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政府和英政府，有着这么多的不同

我国的近代史是屈辱曲折的，国土沦陷、生灵涂害，存续千年的封建社会在这千年未遇的巨变下，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伙同帝国主义共同剥削中国人民。“地主阶级”与新生的“官僚阶级”、“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起成为笼罩在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上的阴霾。在这100年里，清国的生产资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没有经历两次工业革命，但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依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清国，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和近代化的工业工厂同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运作。鸦片战争后，中国正式进入近代。

公元1820年，一辈子都活在父亲阴影下的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嘉庆）在避暑山庄逝世。嘉庆并没有成为一位中兴之主的能力，他对官僚阶级的仁慈，加剧了自乾隆时期清朝吏治腐败的现象；日益严重的吏治腐败问题激化了人民与政府的矛盾，多地爆发的农民起义问题像一把利剑悬挂在清朝社稷头上。1813年白莲教突袭紫禁城，这一方面表示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已经到达了极点，另一方面官员的腐败不作为让封建皇权代表紫禁城被白莲教轻易攻破。面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作为清朝唯一一个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又能否挽大厦之将倾呢？

回答这个问题，就也要回答一个困扰历代开国皇帝的问题，“如何才能将自己的皇位传至万世？”从“家天下”模式开始以来，这个问题如同梦魇一样侵扰着每个开国之君，刘邦吕后认为朝廷横征暴赋、人民徭役繁多是秦亡之根本，于是主张休养生息、无为而治；赵匡胤认为地方拥兵自重、中央宦官专权是唐亡之根本，便把军队收归中央，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朱元璋认为相权权力过大是元亡之根本，便索性废除了丞相制度，设锦衣卫监察百官。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目的无一不是加固皇权，将皇位传至自己的子孙万代，尽管这些统治者费尽心思，但他们的王朝往往又跳脱不了历史的周期律，农民出身的朱重八又怎么能想到自己的家乡凤阳百年之后会被会被新的农民起义军所攻占。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皇位传至万世”是一个无法回答的伪命题，若是要作答，需要将问题变化一番，将问题变成“为什么封建王朝的帝位不能传至万世？”这是因为土地兼并的问题在封建制度的大框架下不可能解决，打破封建制度框架，便找到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题眼，同时只有打破封建制度才能真正破局跳出历史周期。显而易见的是清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解题方法，不仅如此，与汉、唐、明王朝相比，像是从奴隶社会穿越而来的八旗制度又让清王朝出现了民族矛盾问题这一隐患。

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康熙、雍正、乾隆可以看到一本近乎完整的中国封建王朝百科全书，很多封建王朝的问题可以在上面找到答案，再加上康乾雍三位皇帝本身的励精图治，使清王朝到达了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不幸的是，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面对东太平洋上横风破浪的蒸汽舰队乖张暴戾的破坏，人民的力量尚可攥紧成一个拳头，挥拳向敌，但面对曼彻斯特中拔地而起的蒸汽机厂蒸蒸日上的发展，人民的拳头好似落在了棉絮上。如果清朝并没有被西方国家发现，道光皇帝或许可以成为中兴之主。

鸦片战争的爆发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一时兴

起，战争的种子在几十年前便悄然埋下。中国出现的第一箱鸦片并不是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带来的，清雍正时期，雍正皇帝便下令严禁鸦片贸易，到了嘉庆时期，甚至已经禁止了鸦片的海外贸易，至道光年间，清朝的皇帝对鸦片的态度都是明令禁止的。可惜治理鸦片的成果只能说差强人意，无法做到彻底消除鸦片。归其原因是烟土买卖中存在着巨大的利润，乾隆晚期吏治腐败，又促使更多的地方官员参与烟土交易以此来获取暴利，一些地主农民上行下效也开始将粮食换成罂粟。

这时候的英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改革，急需将自己生产的货物销售出去。可是一方面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让清朝对英国的货物不感兴趣，使得英国苦于处理工厂囤积的大量货物，另外一方面清朝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必备品，这样的贸易逆差使得大量白银从英国流入清朝，大量白银流入可以让清王朝解决因土地兼并所带来的税收不足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的是，资本主义需要资本积累，只出不进贸易模式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需求，这种贸易逆差迫使英国议员将如何逆转贸易逆差提上议程，最终英国人将目光放在了鸦片上，他们认为靠鸦片可以逆转贸易逆差。

1839到1840年的两场会议分别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历史，尽管两种制度、两种声音都做出了那个背景下最正确的抉择，但两个国家的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两个会议的其中一个会议是由道光帝召开的，它发生于1839年4月，道光帝在山呼万岁声中下旨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领导硝烟，在12月与英国人终止了贸易，这表示了清王朝的态度。鸦片的出现使原先贸易天平逐渐倾斜，大量白银开始从东方流向西方，这种现象使得锱铢必较的道光帝开始警觉，最终下令措施实行硝烟。1839年6月，林则徐开始虎门硝烟，其中销毁的鸦片可达240万斤。

虎门硝烟的第二年（1840年），英国人并没有坐以待毙，召开了上述提到的第二场会议。英国下议院会上，托马斯·斯当东力排众议，阐明利害，让英国下定决心与清王朝开战。

1840年6月，鸦片战争正式爆发。道光错误的估计了当前形式，加上多数沿海驻防官兵疏于防范。英国的舰队动力早不是传统的以风力作为动力而是以蒸汽机产生的蒸汽作为动力，出乎清朝驻防官兵意料，英国舰队很快就出现在了天津沿海，这种出兵速度已经突破了道光帝认知，急忙下令撤换以林则徐为首的主战派，启用以琦善为首的主和派，参与于英军和谈议程。

但在琦善的议和过程中，琦善妄猜圣意、擅作主张，签订了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口岸的《穿鼻条约》。《穿鼻条约》的擅自签订让道光帝龙颜大怒，于是他又罢免了琦善，重新启用主战派，派奕山、隆文和杨芳赴广东指挥作战。这一阶段的战争中，无时无刻不透露出清王朝官僚阶级的腐败。弈山为了避免自己重蹈林则徐、琦善结局，将广州战役惨败结局改编成大胜结局来博取道光帝的欢心。可正是道光认为过于苛刻的《穿鼻条约》，英国仍认为并没有满足自身的核心利益，即彻底掌握中英贸易的主导地位，遂决定加大对清的作战力度，迫使清政府让步更多，终于在1842年8月，兵临南京城下，道光帝无法承担六朝古都南京在自己统治时期沦陷这一责任，以及南京失陷京师北京承受的巨大国防压力，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派钦差大臣耆英签订城下盟约《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与其说是清英两国的战争，说是道光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更为准确，几千年的“家天下”的政治模式，让多数百姓没有国家、民族这一概念，尽管鸦片战争中有着三元里人民抗英这种可歌可泣的反侵略爱国故事，但麻木不仁的清朝百姓还是占了多数，在几十年后的庚子国难中，北京城内出现为八国联军指路的“带路党”。在后人批评百姓的麻木不仁时，也应当考虑两次弃北京城百姓于如敝屣清王朝统治者，是否值得满腔热血爱国者作为他统治的殉道者么？对鸦片战争时的清国百姓讨论家国情怀精神，无疑是清朝版的“何不食肉糜”。这种人民与统治阶层强烈的割裂感，使得清王朝根本无法发动人民战争。广袤的土地，庞大的人口数量这一优势无法得到发挥，统治者的意志往往决定了整个国家的意志。

但道光帝并不具备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他的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几乎是整个鸦片战争中清方的缩影，主战派的林则徐、主和派的琦善，包括最后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结局都是十分悲惨，他们作为皇帝的意志表现，赢则万事大吉，输不能与皇帝共退，往往要承担全部的失败责任。相反看英方，英方本身就有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基础，又有着当时领先世界的政治制度。维多利亚和托马斯·斯当东并不能代表整个英国的意志，而是上议院、下议院的议员代表着整个英国。农业国对工业国，独裁对民主，如此看来，高下立判。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就要先读《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包括了“清政府赔偿英两千一百万两银元，割让香港岛、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允许英方自由贸易等多处条约”，这些条约无疑加重了清王朝百姓的负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也遭到破坏。

从此从事的纺织作业人民在市场上将要面对的是质量更高，数目更多、价格更便宜的纺织产品与之竞争，过去的清王朝是可以通过提高英方产品关税来保护本土产业，但如今关税协定的权力由英国人掌握，依靠提高英国关税来保护本土产业的方式便不可行了。鸦片战争前是只有广州一个与西方贸易的城市，外国人与中国经商需要在广州十三行中进行，当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国内自由贸易后，加大了英国的对中国商品销售力度。最后直接的银两赔偿更是人民身上的重担。

《南京条约》的签订没有让清统治者产生危机感，道光的继任者咸丰皇帝照旧常常驾临承德避暑山庄，在之后的慈溪太后也没有停止修缮颐和园的计划。孟子有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次失败的对外战争并没有让清王朝警醒，因为战争失败的影响并没有影响王朝的统治者富庶的生活。南京条约的签订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道光、咸丰皇帝依旧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是中国白白失去20年光阴，他们没有承担弃将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历史责任，可谓是“死于安乐”。与之相反的德国威廉一世和日本明治天皇意识到了危机，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完成了资产阶级政体的改革，可谓是“生于忧患”。

清王朝的统治者在面对西方国家的入侵时，往往又转头将魔爪伸向人民，“民贵君亲”、“民本位”的思想很难被中国古代君主所推崇。《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国百姓一方面要承担因赔偿英国银两而增高的赋税，一方面又要忍受被西方工业机器冲击下的破产危机，生活可以说是日渐艰难。鸦片战争没有改变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1851年洪秀全与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共同建立太平天国，紧接着又有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事件的发生终于让清朝意识到变革的重要，这样才有了后面的洋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