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杜环撰有《经行记》，但原书早已散佚，现在所留存的段落都来自杜佑《通典》第一百九十三卷中的引用。《新唐书》载杜佑为京兆杜氏，以门荫入仕，则杜环作为杜佑族子，也是士族子弟。作为一个在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士人，杜环为我们展现了八世纪中亚、西亚和北非的风土人情，他的视角也让我们看到唐代的中原士人对域外异民族文化的认知。《通典》收录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第613-615分册中。
▲《通典》内页
在一个拥有飞机高铁的时代，想象古人的行走，也许并没有车马悠闲的浪漫，而是粗布包袱和风尘仆仆，以及行在荒野的提心吊胆。然而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张骞走到了西域，玄奘走到了印度，郑和与船队远航至非洲，更不要说那些从未留下姓名，却足迹遍布亚欧大陆的行脚商人。事实上，古代虽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是人的流动并不罕见。士人要赶考或做官，平民要服徭役，加上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远行的主题历久弥新。也许离别承载着新的希望，但同时也意味着未卜的风险。唐代的杜环，应该也是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踏上征程。然而他一走，就走了十二年。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军队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也称黑衣大食）以及中亚诸国的军队在怛（dá）逻斯交战，史称怛逻斯战役。杜环是这批唐军中的一员。唐军战败，高仙芝弃军逃跑。各家史书记载的唐军人数各异，但都认为幸存者不过数千人。新、旧唐书均提及高仙芝兵败之后，“军士相失”，可以想见当时的惨烈和混乱，这些寥寥的幸存者就此不知所踪。
史料中关于杜环的记载极少，仅在唐代宰相杜佑所撰的《通典》中提及他是杜佑族内的子侄辈，是此次高仙芝西征中的一员。学者认为，从留下的文字来看，杜环文化水平较高，在军中可能担任某种官职。唐军这一败，杜环音信全无，直到宝应初年搭乘商船从广州上岸，才再次与家人相聚（宝应元年为762年，如此算来，杜环在外至少过了12年）。《通典》中对杜环流落西海的原因避而不谈，但学界共识认为他应当是在战争中被俘，从而跟随阿拉伯方将领阿布·穆斯林的军队一路向西直到北非，最后经海路从印度洋回国。据《通典》所载，杜环从西海（泛指西域，实指可能即地中海）回来之后，根据这十多年的经历写成了《经行记》。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食”条中附录了《经行记》正文
《经行记》原书早已散佚，现在所留存的段落都来自杜佑《通典》中的引用。《通典》本身是一部政治经济史书，记载从上古至唐朝时的制度沿革变迁。杜佑引用《经行记》的内容集中在《边防》卷中“西戎”的部分，包括拔汗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也是怛逻斯战役中唐朝的联军，与唐朝有和亲关系）、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地区）、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拂菻国（fúlĭn，又称大秦，普遍认为即东罗马帝国）、摩邻国（具体位置存疑，但应在北非，疑为今摩洛哥-马格里布）、波斯国（今伊朗地区）、石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碎叶国（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大食国（唐朝时“大食”为阿拉伯人的总称，但是这里指的是阿拔斯王朝的亚述地区，据宋岘考证为正在建设中的大食新都巴格达）、末禄国（今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城，是当时阿拔斯王朝呼罗珊省的首府）、苫国（苫音shān，今叙利亚）等十一国的风土，以及大食法（伊斯兰教）、大秦法（基督教）、寻寻法（祆教）三种宗教政治制度。▲杜环游历图（采用“摩邻国”为埃塞俄比亚一说）▲《经行记》书影《新唐书》载杜佑为京兆杜氏，以门荫入仕，则杜环作为杜佑族子，也是士族子弟。作为一个在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士人，杜环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唐代的中原士人对域外异民族文化的认知。因缘际会之下，他虽然并不是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进入中亚、西亚和北非，但也反而不像游僧、行脚商，或是使团官员那样带有鲜明的目的踏上旅程。他将所撰文字题名为《经行记》，似乎只是记录下他沿途的所见，却因这样的亲身经历而获得了独特价值。▲《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食”条中附录了《经行记》正文
他观察到各国的服饰异同：从拔汗那国至地中海：“尽居土室，衣羊皮、叠布，男子妇人皆著鞾（靴的异体字）。妇人不饰铅粉，以青黛涂眼而已。”拂菻国则“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大食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苫国“人多魁梧，衣裳宽大，有似儒服”。而在西南的师子国，“国之北，人尽胡貌”，“国之南，人尽獠面……人皆儋耳，布裹腰。”
各国又有不同的土产，与当地的生活习俗息息相关。拔汗那国有“蒲陶（葡萄）、馣（ān）罗果、香枣、桃、李”。石国产“好犬良马”。大食国也产良马，“腹肚小，脚腕长，善者日走千里”，还有当地的单峰骆驼，“其驼小而紧，背有孤峰，良者日驰千里”，以及鸵鸟，“高四尺以上，脚似驼蹄，头颈胜得人骑，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末禄国产“细软叠布，羔羊皮裘”，“红桃、白赅、遏白、黄李”，还有特产寻支瓜，很大，一个瓜可以让十个人饱餐一顿，“菜有蔓菁、萝卜、长葱、颗葱、芸台、胡芹、葛蓝、军达、茴香、茇薤、瓠芦，尤多蒲陶。又有黄牛、野马、水鸭、石鸡。”而在摩邻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乾鱼，人餐鹘莽（即波斯枣）。”▲《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食”条中附录了《经行记》正文
学者考证杜环在大食停留时间较长，因而他所记录的“大食国”一条中的内容应当是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包括国王每七日向民众说法的场景。这些记录与我们熟悉的伊斯兰教义基本相同，比如每日五次礼拜，禁止暴力，不允许饮酒、音乐等等。而至于祆教和基督教的相关记录，则较为简略，可能只是听闻，而没有亲见。可惜的是，我们现今无法看到《经行记》的全貌，也无从得知杜环写作这一部书的意图和体例。《通典》征引《经行记》段落为正文作注，也不一定遵照原文的顺序。学者将这些条目按照地理空间位置排列，参考阿拉伯学者的记录，力求还原当年杜环的行程，但我们不知道在杜佑选择的篇目之外，遗留下来的又有什么。是其他没有异闻从而杜佑无暇载录的小国，抑或是技术、商贸等不在《通典·边防》讨论范围中的内容？这也许是一个永远的谜了。▲《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食”条中附录了《经行记》正文
不过，确实有学者将杜环的西游记录作为中国造纸术西传的佐证。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士兵中有造纸工人，他们把造纸工艺传播到阿拉伯地区，并经由此再向西、向南传播至欧洲和印度次大陆。杜环留下的记录证实当时的大食国确实有大唐的工匠，杜环还具体介绍了他们的姓名和籍贯，只是不知他们是和杜环一样被俘的军中匠人，还是从其他的途径来到大食国的。结合阿拉伯学者的史料，似乎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地区已经是一个共识。此后，这种起源于中国的造纸技艺逐渐代替了埃及的莎草纸和西方的羊皮纸而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古法造纸流程
中东史专家彭树智先生指出，怛逻斯战役的文化交流意义超越了军事的胜败。这一场战争所导致的人员流动同时伴随着文化与技术的流动与传播，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造纸术的西传。而杜环的个人记录，又为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视角，一方面刻画出了他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运动轨迹，另一方面以他亲历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八世纪中亚、西亚和北非的风土人情。他在书中概括自己的经历时写道，“诸国陆行之所经也，胡则一种，法有数般。”这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将书命名为《经行记》，这十多年在语言不通的异国的惶惶奔波，沿途有水土不服的困惑与痛苦，也有得见奇闻异事的惊讶和他乡遇故人的喜悦，或许还有唐人对异域的好奇与包容。但在拳拳的思乡之情下，最后成为归途上的轶闻与风景。当他12年后终于在广州登岸，回到故土，见到熟悉的汉字，闻听久违的乡音，该是多么激动人心而又令人热泪盈眶的一刻啊。▲《经行记笺注》书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食”条中附录了《经行记》正文
▲杜环游历图（采用“摩邻国”为埃塞俄比亚一说）
▲《经行记》书影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食”条中附录了《经行记》正文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食”条中附录了《经行记》正文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食”条中附录了《经行记》正文
▲《经行记笺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