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作为一个继承者，他在政治理论上主要继承了诸子百家以圣人救世为核心的政治文化遗产，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先秦诸子政治思想实际上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供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大一统政治体制所需要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新时代的开创者，主要就是指他创造的皇帝理论，开辟了一个在政治上迥然不同于先秦的崭新政治体制，从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既成了皇帝理论的开创者，也成了皇帝的祖师爷。

他的继承和创新之间，具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如果没有对先秦诸子圣王救世等理论遗产的继承，秦始皇就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个关于皇帝制度的皇帝理论来，在这个意义上，继承先秦诸子乃是秦始皇创造出皇帝理论的基本前提条件。

先秦诸子的圣王救世共识在理论逻辑上与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并无根本的不同，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完全是先秦诸子政治共识发展合乎逻辑的理论结果。

一、秦始皇皇帝理论与先秦诸子圣王救世论比较

虽然秦始皇主要是一位政治家，但政治家在政治思想史上产生重大理论影响的情况并不多见，除了周公之外，秦始皇很可能是在中国政治思想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从政治制度建构及政治制度伦理的角度来看，秦始皇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影响恐怕还要超过周公。

即使在政治伦理思想领域的个体道德层面，秦始皇的皇帝理论也有相当大的理论影响。从先秦诸子关于共同政治理想的论述来看，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并非横空出世，它在核心观点及主要思维方法上与诸子百家存在着根本的相同点。

诸子百家中的大多数思想家与秦始皇都非常关注战国长期动荡战乱之政治问题的解决，并将解决此类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圣王之手，除了圣王可以救世之外，其他的人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无所措其手足。

这在根本上是因为战国时期长期动荡战乱之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圣的非凡智力和广博爱心，只有依赖圣的高超智慧，才能理解极复杂的时代难题，只有依托圣的广博爱心，才能推动圣人解决时代的重大公共难题。

另一方面也需要王的至尊政治地位和无限政治权力，只有凭借王的至尊政治地位和无限政治权力，才能形成解决时代重大公共难题的政治机制。“王天下”即使在儒家逻辑里也是解决时代问题的必要条件，孟子即期盼着五百年一遇的圣王降临，强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另外，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又与诸子百家共同的政治理想存在着明显不同，它在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吸收了诸子百家中不同学派的观点体系，并表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造性，在政治理论上将理论家的浪漫与政治家的务实结合了起来。

开两千余年皇帝理论之先河，成为中国传统时代的帝王理论大师。秦始皇的皇帝理论与诸子百家政治理想之根本不同，就在于将诸子百家在路径上无从落实圣王形成的从圣到王，落实到了有可靠路径的从王到圣。

通过他创造的皇帝理论，将先秦诸子百家绝大多数思想家共同企盼的天、道、圣、王合一理想付诸实践，既实现了天、道、圣、王合一的第一个政治理论版本，又创造了天、道、圣、王合一在角色上的第一次实践。

虽然秦始皇在圣、王合一问题上的思路与诸子以圣为王不同，凸显了以王为圣，但这也无非是在思路上回到了诸子所推崇的先王即圣人的上古时代。

（一）诸子百家共同政治理想的圣王救世

诸子百家面对着战国时代的共同时代问题，并在政治思维方式上具有基于共同体的根本相同点，由此诸子百家思辨的主题集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而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乱世如何而治，诸子百家皆归于政治。

因为没有身份平等基础上公民参政、议政及决政的民主传统，并且社会个体的政治素质及能力也在实践中并不重要，所以诸子百家在思考政治上由乱而治的问题时，自然也就不寄希望于普遍的公民精神及公民道德，也不寄希望于公民在素质及能力上能满足民主政治的需求。

而是共同将政治由乱而治的关键诉诸圣人做君主，即所谓“圣王救世”。诸子百家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及观察视角，在关于圣王的内涵及功能等方面，各学派都自成一家之言，且彼此之间差异很大。比如关于理想之圣王的内容表述，各个学派的共同点不多。

儒家之理想正为道家和法家所共同反对，道家之理想又被儒家和法家共同反对，法家的理想也被儒家和道家共同反对。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圣王理想，而不同的圣王理想又因为针锋相对而有了更加现实的交流及交锋理由。

完全不相同的东西则完全没必要进行彼此的争论，只有在共同感兴趣问题上的不同主张，才具有理论争论的必要与辩论的激情。当诸子百家在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上，展开相同主题的辩论之时，彼此之间在理论上相互影响及彼此渗透的流程也就开始了。

各派之间在共同话题、共同问题及共同议题上的共同点越发增多，彼此之间的圣王救世的共识，就越发地强烈。战国后期越来越成为时代共识的圣王救世，严格来说就是诸子百家在争论中共同铸成的。

（二）诸子百家天、道、圣、王合一的圣王理想

诸子百家对于圣王的论述在具体内容上各不相同，并由此而将彼此之间的学派分歧更加巩固地确立下来，诸子之间在圣王观上的同异比较，很大程度上即表明了彼此之间在学派上的同异。因为圣王是一个跨越了经验与超越的存在。

它就是要沟通超验与经验，以超验控制与驾驭经验，以经验来实现或实践超验，诸子之明显的不同是在政治的经验层面，即在圣王的具体经验内涵与治国方式上，而在超验层面，诸子之间的共同点就明显地增强了不少，甚至可以说诸子之间并无本质的不同。

首先，圣王作为唯一能够沟通超验与经验的角色，一切关于宇宙间普遍规律及共同本质的抽象概念，都在理论上无一例外地帝王化了，其中最重要的本原性抽象概念天、道、圣尤为明显地与王合而为一体，尤其是站在经验的视角来看先验时就更是如此。

天、道、圣超验的神圣、睿智、德行等无不要贯通于王的肉身。其次，王作为现实中最高的统治者，已经不能单凭血缘正统或至上神的眷顾而得到统治的充分合法性，而必须要在神学的权威之外，在人的思维所抽象形成的超验世界层面获得来自理性、德性等的支持。

即只有在宇宙普遍性的层面上掌握了神性之天、理性之道及人伦之德，王才能够获得进行统治的必要政治合法性，否则就会因缺少来自超验世界的支持而不能继续统治下去，王必须要获得圣，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圣人当王几乎成为共识”，“‘圣王’这个词应时而生”。最后，天、道、圣、王的合一，既是人世间政治的起点，也是人世间政治人的标杆，所有的人都必须要获得超验层面的天、道、圣等的普遍性，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天、道、圣与人的合一在“成人”的要求上，具有普遍必然性。

但是并不具有现实的经验性，宇宙中普遍的天、道、圣与人的合一，是从与王合一开始的，并由王来现实地推动及检验人与天、道及圣的合一程度。天、道、圣、王合一，在诸子圣王救世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处在核心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

（三）秦始皇皇帝理论中皇帝的圣王角色

秦始皇的皇帝与诸子百家的圣王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两者首先都是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王与掌握最高伦理权威的圣的统一，都体现着天、道、圣、王合一的基本精神。但秦始皇的皇帝角色又与诸子所谓圣王存在一定的区别，其中尤为明显地突出了权力优先的思路与观点。

比如诸子百家的圣王往往在成就的顺序上强调先圣而后王，比较多地肯定了智慧理性相对于权力的优先性，在社会层面上则体现了更为开放的属性，特别是在战国末期，列国的王都还处在特定血缘家族的世袭传承中，具有明显的封闭性。

如果王兼有了圣的角色，那么圣王的选择范围就只有七国君主。但如果立足于先圣后王的逻辑，那么凡天下人在智谋勇力德行等方面优越于列国之王者就大有人在，从而就有了较大的开放性。但是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则与诸子百家之圣王不同。

他所凸显的思路就不同于诸子百家的先圣而后王，而是选择了先王而后圣。皇帝理论中的皇帝，以权力之尊而享有了政治伦理上的权威合理性，从选择范围来看，皇帝作为圣王的选择范围就要极大地缩小。

在秦始皇还做秦王的那个时代，圣王最大的选择范围也不过是七国之王，而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则选择的范围就只有秦始皇一个人了，秦始皇拟将皇帝之位及圣人资格在自己的后人中千秋万代地传下去。

两相比较，诸子百家在圣王中比较容易实现圣王的智，而难以实现圣王的王，其缺陷是无法有效地面对和解决政治实践问题；秦始皇之皇帝理论中的皇帝，则比较容易实现圣王的权威及权力，但难以实现圣王的智，其结果很可能是王而不智，并由此导致国家由治而返乱。

秦朝的短命而亡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引发了后人无限的议论，也在政治伦理上发挥了某种程度的警醒政治权力的作用。

二、秦始皇集先秦诸子政治共识之成的皇帝理论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完成政治一统，开创的秦王朝却短命而亡。有的学者因秦国及秦朝未有明确的尊儒意识，却有明白的坑儒行为，又因为荀子有过秦国无儒的感慨，所以颇以为秦无甚文化，从而忽视了秦始皇的皇帝理论的政治文化内容及其重要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