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伐卫，《春秋》是在故弄玄虚？还是羞于启齿？

按照《春秋》的记载，鲁庄公二十八年的春天，齐桓公组织了一次伐卫之战。这次伐卫之战，仅从《春秋》和《左传》的记载来看，文字疑点就比较多。比如，这次齐桓公伐卫，出动的为什么只有齐国军队而不是诸侯之师？为什么只记载了战斗时间而没有战场地点？为什么《春秋》不记载齐桓公奉王命伐卫而却仅以“齐人伐卫”为记？齐桓公的取赂而归是该志得意满还是该低调遮掩？为此，笔者先对第一个问题重点探讨如下：

按照《春秋》记载，是“齐人伐卫”，由此可知这应该是齐国对卫国的单独讨伐。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齐桓公这是在奉王命讨伐，自应纠集诸侯，大大方方，出兵朝歌。尤其齐桓公，王命在身，自应亲临朝歌城下，当众宣扬王命，并公布卫惠公在九年前立“王子颓”的犯上之罪。如果齐桓公真这样去做，不但能起到惩罚卫国的效果，也能警示其他诸侯，伐卫一行的形象自然会更加光彩！然而，阅读《春秋》，似乎当时情景，并非如此。

以笔者之见，这次“齐人伐卫”绝不会是齐国的单独行动，而多半是动员了诸侯之师。只不过《春秋》曲笔，意在为鲁国藏丑罢了。这是因为，在鲁庄公二十七年冬，《春秋》记载“公会齐侯于城濮”。这就是说，上年冬天，鲁庄公在卫国之地城濮，与齐桓公举行过一次会晤。而城濮此地，在今天山东省鄄城西南的临濮集。临濮集距离鲁国曲阜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51公里，相当于古人的400多里。而齐桓公所在的临淄与城濮之间的距离则更远，直线距离是300公里，相当于古人的870里。按理，诸侯聚会，先要相互知会对方，在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再选择地方。因此每次聚会，沟通所需时间与赴约所需时间都是非常可观的。按照上述距离，这次聚会没有一到两个月的准备时间，是很难实现的。

因而，城濮聚会，必有目的。而其目的，可能有二。其一，由于齐桓公新职王命，统摄九州，诸侯当该聚会，祝贺以为志庆。其二，齐桓公奉王命兴师伐卫，诸侯自应襄助并前往卫国城下，对着卫君之面“数之以王命”。以上两个原因，都有道理，也皆有可能，或者兼而有之。从情理上看，不论是今天的人，还是古人，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思考问题的逻辑应该是一样的。尤其以齐桓公和管仲这样的雄才大略，在兴师伐卫一事上，不应该放着冠冕堂皇的理由，放着诸侯之师，却单独以齐国之力讨伐卫国。这于理不合。

而大凡古今，所有违背情理的记载，必有合乎情理的真相。杜预的解释是，齐桓公伐卫，取赂而还，因此《春秋》不以“齐侯伐卫”而以“齐人伐卫”之说告知鲁国，故此《春秋》以所讳之句记载。如果这样的解释有道理，则鲁国跟随伐卫的事情则就有可能被彻底雪藏了。因为《春秋》讳言，必是鲁国所耻。而鲁国所耻，最少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周惠王赐命齐桓公，这等于彻底否定了鲁国在区域曾经有过的大国资格，实际上等于降低为普通诸侯。

第二，周惠王要求齐桓公伐卫，这是对姬姓诸侯的一种冒犯，也开启了周天子依靠异姓诸侯讨伐姬姓诸侯的先例。

第三，卫惠公已死多年，其子卫懿公无罪而伐，于情于理都是刻薄之举。而这次伐卫之后，卫国于八年后灭亡于狄国，其间因果，很难说就没有关联。

第四，对于姬姓诸侯而言，王子克之乱属于姬姓家务事，外姓诸侯以其家务事而挟持姬姓诸侯问罪卫国，这是姬姓国家的天大耻辱。而鲁庄公十九年公子结参加的鄄城之会，鲁国之所以会爽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鲁史《春秋》才会恨耻而讳言，从而对鲁庄公参加诸侯伐卫一事干脆不着一字。相反，对于齐桓公而言，这件事不但没有这层顾虑，反而最有理由要求诸侯协同伐卫。这是因为，第一，齐桓公在称霸之后，齐国绝少单独出兵讨伐。比如鲁庄公十一年齐侯伐宋，齐国也是拉上陈国、曹国。其后有鲁庄公十六年的伐郑之役，齐国也是要拉上宋国、卫国相助。所以这次伐卫，又奉王命，齐桓公是绝不可能单独前往卫国的。第二，在《春秋》的记载中，要讨伐卫国这样的大国，往往是要若干个国家形成联军，才好征讨。比如齐襄公送卫惠公的复辟之战，五国联军，战争持续了近乎十个月才完成战争所承担的军事和政治任务。否则，齐军孤军深入异国他乡，是犯了兵家大忌。作为齐桓公和管仲，在理智上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那么，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即：齐桓公为了独吞卫国财宝而就私下单独出兵呢？应该也不会。当时之时，齐桓公作为霸主，声望日隆，尤其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信义名扬天下，岂肯为了区区财宝而独自出兵，坏了自己的名声呢？！其次，在西周以来的历史上，诸侯怀胜利之师取得战败国财宝归来，非但不是一种需要遮掩的难堪之事，反倒是一件值得弹冠相庆的喜事。何况齐桓公是尊王命，伐有罪呢！

对于这一点，孔颖达的《春秋正义》解释说，《春秋》之所以要在这件事上避讳，是因为齐桓公“赦罪取赂”，算不上光明正大，因此要遮遮掩掩。其实这样的想法，也是替古人耽心。按照《春秋》记载，齐桓公取赂是真，但却没有丝毫赦免卫国之罪的迹象，因为“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的记载表明，卫国与齐军作战，但结果是“败绩”。按照《左传》记载，不但齐军战败卫军，而且是“数之以王命”！即公布了周惠王讨伐卫国的王命。这就说明，齐桓公并没有赦免卫国之罪。其次，鲁史《春秋》也应该没有责任为齐桓公避讳任何事情的必要，故而孔颖达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因此，我们可以如此总结这段历史的真相。即，齐桓公在城濮召集诸侯进行了一次聚会，聚会之后便出兵讨伐卫国，大军向西一路来到朝歌城下。卫懿公出城迎敌，被诸侯之师战败，甚至卫懿公本人有可能被生擒。于是，诸侯大军进入朝歌城中，齐桓公在公布王命之后，痛斥并教训了一番卫懿公，卫懿公只好奉送卫国之宝以赎其罪，于是诸侯取赂而还。

但是，这件事传回鲁国，却成了一件令鲁国族人难以启齿的耻辱！鲁庄公面临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有可能成为当时国人嘲笑与咒骂的对象。但作为鲁国政治斗争的记录者，《春秋》不但忽略了鲁国出兵讨伐卫国的事实，甚至连其他国家出兵联合伐卫的记载都一起忽略了。因为，作为鲁史作者，如果照实记载诸侯伐卫，就很难不写鲁国也曾参与其中。因此在压力面前，只好权且记载下齐、鲁之会，而回避掉所有诸侯伐卫的细节。因为，在鲁国人看来，那是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