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票证时代为何遭公知痛恨，背后的原因见识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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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对老人家那个时代的票证恨之入骨，公知粉也附和称票证是物质匮乏贫穷落后的铁证。

在他们眼里，票证限制了他们疯狂买买买的自由，票证限制了他们贪得无厌的私欲。

在他们眼里，老人家那个时代就没有半点好的地方，以至于他们对此恨之入骨。

其实说白了，他们恨的岂止是那个时代，他们最恨的是自己的父母没把他们生在灯塔国。

既然公知和公知粉都恨那个票证时代，那么我们就来拉开那个已经被尘封的票证时代的帷幕，让大家都了解一下，为什么公知和公知粉都恨票证时代，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之前我们讲过，抗美援朝时期，我们遇到了各种投机倒把的奸商，他们以各种奸诈的手段发国难财，由此我们不得不采取统购统销的方式。

更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造成我们既不能进口，也不能出口，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市场只能依靠国内，还有一点苏联和东欧市场，但是这个体量并不大。

另外，苏联援建我们的156个项目偏军重工业，没有多少轻工业，而轻工业需要广泛的市场，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获得利润，将利润用于再生产，如此循环往复。

但我们缺少的正是轻工业，这就意味着客观上我们是缺乏市场的，因此很难做到市场化，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市场也是不足的。

正是因为缺少轻工业，所以会出现国民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可能出现生产不足的情况，因此从生产端来说，客观上要求我们只能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而很难走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

从消费端来看，当时我们刚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民党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烂摊子，国民经济极其脆弱，我们当时连火柴都生产不出来。

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前，已经通过金圆券将国民手里的黄金洗劫一空，国民已经没有什么消费能力。

没有消费能力，还搞什么市场化呢？你让国民拿什么来消费呢？

从市场端来看，当时我们的市场主要是私营经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国营经济，如果走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市场基本上由资本家说了算。

因为按照市场的游戏规则，资本家可以囤货居奇，他们可以控制粮价，如果我们不能向市场提供大量的粮食来平抑价格，那么老百姓就可能买不起米，吃不起饭。

这时候老百姓可不会把气撒到资本家头上，因为资本家早就跟老百姓说过了，“我们可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不是我们不想降价，而是市场行情就摆在这里。”

最终资本家会把民众的怨气都往我们政府头上引，而这一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遭遇了这样一场危机。

关于这场危机，我们留到后面来讲。

吃饭是一件最基本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就会面临再次革命的风险。

因此，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从国际到国内，从生产端到消费端到市场端，在物质匮乏和生产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当时只能选择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

吃多少用多少，都要先计划好之后，再给生产单位定生产指标。

有人会问，这需要什么计划？难道生产多了还不好吗？

问这话的人，一看就是不懂经济学的人。

生产难道不需要原材料吗？原材料难道不需要成本吗？

当时我们被西方全面封锁，哪来那么多的原材料？我们当时的技术还比较落后，无法发现和开采矿山油田。

另外，你毫无节制地生产那么多的产品，老百姓没有这么大的消费力，你的产品卖给谁？积压起来难道不是资源的浪费吗？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一股脑儿地生产各种碗，大的小的，白瓷的带色的，镶边的彩绘的，一应俱全，但是能卖给多少人呢？当时大家手里都没几个钱，碗里也没几个菜，买那么多碗来做什么呢？

正是基于当时的国情，我们选择的是计划经济。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计划经济的胜利，西方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早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国家个个都被打趴下了，波兰抵抗了几天？法国抵抗了几天？英国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峡，也早就完蛋了。

最后几个硬骨头的国家，苏联、美国、德国、日本，哪一个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主导的国家主义？

市场经济根本支撑不起一个国家的战争，都要亡国灭种了，一切都由国家来统一采购调拨，谁还跟你按市场需求讨价还价。

因此，当时在世界大行其道的就是计划经济。

我们在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实际上从1953年开始就进入了票证时代，而第一张粮票发行从1955年开始。

当时的票分为全国票和区域票，从最开始的粮食扩展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除了粮票之外，还有油票、布票、布票、肉票、糖票、豆制品票、肥皂票、棉花票、醋票、酱油票、车票、粪票、理发票、结婚补助票、死亡补助票、生育补助票等等，甚至连女人用的月经带票都有。

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进入票证时代，无疑是当时客观选择的结果，今天公知们认为这是贫穷落后的特征，但票证时代体现了尽可能的公平。

有了粮票，你就可以拿粮票买米，没有粮票，你即使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粮食，而且粮食采用定量制度，即使是领导干部，也不能多占一口。

这种制度对于当时收入较高的人而言，确实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因为货币不是唯一购买的手段，因此即使有钱也无济于事。

当时工资普遍没有现在这么多，大多数人每月的工资从30到100元不等，因此，虽然当时的差距没有现在这么大，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工资制度分为政工体系和技术体系，政工体系的工资分为30档，技术体系的工资分为18档，每个工种又分为不同级别。

最高和最低之间有差距，比如当时最高工资可到600元，而最低工资只有50元左右，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是相邻两个等级之间差距较小，并不是像公知所说当时搞大锅饭，实行平均主义。

根据2019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但是，有些人的月薪则高达上千万，两者的差距上万倍。

即使不看极端情况，以普通消费者的水平来看，过去5分钱看一场电影，如今最优惠的学生票也要30元以上，消费是过去的600多倍，以此推算，现在的月收入要达到6万以上，才相当于当时100元工资的购买力。

因此，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采用货币来决定购买力的话，每个家庭的购买力就会存在差异。

如果单纯以货币来购买，而不实行票证，那么类似公知这种收入高的家庭，他们就可以把钱都拿出来购买粮食和物资，其他收入少的家庭可能就会出现缺吃少穿的情况。

但因为票证限制，即使老人家的口粮也是定量，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化，因此导致这些公知家庭的手里即使有钱也无法购买。

今天的公知看票证时代以一种仇恨的心态，背后的原因便在于此。

这些公知的家庭当年算得上是“有钱人”，虽然算不上最高的收入，但是相比普通家庭，还是算“高收入”人群。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实行货币化的原因，所以导致他们不能多吃多占，这才是他们怀恨在心的真正原因。

他们这群人只顾自己，怎么会管他人的死活呢？

如果靠货币来决定购买力，那么有的家庭则可以天天吃饱穿暖，而有的家庭则可能因为挨饿受冻而死去，因此票证无疑保证了公平性，让人人都能活下去。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因素，也是进行一切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先保证人的基本生存。

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年代，只有这么点有限的资源，为了保证让更多的人能够活下来，实行票证可谓是功不可没。

10个人的馒头20个人分，确实人人都吃不饱，但不至于让10个人活着，让另外10个人饿死，而是让20个人都活下来，这就是票证所能起到的作用。

票证时代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没有囤货居奇的奸商。

因为当时没有货币化，因此有钱不代表有购买力，没有票证，即使再多的钱，也无法购买，因此不存在囤货居奇的情况。

没有囤积居奇的可能性，也就从客观上杜绝了抬高物价造成通胀的可能性，对于我们来说就少了经济波动带来的折腾。

从1959年开始，我们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进入六十年代之后，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在那个艰苦卓绝的环境之下，我们就是靠着票证来度过重重难关。

当时如果没有票证的保证，而是让市场来决定，那么物价是否会上涨，多少家庭会买不起米，又有多少人会因此而失业，社会将出现怎样的危机或未可知。

但是在公知们看来，票证时代的经济怎么能满足他们的私欲呢？毕竟他们只顾自己能不能吃饱穿暖，而根本不顾他人的死活。

票证时代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面对经济危机做出的解决方案，通过票证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活下去，能够一起度过难关。

为什么当时过年的年味很足，因为大家都盼着过年，过年可以都把手里攒下来的票用来买新衣服，买肉包饺子，一家人在新年里过得其乐融融。

如今没有购买限制了，天天都可以穿新衣服，吃得满嘴流油，但过年却没有了过去的年味儿，除了排场之外，当年那种温馨与幸福已经消失殆尽。

现在的人怀念老人家的时代，不是怀念那个时代的苦，而是怀念那个苦的时代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篇《学习雷锋：平凡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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