质亦由此凸显。

诸“上閤”中，除皇仪殿门之外，其他都是殿阁的后门，这显示皇仪殿属于禁中。此处要结合“禁中”的定义与皇仪殿的功能来进一步考察皇仪殿门是否可作为禁中门户。

皇仪殿原为五代的明德殿，天福四年（939）改称滋德殿，至北宋开宝四年（971）改称滋福殿，明道元年（1032）改皇仪殿。在宋初三朝，此处是母后寝宫。太祖朝，滋德殿（滋福殿）是昭宪太后、太祖孝明皇后的崩逝之地，至真宗朝，此地又成为明德太后的居所万安宫。以此观之，皇仪殿门当属禁中门户无疑。如明德皇后之兄李继隆：

此“万安宫门”即后来的皇仪殿门。身为勋戚的李继隆“诣万安宫门拜笺”而不入，正是因为“多智用”“谦谨保身”的他对万安宫门禁中门户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

在宋初三朝，滋德殿也曾举行过一些召对活动，但从仁宗朝开始，此殿再未有政治活动。此后，皇仪殿虽不再是母后、皇后日常居住之地，但却是她们身后的迁殡、奉安之地。如章穆皇后、章献太后、保庆太后、温成皇后、钦成皇后、显恭皇后等人在不同的寝殿去世后，都迁殡于皇仪殿（滋福殿）。另一些如宣仁太后、钦圣太后，去世之后虽殡于生前的寝殿，但其下葬后，虞主仍旧奉安于皇仪殿。以此观之，从仁宗朝开始，皇仪殿已成为礼制层面上的母后正寝，当属“禁中”无疑。

除了作为母后生前寝宫或身后的迁殡、奉安之地，皇仪殿及其殿门还是引见辽、夏吊祭使者的场所，而这一活动也可体现出皇仪殿的“禁中”色彩。乾兴元年（1022）真宗驾崩后，辽国祭奠使“入奠大行神御于滋福殿，既而进慰书于东厢”，此“乾兴故事”在嘉祐八年仁宗驾崩时沿用，而当时宋廷欲只在皇仪殿门接见夏国使臣，但夏人“不肯门见，固求入对”，朝廷最终也未允许他们进入皇仪殿门。至神宗驾崩后，朝廷对待夏人仍“如嘉祐八年，见于皇仪殿门外”。辽使能够进入皇仪殿，应与澶渊之盟中宋辽君主结为兄弟有关。允许辽使进入禁中祭奠宋帝，正是双方皇室政权对兄弟关系的确认，而被宋廷册封的夏国作为藩属国，其使者便不能进入皇室的私人空间。

皇仪殿门之西的“上閤”即需云殿后门，其南有需云、集英二殿。宋代殿阁常建有前后殿。《云麓漫钞》卷3:

本朝殿后皆有主廊，廊后有小室三楹，室之左右，各有廊通东西正廊，每乘舆自内出，先坐此室，俟报班齐，然后御殿；今临安殿后亦然。

所谓“小室”，即是后殿，而需云殿就是集英殿后殿。按集英殿大宴仪注：

先需云殿，入内省官喝排立。皇帝需云殿驻辇······閤门附内侍进班齐牌。皇帝集英殿坐······

将两则史料对照，可知皇帝驻辇等候“班齐”的需云殿实际上是集英殿的后殿，二殿性质相同，且需云殿后门就是“乘舆自内出”的禁中门户。

接下来须讨论集英殿的性质。集英殿宋初名会庆殿，常常作为君臣宴会之所，熙宁六年（1073）以后又成为君主策进士的场所，从其功能来看，应被排除在禁中之外。宋人言论亦可反映此地的“禁外”性质。如神宗驾崩后，宰相王珪议立延安郡王为太子即位，理由是“延安郡王，去年上已令侍宴出见群臣”。延安郡王侍宴之地就是集英殿，其时“王年未当出閤，上特令侍宴以见群臣”，可见集英殿并非未出閤的皇子能够自由活动的区域。

须稍费笔墨的是龙图、天章、宝文诸阁。它们都是以纪念君主的名义创建的，且存放有君主的私人藏书、诗文作品与御容，似乎带有君主的个人色彩。不过，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这一组建筑在当时往往被用作君臣召对、宴会的场所，君主日常起居不涉及此地。

宋人的相关记载可印证此处不属禁中。景德二年（1005）真宗与群臣至龙图阁时，“龙图阁在会庆殿之西偏，北连禁中”，即龙图阁北部紧靠禁中边界。熙宁时，“诏龙图、天章阁及禁中诸殿栏俱不用毡覆”，这反映龙图、天章阁与禁中不是包含关系。此外，建天章阁时，宰臣奏请“命内臣规度禁中严净之所”，最终“于龙图阁后修筑”。这说明此时龙图阁之后就是禁中，而天章阁建成后，禁中的边界应当向北退缩到了天章阁后门。

又庆历四年（1044）五月，“抚州上金溪县所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两。上初令送左藏库，而三司言：‘瑞物宜留禁中。’乃藏于龙图阁瑞物库”。这显示龙图阁一带有一属于禁中的瑞物库。笔者认为，这则史料其实是指瑞物库从支配关系上属于内藏系统，此“禁中”是财政意义上的禁中，并不是指诸阁所在的空间属于禁中。

（三）大内缮修中的“宫省”边界

以上从宋人言论、观念的角度确认了六座“上閤”禁中门户的性质，本小节则通过讨论修内司修造大内时的区域分工，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确认上述“禁中”边界的存在。整个大内原本都由修内司负责维护修缮，但其勾当官员却格外看重宫城中“接近宫省”的区域：

正如史料显示，整个“内中修造”原本都由皇城司负责，但其中有一部分建筑“接近宫省”，需由专人管勾，剩下的部分才交给皇城司。

“接近宫省”之“宫省”，应视为专指“省中”的偏义复词，即禁中，而上述“接近宫省”的一系列建筑构成了其边界。先是“紫宸、垂拱、集英殿以北”，即对应“上閤”垂拱殿后门、需云殿后门。此处未提及皇仪殿，可能是因为前文已提及“修皇仪殿西庑”。“崇政殿以南〔西〕”即是崇政殿西廊，廊后“连接后苑，以至延福、广圣宫”。“龙图、天章、宝文阁”之后门为“上閤”，自然“接近宫省”。以此观之，在大内修造活动中的“宫省”边界，与前文所论“禁中”边界及诸“上閤”相符。

最后，虽然关于延春阁门的记载较少，但相关史料也可证明此门作为禁中边界的性质。宣和中郭药师来朝，“群小又将引之入中禁，或以谓不可，故上特出玉华阁之外后苑之延春小殿见之”。“延春小殿”虽仍在后苑中，但徽宗在此处接见郭药师，显然是看重延春阁位于禁中边缘的区位以及延春阁门之“上閤”性质。

通过本节的梳理不难看出，绍圣四年的诸“上閤门”所圈定的范围，就其内外建筑的功能、时人的言论观点以及内中营缮制度的区别而言，就是当时“禁中”的界限。

同时也应该看到，绍圣四年的“禁中”是渐渐形成的，其边界在不同时期也会变化。如皇仪殿，在宋初无太后居住时也可权作召对之所，从仁宗朝开始，即使没有母后居住，皇仪殿也不再承担政治功能，禁中的“边界感”日益强化。再如在龙图、天章、宝文等阁由南向北陆续修建的过程中，禁中的边界逐渐向北退缩。原本位于大内深处，未留下太多记载的延春阁门，也是随着神宗之后君主在睿思殿、延春阁区域日益活跃、内外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成为“上閤”的。绍圣四年的“禁中”范围也随着此后的宫室营建活动而变动，例如徽宗在宫城之北营建延福宫后，其“东西二横门，皆视禁门法。所谓晨晖、丽泽者也”。则北宋末的“上閤”，至少又多了晨晖、丽泽两座。不过，在北宋大多数时期，迎阳门、崇政殿西廊、会通门、垂拱殿后门、皇仪殿门等禁中门户、边界的性质都是明确、稳定的。

依据上文的分析，绍圣四年“上閤”之外的空间，实际上并不属禁中。但如同本文开头所说，学者们在观察北宋宫城时，其印象中的“禁中”比实际上的“禁中”范围大得多，这是史料中的许多“例外”造成的印象。这些“例外”，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将文学化的语言作制度史的理解

首先是对“禁中”一词的文学化使用。在文学色彩较强的制词、诗歌、谢启等文体中，书写者在描述宫室或职官时，往往使用夸饰之辞、引用古典意象并追溯前代制度，最终导致文献中“禁中”使用的泛化。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翰林学士与学士院。北宋学士院位于横街以南的外朝，翰林学士若要“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北门”，即通过学士院北门跨越横街到达禁中。此与唐代不同。《梦溪笔谈》卷1: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唐大明宫学士院在禁中，曾任翰林学士的沈括很清楚唐宋两代的差别。但在描述翰林学士与学士院的宋代史料中，所谓“待罪禁林，实天子私人”之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但这些文学化的描述并非“制度史”的语言，并不能证明北宋的学士院位于禁中。

与翰林学士类似，诸馆阁以及相应的众多职官亦在文学化的描述中被涂抹上禁中色彩。即使是远离京阙的在外侍从，也可从徒留品秩的帖职中生发出“内阁之华”的意味。

（二）将北宋晚期特殊语境下的“禁中”作为“真禁中”

还有一些“例外”出自北宋晚期的史料，如本文开头所引元符末曾布将宿于枢密院说成“宿于禁中”，就是将整个宫城视为“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曾布所处的时代，本文所论述的“禁中”概念或相关制度已发生重大的变化乃至消解。

曾布以宫城为“禁中”的“例外”做法仅出现在关于三省方位的描述中，这应与北宋晚期宫城外尚书新省的建设有关。元丰肇新官制时，此前近乎闲废的尚书省一跃成为“大有司”，规模宏大的尚书新省于元丰六年（1083）在宣德门之外西侧建成，时人便开始在描述尚书省与宫城方位时使用“禁中”概指宫城。以《曾公遗录》为例，其宿于枢密院、会通门外等宫城之中某地时，皆记为“禁中”，而当宰执宿于宫城外时，曾布则不云“禁中”。如哲宗驾崩前夜：

再如徽宗即位后向曾布询问左仆射门下侍郎章惇的情况：

按曾布所记，十一日晚宰执宿于各省。以此推之，时任尚书左丞蔡卞当宿于尚书新省，故曾布未再称“宿于禁中”而止云“本省宿”。宰执们十二日凌晨得知哲宗病危后，也是在新省的“仆射厅”集合后入宫。除了蔡卞之外的其他宰执，十一日晚都宿于宫城内的中书省、门下省或枢密院，例如章惇宿门下省的情况，在曾布与徽宗看来即属于“在禁中宿”。

随着北宋晚期宫城外尚书新省的建成及其政治功能的凸显，人们开始在谈论三省的方位的特殊语境中以“禁中”指代宫城。这种“特殊语境”并不具有普遍性——前述绍圣四年（1097）的“上閤”之制，就是北宋晚期的情况，在曾布等时人看来，本文所论证的作为制度和概念的“禁中”才是当时的“真禁中”。

（三）以形成于北宋后的史料理解北宋旧制

第三种情况是后人——主要是南宋人——因不详北宋制度而在编纂史料时错用禁中的概念，从而影响了后人的认知。宫禁制度本就严密，且又有上文所说的混乱现象，因此成型于北宋之后的许多史料往往以“禁中”指代整个北宋宫城。

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应属《宋史·职官志序》：

此段文字亦见于《文献通考》，二书对后世了解宋代官制影响极大。此处云“别置中书禁中”，是说中书门下在禁中，然而北宋时人很清楚，位于横街之南的中书门下在禁中之外。如在明道二年的伏閤请对事件中，仁宗不愿接见臣僚，让台谏去政事堂与宰相吕夷简商议。当时的御史中丞孔道辅，其神道碑描述此事时云：“上已归禁中，不得已见政事堂。”可见政事堂不属禁中。

《宋史·职官志》与《文献通考》主要以南宋所修国史为史源，而“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的观点，即是南宋时人的典型观念。魏了翁亦有过类似言论：“国朝盛时，以尚书为外省，受四方讼牒，置政事堂于禁中，为宰执聚会之地。”

易于想到的是，南宋时人将整个北宋宫城都视为禁中的做法似乎受到了北宋晚期以“禁中”指代宫城的个别现象的影响，不过二者仍有区别。一则北宋的中枢机构不像南宋那样大量迁出宫城，临安的三省枢密院等中枢机构都位于和宁门之外，因而南宋时人“宫城即禁中”的观念可能更多地来自其时，而不是对东都旧制的准确记忆。二则北宋晚期以“禁中”指代整座宫城的做法仅限于描述、比较三省方位的特定语境，并未进一步扩展至其他领域，这与南宋不同。如《舆地纪胜》在描述南宋大内的大庆、文德、紫宸、垂拱、延和、崇政诸殿时，皆云“在禁中”。

最终，南宋学者在编纂北宋史书时，不自觉地以“宫城即禁中”的理念去理解、阐释北宋制度。

例如，李焘对天禧四年（1020）诛杀周怀政一事有考辨：

北宋《三朝国史·周怀政传》与《真宗实录》记载，本已被限制进入禁中的周怀政，通过躲入内东门营造出自己圣眷未衰的假象，这与北宋的禁中规制与时人观念相符。但李焘以周怀政能够出现在崇政殿为由，证明其“出入禁中，固自如也”，这就说明李焘以为北宋崇政殿属禁中，与实情不符。

魏了翁、李焘等人学问赅博，尚无法准确理解北宋禁中的情况，更遑论南宋时人对北宋禁中的整体认知水平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后世了解北宋史事的基本史料，且其本人曾参与编修的《四朝国史》对《文献通考》《宋史》等史料都有极大影响，魏了翁亦曾预修国史。因此，今人对北宋禁中的印象，一定程度上是南宋时人观念的延续。

由唐入宋，君主权力强化、“走向政务运行的前台”是一个显著的趋势。内朝听政活动在王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听政场所在宫廷中日益内移，正是这一趋势在空间上的体现。

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与唐代相比，北宋禁中是“去政治化”的，诸种具有政治功能的机构以及重要的政治活动，都被排除在禁中之外。例如夜召学士，北宋君主须离开寝殿，从会通门走出禁中至内东门小殿，而唐代的学士院本就位于内廷，皇帝更可直接将翰林学士召至寝殿；又如北宋的内朝听政制度源自唐代，宋人亦将本朝的内朝听政殿宇比作唐大明宫的紫宸、延英等殿，但他们却不再将内朝听政殿宇所在的空间视为禁中。

这种“去政治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先天设计的结果，太祖、太宗皆有在禁中召见臣僚议政的事例，而上文所论皇仪殿（滋福殿）在宋初存在召对活动的情况，也是宋初制度草创时期禁中界限模糊的体现，禁中不规整的空间形态也显示出其形成过程的曲折。但历经宋初调整之后渐渐显现并稳定下来的禁中形态与特征，无疑体现着北宋时人理想的政治秩序。

中唐以来天子长居禁中、君臣隔绝、权归宦寺的现象，是“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的赵宋士大夫们极度戒惕的。于是，在听政场所更趋内朝化、君主权力空前强化的同时，政治活动最频繁、政治功能最强大的内朝却不再像前朝一样被视为禁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君臣隔绝、宦官女谒干政的风险被最大限度地遏制，更多的臣僚得以进入内朝与君主交流，对君主施加影响。如元丰末哲宗与宣仁皇后初御迎阳门见群臣时：

当时的君臣都明了“朝与宫中不同”的现实，在“禁中”内外所进行的活动、所遵循的原则各有不同。在理想的政治秩序下，“禁中”应当是纯粹的君主生活空间，政治活动开展的空间应位于其外。在禁中之外，王朝政治的主体是君主与士大夫，而前者将不得不接受后者的规训、引导，最终使王朝臻于郅治。北宋宫城这种政治空间的划分，正是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体现。

从长时段来看，位于君主侧近的秘书、咨询机构，因君主理政的需要成长为王朝政治的中枢乃至宰相机构，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一大线索。这反映在历代宫城空间的演变上，便是内廷中旧机构的迁出与新机构的出现，如汉晋之间的尚书省、南北朝至隋之间的中书省与门下省、唐至五代宋初的学士院与枢密院，基本都经历了这一过程。这是皇权政治发展的必然规律。

这一规律也同样作用于北宋的宫廷与君主：服务于北宋禁中的“侍御者”如入内内侍省与尚书内省仍有较强的政治功能；从神宗朝开始，渴望“大有为”的君主也尝试着跨过禁中的边界，将听政场所由内朝向真正处于禁中的睿思殿、宣和殿区域迁移；至北宋末，长期理政于宣和殿的徽宗始置宣和殿学士、待制以待入侍禁中、参预机要的士大夫。不过，君主信用宦官女谒、决策禁中的行为，在有宋一代都被视为败坏政治、背离祖宗法度的行为，在北宋时人理想的政治秩序之中，禁中仍是“去政治化”的；在北宋乃至整个两宋时期，也未有新的秘书、咨询机构从禁中成长起来。士大夫们建立新的禁中边界并“对抗”上述规律，才是北宋宫城在政治空间上最独特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