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试探两个参谋长：邱清泉李弥也戴过红帽子，咱们一起投诚？

#暑期创作大赛#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过这样一番话：“邱清泉是黄埔第二期的，李弥是黄埔第四期的，邱清泉和李弥原来都是共产党，加上我也是共产党，所以徐蚌战役可以说是共产党打共产党。（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

文强说的徐蚌会战，就是咱们说的淮海战役，他说邱清泉和李弥以及他自己都曾经是共产党，这话可能是准确的，因为毕竟他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后来还代参谋长），对其下属的兵团司令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但是他好像漏掉了一个人，那就是在淮海战场上借口回南京而一去不复返的舒适存，其实也曾经是个共产党员，而且在红军中的职务还比较高。

如果文强所说属实，那么杜聿明睡觉都得睁一只眼睛了：这四个家伙如果原先都是“那边”的，而且转换阵营都有客观原因，跟“叛徒”不一样，现在徐蚌局势岌岌可危，他们会不会战场起义把我绑起来？

《文强传》也证实杜聿明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他曾经与参谋长舒适存、副参谋长文强在1948年10月12日进行了一番密谈，文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训两小时，杜公治军之余，对国际政治十分留意，诚不愧为现代军人中之领袖人物。”

这次密谈，是参谋长舒适存挑起的话头：“邱清泉和李弥一谈到共军便嗤之以鼻，根本不看在眼里，其实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们也都戴过红帽子呢。”

舒适存说邱清泉和李弥戴过红帽子，不全错也不全对：指邱清泉曾于1922年曾在著名革命学校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还参加过平定商团叛乱和一、二次东征，属于大革命时期的左派；李弥在大革命时期曾是朱老总领导的革命部队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排长，因拒绝参加南昌起义才离开。

对舒适存的说法，杜聿明和文强只能苦笑：文强苦笑是因为他也戴过红帽子，杜聿明苦笑，则是因为他知道舒适存戴的红帽子更大。

舒适存也是湖南人，他在湘军的时候曾与彭老总一同进如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争很是令人无语：文强带领二十三个县的红军与四川军阀打仗，舒适存则在湘军中与他在红军中的彭同学打仗。

舒同学被彭同学击败活捉后就加入红军，当了红三军团总指挥部参谋处作战科长，最后在1933年战斗失利，他又跑回老蒋那边，所以杜聿明对他也不太信任，所以才邀请他比较信任的杜聿明来当副参谋长：“杜聿明写给我一封长信，请我去当 副总参谋长。杜聿明那个参谋长舒适存过去给彭德怀当过参谋长，舒适存过去从江西彭德怀那里跑出来……杜聿明还不大放心他。让我管人事、管司法、管后勤。”

这里面文强有一点没有明说：杜聿明不但不信任舒适存，甚至也不完全信任文强，所以参谋长最重要的作战计划制定、作战命令发布等重要工作，他既没有交给舒适存，也没有交给文强——在蒋军中，参谋长实际权力是很大的，但是舒适存和文强也就是替杜聿明跑腿学舌，大事根本就不用他们管。

杜聿明之所以召集这两个戴过红帽子的参谋长密谈，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如果这两人肯跟“对面”通通气，对自己也是有些好处的。

舒适存提出邱清泉李弥戴过红帽子之后，文强也接过话茬，转述了程潜对淮海战场的评估：杜老总您没有吸取东北失败的教训，仍然迷信机械化部队，对付解放军的游击战术，机械化部队等于用大炮打苍蝇，白费劲。“决定战争的胜负，主要要看人心的向背”，“南京已失去了人心，延安却抓住了人心”，这场仗还没打就败局已定，咱们可能都要当俘虏。

杜聿明长叹一声：“程颂公（程潜字颂云）的话有道理、要深思。这样的意见，有人曾向蒋校长提过，却遭到了严厉申斥，说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与敌人一个鼻孔出气……”

两个小时的密谈，小屋子里充满了悲观情绪，文强的一番话更是让杜聿明从头凉到脚：“这个仗没办法打了，根据收到的消息，解放军的部队超过二百万，我们这里四十多万人跟解放军打，这个仗怎么打法啊？大势已去啦。现在解放军采取包围的政策，并不积极打反击，把我们这里四十万人暂且留着不打，先解决黄百韬兵团（碾庄圩战役），把那里吃掉，再吃黄维，把黄维的部队也吃掉了，搞到最后来打我们。那还打什么？没办法打，敌我悬殊啊。”

舒适存和文强一唱一和，让杜聿明对前途绝望，似乎也是事先商量好的：他们都不想陷在徐蚌这块死地，总是想找机会溜掉，同时也想真正掌握一些实际兵权，到时候“说项依刘”也有本钱和底气。

文强就像青梅煮酒时的曹操那样，把杜聿明手下的兵团司令贬得一文不值：第二兵团司令官兼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骄横跋扈目中无人，喜欢自吹自擂，对友军信义差，对上司也阳奉阴违；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这些年出过两次风头，有些目空一切，跟邱清泉谁也不服谁；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在胶东已被解放军打得胆小如鼠，此人打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极有可能在战斗中消极保存实力，以便在投降时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才干有限却官瘾极大，只知排除异己，把最能打的胡长青军撵走，手里只剩下两个装备极差的四川军；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和邱清泉是一对冤家，在开封战役中，黄部被围邱按兵不动，连蒋的三令五申都置之不理，两人已经结下死仇。

文强最后总结：“要想消除这些人为的隔阂与矛盾，让他们服从命令听指挥，并齐心协力改变徐蚌困局，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情果然像文强预料的那样，杜聿明手下的兵团司令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别说杜聿明，就是刘峙说话也不好使。

黄百韬在碾庄圩被围，刘峙亲自赶到前线督战，在文强建议下，要调从邱清泉兵团抽两个军，李弥兵团抽一个军，迂回到后面已解碾庄圩之围。

杜聿明通过电话给邱清泉下令，邱清泉毫不客气顶了回去：“我的兵力已经消耗得很厉害，如果再抽调两个军迂回，恐怕我的正面不保，一旦敌人从正面突破，徐州也不保！”

邱清泉明确表示抗命，李弥比他还滑头：“如果邱清泉派出兵力，我也派，如果邱清泉不派，我也不派。我只有两个军，邱清泉有六个军，他的力量比我大两倍，他为什么不抽调力量？”

杜聿明与邱清泉李弥在电话里扯皮，刘峙在旁边捶着大腿悲叹“天亡我也”，第二十五军的军长陈士章（被俘后写过《黄伯韬的起家与败亡》、《蒋军第四十师袭击新四军经过》、《淮海战役第七兵团的毁灭》，1975年特赦）从碾庄圩逃出来了，他哭着告诉杜聿明：黄百韬自杀了！

杜聿明尚且指挥不动手下的兵团司令，舒适存和文强这两个戴过红帽子的说话跟是没人听，文强进退两难之际，写下了《淮海战役军中纪实》：“漫漫白雪张天幕，冷冷旌旗蔽日光。倦倚战场穷无策，无情把酒煮牛羊。”

杜聿明在淮海越打越被动，只好命令邱清泉李弥带兵突围，这两个人全都反对。

邱清泉绰号“邱疯子”，他给陈诚取的绰号更难听：“突围？陈矮子现在是台省主席，我们突围把重武器都丢了，将来我们到台，陈矮子要算我们的账啊，要杀头的，我不突围。”

李弥还是老调重弹：“邱清泉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力量比我大两倍的都不突，要我去突啊？”

邱清泉不突围，李弥也不突围，孙元良还比较听话，结果刚一突围，就被解放军把他的两个军都吃掉了，参谋长张益熙被击毙，只有孙元良带着几个卫士化装逃到武汉。

杜聿明和文强最后已经没条件把酒煮牛羊，弄点小麦苗想换换口味，结果没长马的好牙口和牛的四个胃，煮麦苗根本就咽不下去。

舒适存借口回南京汇报战况一去不复返，饥寒所迫的杜聿明部下整排整连向解放军投诚，邱清泉收到劝降书不交给杜聿明看而直接烧掉（有人说没烧）了，李弥则把自己带回劝降信的部下送到了杜聿明那里，杜聿明又把那军官交给文强审讯，这三人都在互相试探，等着别人先提出投诚。

据杜聿明回忆，他收到陈毅的劝降信后，认为只要能保全邱李两兵团部队，就可以考虑投诚，但又有所顾虑：“邱历来是蒋介石派来牵制我的人，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当时我觉得太不值得，坐着心乱如麻……”

杜聿明拿着劝降信去试探邱清泉，文强没审出结果，又把那军官送还给李弥，他承认自己也动过与杜聿明一样的念头：“我曾试探过了解邱清泉、李弥的态度，但都感到这两位曾经戴过红帽子的老兄此时反共态度十分坚决，根本不可能向他们提及投诚的事，自然更别说起义了。”

不久之后在战犯管理所重逢，杜聿明和文强才知道当时大家都错了：文强认为杜聿明是蒋介石的亲信大将不可能投诚起义，杜聿明总觉得当过军统中将的文强是奉老蒋之命监视自己，所以谁也不敢先有这方面的表示。

于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互相猜忌中流失了——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文强和杜聿明胆子再大一点，互相之间的信任再多一点，他们商量好了起义投诚，邱清泉和李弥真会坚决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