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爪哇华侨首富的女儿,她是缔造“弱国也有外交”的外交官顾维钧的妻子。
然而,她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她用36年时间、以无数财力帮夫旺夫,却在晚年被丈夫一脚踢开!
那么,她是谁?她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她就是黄蕙兰,189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
她的父亲“糖王”黄仲涵,是岛上最有钱的人。
她的母亲明娘是中国城最美丽的姑娘,15岁嫁给黄仲涵做正房夫人,为他生下两个女儿。
尽管明娘是出了名的美人,黄仲涵依然不断纳妾,最终他娶了18个姨太太,生了42个孩子!
甚至还娶了一家三口——
一个姓江的寡妇嫁来时,带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儿,和一个年约十岁的妹妹。
当江氏的妹妹长到十五六岁时,黄仲涵就纳了那女孩做妾;后来又代之以江夫人的女儿。
后来,黄仲涵又娶了明娘姐姐的两个养女。
明娘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道德败坏”,带着两个女儿远赴欧洲,从此与丈夫分居。
离开父亲,黄蕙兰是不舍的。
她极受父亲宠爱,小时候总是像小狗一样到处跟着父亲。
父亲常常抚摸着她的头,爱怜地说:
“你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因为你出生那年我首次赚满100万元。”
因此,黄仲涵满足这个女儿所有物质上的要求,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生活方式来供养她。
明娘因为自己没有儿子,就下决心让两个女儿出人头地,从而提高她的地位。
因此,她致力于将女儿培养成上流社会的名媛,然后嫁个金龟婿。
黄蕙兰没有上过学校,但是每天有不同的老师来家里,教她外语、演讲、音乐、舞蹈、舞剑、骑马、书法等等。
她每天被关在家里,在极端孤独中长大。
她渴望有同龄的孩子做伴,可仆人的孩子一看见她就躲。
“我多次遭受拒绝,以至于今天难以向人伸出友爱之手。于是我几乎和爸爸一样孤独和自以为是了。结果是我一生都需要温情和理解,但却很难主动寻求感情。”
因为母亲的精心培养,黄蕙兰长大后在社交界大获成功。
她每晚都参加舞会,每场必跳,直到黎明才乘车回家。
“我爱跳舞,开高速汽车,下大赌注。而且爸爸支持,从他那里源源而来的金钱就像我们参加的华贵舞会和招待会上的香槟酒一样绵绵不绝。”
一方面,黄蕙兰喜欢这种浮华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为了遇到母亲理想中的“贵婿”。
1920年的一天,顾维钧看到了黄蕙兰的照片,决心追求她。
顾维钧1888年出生于上海,是新一代的外交家。
经过姐姐和母亲的撮合,黄蕙兰见到了顾维钧,但她对他并无特别感觉,认为他既不跳舞,又不懂骑马,甚至不会开汽车,不值得注意。
顾维钧没有放弃,他不断关心黄蕙兰的生活,并投其所好。
一天,他坐着一辆大使专车,邀请黄蕙兰去枫丹白露郊游。
黄蕙兰看到他的车,这才意识到他是位显赫要人,不禁多看了两眼。
顾维钧捕捉到这一点,于是他接下来的策略之一,便是引黄蕙兰看一个新的生活世界,包括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的世界。
这个世界使黄蕙兰非常动心,她感叹道:
“我从来也没奢望过会被邀请去到这些地方。”
一天晚上,顾维钧带黄蕙兰去歌剧院,坐在了国事包厢。
这种荣耀与特权,让黄蕙兰印象颇深:
“不管我爸爸花多少钱,他也买不到这个包厢的座位,因为这是专门为要人们保留的。”
那段时间,顾维钧每天都给黄蕙兰送花,一天去看她好几次。
“糖果和鲜花从他那里不断送来。他花费时间一天来找我几次。如果我出门,他会找到我。真的,有一天我去修指甲,他居然出现在伊丽莎白·阿登美容院。这足以证明他是如何下决心要娶我。”
顾维钧之所以如此急不可耐,这是因为他身为驻美的中国公使,马上要回美国了。
因此,他必须快、狠、准,尽快赢得佳人心许。
一天,顾维钧说:
“我到那些地方进行国事活动,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受到邀请。”
黄蕙兰有些纳闷:
“可是你的妻子,不是去世了吗?”
顾维钧顺势说:
“是啊,所以我需要一位新的妻子。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黄蕙兰望着他,反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娶我?”
顾维钧严肃认真地说:
“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愿意。”
顾维钧没有说他爱她,也没有问她爱不爱他。
黄蕙兰有些愣住了,她回答说:
“我要仔细想一想。”
明娘希望顾维钧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她急着给丈夫发了电报,要他定下这门亲事。
黄仲涵却回电给女儿:
“你无须结婚,回来与我同住。”
接着,他派出私人侦探,暗中查明顾维钧的一切。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顾维钧有过两段婚姻,他曾在上海和一个女子结婚又离婚了。最近死去的年轻女人是他第二个妻子,并且留下一双儿女。
这让黄仲涵很生气,他指责妻子:
“你在干傻事。如果你把蕙兰嫁给顾维钧,她永不能成为他的正室,因为他在中国已经有一房活着的妻子。你怎能如此对待蕙兰?”
可是,明娘不理会,因为顾维钧已经很恰当地将他以前的婚姻状况告诉了她们。
他说的很有技巧: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一位中医治好了我。在感激之余,我父亲让我娶他的女儿为妻。这是典型中国式表达敬意的举动。
结婚后,她随我一道去纽约,可她不懂英语,请求我让她回家。最终,我们两家进行洽商,最后达成离婚的协议。
我的第二任妻子来自显赫的唐绍仪家。可不幸的是,去年我的妻子因病逝世,丢下了两个孩子。
因此,我需要妻子,还需要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希望跟蕙兰立即结婚,并且一同回华盛顿。”
顾维钧说的大致属实,但他没有提及,他的原配妻子张润娥在离婚后出家做了尼姑,他的岳父因为悔恨,抑郁而死。
即使顾维钧有过两段婚史,明娘仍然希望他做她的女婿,因为她喜欢被众人簇拥的满足感。
黄蕙兰有顾虑:
“可他有两个现成的子女……”
明娘听了保证说:
“我保证会有保姆照顾孩子,如果现在没有,我会负责找。
她还用好处引诱:
“想想看,你将会有自己的配有女管家的住宅。”
黄蕙兰不为所动:
“可我在寇松路已经有了一所小别墅了呀。”
这时,明娘不耐烦了,她直截了当地说:
“你一定要答应这门婚事。你现在能单独生活是靠我的庇荫,但是你知道我有糖尿病,一旦我死了,由于你和你姐夫不和,你没法子和你姐姐一起过,你不可能一个人单过,那是不合道理的。你只好回家和你父亲住在一起。贺露西(明娘的侄女、黄仲涵的最后一个姨太太)恨你,她的母亲懂得怎样毒死人而检查不出来。我敢肯定贺露西会毒死你。”
姐姐也劝黄蕙兰:
“蕙兰,你一定要嫁给顾维钧。别像我这样,找了一个凡庸之辈做丈夫。你想想,要是你嫁给了他,别人都会称你为‘高贵的夫人’。”
在姐姐和母亲的软硬兼施之下,黄蕙兰最终答应了顾维钧的求婚。
“顾维钧对我的照片一见钟情,于是妈妈安排我到巴黎和他会面。我嫁他是顺从妈妈的愿望,而他娶我是因为他看到一张漂亮的面庞,此外就没有什么了。”
“我仅仅在正式场合、他的举止最好的时候在一起相处过,我并非真正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也许我是在闭着眼和一个男人结婚。”
1920年,27岁的黄蕙兰嫁给32岁的顾维钧,成为他的第3任妻子。
洞房花烛夜,顾维钧在办公室口述备忘录和指示,四个秘书围着他作记录。
黄蕙兰身着华丽的晚装,渴望得到他的夸奖,但他连头也没抬一下。
过了很久,顾维钧似乎才看到自己的新婚妻子,他说:
“我明天要出席国联大会,今晚必须乘车赶去日内瓦。”
于是,这对新婚夫妇在火车上度过了本该甜蜜的新婚之夜。
到了日内瓦,顾维钧每天被人簇拥着出去开会,黄蕙兰只好跟母亲一起吃饭、逛街。
她一时产生了错觉:
“就像根本没有结婚一样。”
作为一位外交官的妻子,黄蕙兰起初不懂外交礼仪。
在被丈夫教训一通之后,她开始认真学习权势圈子里的规矩。
而她继承了父亲的经营理论——
“当我着手处理一件事时,我的目标不仅是要做到,而且要做得出色。”
黄蕙兰很快变得擅长,以至于顾维钧不再依靠使馆的礼仪专家,反倒倚仗她的指点。
同时,黄蕙兰懂得6国语言,与外国人酬酢应答如流。
因此,她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大使夫人,撑起了顾维钧的半边天。
一次,这对夫妇被邀请去白金汉宫,分别受到英王和玛丽王后的接见。
回家后,顾维钧热情地对妻子说:
“我们是配合得多好的一对呀!”
晚年,黄蕙兰苦笑着说:
“在我逐渐成熟并学会我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后,我们配合得还要好。真的,即使我们的婚姻在粉饰的外表下已开始走向破裂时,我们还维持着这样的配合好多年。”
除了轻松自若地周旋于欧洲的社交界,黄蕙兰还用父亲的财产给了丈夫强大助力,她的价值一半体现在其雄厚的财力上。
顾维钧的子女,深知这一点。
多年后,顾维钧希望儿子顾裕昌子承父业,成为外交家。
顾裕昌回答道:
“爸爸,中国大使多如牛毛,您有今天是因为娶了我母亲,我到哪里去找她那样有钱的妻子?”
然而,顾维钧要足了体面,还要男人的自尊。
一次晚宴结束后,他突然看着妻子,恼火地说:
“不是我买的衣服、首饰,你不要穿、不要戴。你平时出门,不要坐你从娘家带来的车。总之,你的穿戴不能让人觉得超出了我的收入能力。”
但是,黄蕙兰坚持认为自己对汽车和珠宝饰物的看法是对的:
“我曾经在爪哇生活,那里的荷兰人看不起中国人,除非你有足够的钱可以不理睬他们。别国的外交官夫人倾其所有,将自己打扮的华丽富贵,为什么我有衣不能穿,有车不能坐,有珠宝不能戴?如果我和她们一样精心装扮自己,这将有助于大家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顾维钧听了不再说话。
黄蕙兰过着奢侈的生活,这对她来说是平常事。
1922年,她随丈夫回到中国,途中经过新加坡。
她的父亲黄仲涵当时正住在新加坡,父女俩见了一面。
分别的时候,黄仲涵问女儿:
“你零用钱够花吗?你用得着吗?”
黄蕙兰回答说:
“当然,经常如此。”
黄仲涵听了后走开,不久回来,手里拿着一大把钞票——共有5万多美元,塞进女儿的手提包里。
1923年,黄蕙兰带着两个儿子去探望父亲,被新加坡总督邀请参加晚宴。
当她准备赴宴时,父亲问:
“你的首饰呢?”
黄蕙兰回答说:
“我没带什么贵重首饰回来,带着那些首饰旅行不安全。”
父亲立马摇头:
“你不能这个样子赴宴。你要戴钻石。”
说着,他走进门内,过了一会又回来,拿着一大把珠宝首饰给女儿:
一对巨大钻石耳环,一条钻石项链、每块钻石都至少有25克拉,还有一只宽型手镯。
当晚,黄蕙兰一出现在晚宴上,立刻造成了盛况!
受到母亲影响的缘故,黄蕙兰钟爱各种珠宝,尤其是翡翠。
有一次,她跟一个上海大亨比拼翡翠。
为了赢,她竟然花了100万元买了一块翡翠青椒。
后来,顾维钧被派去北京,他们借住在一处占地10英亩、有200间房屋的府邸。
黄蕙兰不满于住借来的房子,她写信给父亲说明情况。
黄仲涵一向满足女儿的任何妄念,他回信说:
“我为你买下这所府邸。”
不久,黄蕙兰花了10万元买下房子,又用15万元加以翻修改造,使之面目一新。
父亲不仅为她买了这所房子,并付了全部改建的费用。
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正是顾维钧与黄蕙兰合不来的原因之一。
顾维钧成长于中国旧式家庭,不穷也不富。
当年,家里为了供他在美国读书倾尽所有,他不得不住在大学附近包伙食的公寓里,过省钱而简单的生活。
每星期六晚上,作为美食,供给一道煎碎土豆块。
后来,这成为顾维钧一生中最钟爱的美食。
而这种生活是黄蕙兰无法理解的。
住在上海的时候,顾维钧的两个哥哥为他们租了一栋美丽的住宅。
黄蕙兰却认为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床都是中国老式硬板的,这不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于是,她对丈夫说:
“我没法在这种条件下生活,我连一天也不愿意试。我要带着孩子找一家旅馆住。”
顾维钧顿时很窘:
“你不能这样走开让我的家里人丢脸。”
可黄蕙兰很坚持,气得顾维钧一句话也不和她说。
最终,黄蕙兰让步,答应等他的哥哥们离去再走。
过了一段时间,她果然丢下丈夫,带着孩子、保姆、管家、佣人搬去了高档饭店。
因此,顾维钧前妻留下的女儿菊珍指出:
“不管爸爸对她的美丽有多么钦慕,也不管她如何决心当好一个中国式的贤妻,爸爸和她太不一样,因而难以指望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
黄蕙兰是真正的天之骄女,她在社交界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由于我不怕表现自己,那些所谓不易接近的人——这些人全然不为金钱、头衔所诱惑——才喜欢我。”
然而,黄蕙兰在外叱咤风云、风头太大,引起了顾维钧的不满。
“他和我结婚并不是希望我走到他的事业的前面。他娶妻子是把她当作家庭中的一件装饰品,就像托尔斯泰一篇小说中的那位丈夫一样,把妻子当作家中的一把安乐椅。当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时,这位托尔斯泰笔下的主角就会感到厌烦而又气愤。”
在以上这些矛盾下,这对夫妻开始分居,各行其是。
一次,黄蕙兰从别人口中得知丈夫生病了,她立马跑去探望。
过了两天,她再去探病,发现那间病房已空了。
“他连通知我一声他已经出院都嫌麻烦。”
所谓至亲至疏夫妻,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同时也是最疏远的关系——
“至亲”是夫妻,感情亲密的时候,可以相濡以沫、同生共死,一起走过坎坷;
“至疏”也是夫妻,感情疏远的时候,可以转瞬反目成仇、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
与黄蕙兰通婚,顾维钧得以多财善舞。
可是,夫妻间却互不认输,矛盾不断。
顾维钧急需一个宜室宜家的妻子,于是他转身爱上了温良的、小鸟依人的严幼韵。
严幼韵是顾维钧好朋友的遗孀,带着3个孩子。
她比黄蕙兰性格温柔,会照顾、体贴男人。
对此,黄蕙兰如此形容丈夫的喜好:
“他存在可笑的弱点。他喜爱明显而笨拙的谄媚,听了能使他兴奋得脸红而吃吃痴笑。”
渐渐地,顾维钧与严幼韵在一起,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黄蕙兰痛苦地在日记中记下:
“这位风流大使又像个夜行人一样溜出去会他的女相好了。”
“维钧每个星期要到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待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相会。”
终于有一天,黄蕙兰忍无可忍,她怒气冲冲地闯入严幼韵家中。
当时,顾维钧正在严家打牌。
黄蕙兰拿起桌上的一杯茶水,猛地泼到丈夫脸上!
未料,顾维钧任由茶水顺着脸颊流下,他不去擦,也不去看兴师问罪的妻子。
他无视妻子,把妻子是空气,气定神闲地继续抓牌、码牌。
黄蕙兰幡然醒悟,自己或许从来就没有得到过顾维钧的爱。
“我和丈夫并不相爱。我盼望从丈夫那里得到爱情,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讨厌。“
最终,在1956年,黄蕙兰与顾维钧结束了36年的婚姻。
三年后,顾维钧迎娶了严幼韵,两人携手共度20多年。
婚后,严幼韵一切以顾维钧为中心:
“我非常喜欢全身心地照顾维钧,使他更健康、更舒适、更开心,而且我相信在我的关心下维钧会活得滋润。”
这让顾维钧无比自得,他常常说:
“为什么我能活到90多岁,那是因为有了严幼韵的照顾。”
严幼韵懂得示弱、甘当陪衬、将家庭作为全部生活的重心,因此赢得了顾维钧的欢心。
后来,黄蕙兰也悟出了这一点:
“丈夫一定要感到他是主人,只有这样,妻子才能得到他的爱和尊重……假如我年轻时学得更明智,更世故些,我可能就会容忍顾维均对某种女人的诱惑,把它视为小事一桩而不去计较了。”
但是,如果她那么做了,她还是那个天之骄女黄蕙兰吗?
黄蕙兰离开顾维钧后,在纽约租了一套公寓,跟自己的小狗住在一起。
在公寓的墙上,她挂满了自己和顾维钧当年在各国出访的照片。
回首从前,她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生活豪纵,非同一般。
在父亲的庇护下,她过着梦境一般的生活。
“我的父亲自幼宠坏了我,社会继而娇纵我,谄媚我,追求我。宠坏了的孩子长成了宠坏了的贵妇。”
可当她离婚之时,父亲黄仲涵已经去世三十年了,黄蕙兰眼看着自己神话般的世界消失了。
“当维钧和别的女人公然的行为使我受到侮辱,我也只是感到愤怒而并非嫉妒。当时我想,现在依然如此想,如果爸爸还在世,维钧一定不敢如此对待我,因为爸爸不会容他的。”
一天,有人采访黄蕙兰:
“最冷酷的一句中国成语是什么?”
黄蕙兰想了一下,说: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20世纪70年代,近80岁高龄的黄蕙兰用英文写了一部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
对于顾维钧,她说:
“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对于严幼韵,她从来不提她的名字,而是称她为“那个女人”。
“顾维钧把另一个女人带到墨西哥,并在当地中国使馆做了介绍,以后居然在众人面前把她当作夫人。但我认为那个女人是冒牌货。我才是顾维钧的夫人,他孩子的母亲。”
回顾此生,她又写道:
“或许在外人看来,这种好生活令人向往,求之不得。可是,我体验到的不幸太多了。在我年事已高、阅历丰富的今天,我足以意识到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世上无人不遭受折磨,或是这方面,或是那方面,正因如此,才使我们相识、相怜。”
1993年12月,黄蕙兰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参考书籍:《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黄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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