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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政权的危机，是由周世宗柴荣在北伐途中突然生病开始的。

显德六年(959年)三月，柴荣率军北伐，开始进展很顺利，接连攻下益津、瓦桥、淤口三关，致使辽朝君臣恐惧，急撤幽州(今北京市)。辽兵后退，柴荣非常高兴，准备乘胜进军。

1、后周的危机

同年五月初一，柴荣进驻瓦桥关。次日，即召集诸将讨论直接攻取幽州问题。

可是，只想在战争中谋得富贵的诸将惧怕辽骑，不愿继续前进，力加劝阻，言称：

车驾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全部土地，这已是很大的功绩了；现在辽骑屯聚幽州北部，我军就不宜再加深入了。

柴荣听了诸将议论，很不满意，坚持攻打幽州，并督促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行，占据固安（今河北固安）。

不料，柴荣当天患了病，不能挥军北进，不得不放弃攻辽幽州计划，诏命班师。

柴荣因病回师的突然事变，使后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军中立即为一种唯恐京师有变的情绪笼罩着。

五月三十日，柴荣退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由于车驾滞留不行，加之虽为宰辅近臣也不得向柴荣问疾，于是“中外匈惧”，议论纷纷。

周太祖郭威女婿张永德当时为澶州节度使，以至亲缘故，独得进入柴荣卧室内。

群臣对张永德说：

“天下未定，根本空虚，四方诸侯惟幸京师之有变。今澶、汴相去甚迩，不速归以安人情，顾惮旦夕之劳，而迟回于此，如有不可讳，奈宗庙何？”

由张永德转达的群臣的担心，正是柴荣所虑，柴荣遂下令驱驾归京师。

柴荣回到汴梁，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为确保死后帝位不被他人篡夺，便紧张地安排了后事。

六月初九，先以皇长子柴宗训为特进左卫上将军，封梁王；以第二子柴宗让为左骁卫上将军，封燕公。

2、柴荣的后事安排

接着于六月十五日对人事问题作了重大调整：

任命魏仁浦以枢密使兼副相，宰相王溥、范质兼知枢密院事；又任命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鉴于张永德是太祖郭威至亲，且立有军功，所掌殿前诸班又是最精锐的禁军，因而篡夺皇位的危险性最大，于是削去张永德军职，授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的荣誉头衔。

赵匡胤是新从低级军官提升的，资望较浅，夺取帝位的可能性不大，遂让他接替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的职务。

经过调整的班底，文臣方面，周世宗托孤于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令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魏仁浦兼枢密使。这样，三人位兼中枢，掌军政大权，可以辅佐七岁幼子柴宗训。

武臣方面，选择了赵匡胤和韩通为托孤之臣。殿前司，免去张永德的毁前都点检职务，让他出任澶州节度使，升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而殿前副都指挥使为慕容延钊，殿前都虞候为石守信。

侍卫司，李重进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领所部赴河东备御；韩通升为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加同平章事，韩令坤仍为待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兵驻北边，任北面兵马都部署，袁彦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空缺。

宫廷内部，立魏王、天雄军（治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东）节度使符彦卿之女为皇后，主宫内大政。

周世宗想起“点检做”的谶语，总觉得不安。

当时，右拾遗杨徽之又上书周世宗，说赵匡胤不宜典禁军，周世宗虽未因此罢免赵匡胤，而且升他为都点检，但也在加以提防，下令军政主要由韩通裁决。

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廉慎守法”，以宽厚长者著称。韩通从禁军小校，积战功升至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与禁军关系很深，能得军心，加之有勇力，素称谨厚，比较忠实。

周世宗的安排是文靠三相，武靠韩通，文武协力，维持其幼子的帝位。

柴荣原以为有了这样一个既可靠又权力互相制约的领导集团，帝位可保无虞。

但事实则与其愿望相反，在其去世不久，郭氏王朝就被赵氏所取代了。

显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年仅39岁的周世宗柴荣病死；时年仅7岁的梁王柴宗训继帝位，是为周恭帝。

国家大事，主要由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处理。恭帝即位后，照例要对将相大臣们加官晋爵。

于是，禁军将校的情况也有了稍许变化：

侍卫司，李重进仍任都指挥使，调任淮南节度使，驻守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韩通仍为副都指挥使，留京城，实际掌军政；都虞侯由韩令坤升任，仍充北面兵马都部署，领兵防边；马军都指挥使为高怀德，张令铎任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司，赵匡胤为都点检，慕容延钊为副都点检，石守信为都指挥使，王审琦为都虞候。两司将领，都加官晋爵。张永德则由澶州节度使调任许州节度使。

同时，为防有变，恭帝嗣位后，由李重进兼淮南节度使，防南唐；韩通兼天平节度使，防开封东北面；越匡胤兼归德节度使，防开封东面；向拱为西京（洛阳）留守，防开封西面。这样从四方将京城保卫起来，应该说是很周密细致的。

然而，年幼的小皇帝并不能亲政，而大权又旁落于文武重臣手中，于是“主少国疑”的政权危机便势所难免了。

3、赵匡胤的身世

北宋代周，是通过兵变实现的。

兵变的发动者赵匡胤，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出生于洛阳。

其父赵弘殷是五代时的中级军官，后唐时曾典禁军，后汉时以功迁为护圣都指挥使，后周时曾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右厢都指挥和岳州防御使。

赵匡胤青年时期曾在后周太祖郭威手下当过东西班行首、滑州副指挥之类的小武官。

后周世宗即位后，他跟随世宗南征北伐，立过战功，因而在禁军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显德元年高平战后，他升为殿前都虞候；三年，从征江淮时他晋升为殿前都指挥使；六年世宗北伐时，他为水陆都部署；世宗因病回师后他又被擢升为殿前禁军的最高首领——殿前都点检。

他凭借手中掌握的军权，乘后周政权突然危机之机，导演了一幕“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

4、赵匡胤的“绊脚石”

五代时期，政权的递嬗十分迅速，五十三年间，先后换了十四位君主，真犹如走马灯一般。在政权递嬗中，禁军将士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因此获得大量赏赐。

这种经济的因素，使禁军将士更加喜欢拥立皇帝，以获取更大利益。

五代乱世，礼义扫地，君臣之间，本无大义维系，今日君臣，明日仇人，这是禁军容易兵变的思想因素。

同时，周世宗的统一大业正在进行，混一天下，很有希望，但是却换了一个小皇帝，眼看是只有守成，难以进取，将士和民众热切希望统一的愿望，犹如兜头泼了一盆凉水，他们因而非常失望。

所以，周世宗死后，出现了“主少国疑”、人心浮动的局面。这正是赵匡胤集团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赵匡胤及其谋士、兄弟们自然不会放过，他们开始积极活动了。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赵匡胤一伙的企图，还是被人发觉了，他们的活动引起了一些大臣的注意。

殿中侍御史郑起，上书首相范质，指出赵匡胤一伙在进行阴谋活动，但范质等人却不重视郑起的意见，也没有为此采取任何行动。

所以，后来王禹偁在《五哀诗·故殿中侍御史荥阳郑公起》中，惋惜地写道：

“太祖方历试，握兵权已重。上书范鲁公，先见不能用。历数不在周，讴谣卒归宋。”

王禹偁的哀诗，说明郑起的学问和人品都是令人敬佩的。

此外，韩通的儿子韩微，有智略，也发现了赵匡胤一伙的活动，他告诉了韩通，并多次劝韩通及早下手，制止赵匡胤一伙的阴谋活动，但韩通也不听，并不在意。赵匡胤知道了韩微告发他，对韩微特别忌恨，同时更加紧了夺权的准备活动。

当时，赵匡胤集团要夺取政权，面临着两个困难：

一是军权不在手中，对掌握军权的韩通，赵匡胤还心存顾忌；二是开封城内，拥戴后周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赵匡胤在城中要聚集起自己的力量是很不容易的，更何谈战胜拥戴后周的势力。

4、赵匡胤的绝妙安排

于是，赵匡胤的谋士们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办法——谎报契丹入侵。

显德七年(960)元旦，范质等人听到契丹入侵的消息，仓卒之中，便派赵匡胤率领大军，北上御敌。

赵匡胤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军权，别提有多高兴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他马上开始调兵遣将。

赵匡胤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率部随他出征，留下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守卫京城。

这样的安排，大有深意。

侍卫步军的虎捷左、右厢都指挥使张光翰和赵彦徽，素与赵匡胤关系亲密，而张令铎又是著名的仁厚之人，侍卫步军便成为拥戴赵匡胤的一支力量。

加上随同出征的还有部分殿前军，高怀德及其统率的侍卫马军，纵不一心，在殿前军与侍卫步军的挟制下，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况且赵匡胤的好友韩令坤曾统率侍卫马军多年，中下级军校中应该有归心赵匡胤者。

侍卫马、步军既已大部调出，城内留守的主要是赵匡胤的义社兄弟石守信与王审琦统率的殿前军，足以抑制后周的固有势力；韩通虽留在京城，但没有大的部队支持他，即使想有所动作，也处于势弧力单的境地，难成气候。

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虽然赵匡胤兄事之，但他资历比赵匡胤深，终究有所不便，于是在正月初二先派他率领前军出发。

就在这时，要策立新天子的消息已经开始在京城开封中暗暗流传开来。

五代时，一个新皇帝刚被士兵们拥立时，一般总要允许士兵们在京城抢劫好几天，如后周太祖郭威进开封时即是如此。

策立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害怕洗劫之难，纷纷搬家逃难，一时人心惶惶。赵匡胤为防意外，给家里的人透了风，要母亲和家里的人第二天去寺庙施舍，借以躲避可能遇到的危害。其姐抄起擀面杖，把他打了出去，同时嘴里喊着：大丈夫在外博功名，何故恐吓家人？

只有范质、韩通等人全然不知道一点儿信息，被蒙在鼓中。次相王溥，则已向赵匡胤“阴效诚款”，成了内应。

5、赵普的策划方案

正月初三，赵匡胤率大军离京北上，特别对部队严加约束，大军秩序井然，这样，京城浮动的人心才稍有安定。赵普等一班谋士，也都随军出发。临出发前，赵匡胤故作姿态地去韩通府上辞行，韩微又力劝韩通趁机杀掉赵匡胤，并准备下手，却又被韩通极力阻止。

大军行进途中，有一个殿前司军校苗周训，曾向道士王处讷学过星术，善于望气观星，在将士中有点名气，此时便开始大肆宣传天命有归的预言了。

苗周训与幕府谋士楚昭辅，一唱一和，说天上有两个太阳，黑光磨荡了好久，两人还装模作样地指给其他将士看，说这是天意有归，授命有兆。

天意的作用很大，苗周训的这一种举动很有煽动性，鼓舞了久欲为变的军心。

上天授命的征兆，“点检做天子”的谶语，再加上赵普一班谋士的游说煽动，使本来就惯于拥立皇帝以谋私利的禁军中下级军校不免技痒，胆壮气足，准备重演故技，发动兵变。

赵匡胤本人却佯作一无所知，在大军到达陈桥驿（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陈桥镇)宿营后，喝了一通酒，睡觉去了。幕府谋主赵普则无暇睡觉，担当起直接指挥兵变的责任。

在富贵与发财欲望驱使下，一大帮禁军将校聚集起来，拥到赵普帐内。赵普正与李处耘等谋士商议事情，将校们一拥而入，吵吵嚷嚷，请赵普作主，拥立皇帝，一时间乱作一团。

赵普见状，与李处耘一同大声呵叱了几句，才算稍微安定一些。

赵普对将校们说：“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

诸将校这才老实了一些，坐下来听从赵普指挥。赵普先试探诸将说：“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盍先攘却，归始议此。”

发财升官的欲望之火已经燃烧起来的将校们自然不会同意，纷纷叫起来，要求马上策立天子。

赵普见军心可用，便说：

“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

诸将校都声诺应允。

赵普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目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夺权行动，安定京城局面，以便造成既成事实，防止四方节度使生变。

诸将校表示服从赵普所言之后，他便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6、陈桥兵变的“闹剧”

一方面，让诸将校去分头鼓动和调动士兵，另一方面，派衙队军使郭延赟连夜赶回京城，向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通报情况，并通知他们行动起来，准备接应。

深夜里，北征的禁军将校率领士兵们全副武装地排列在驿站的门外，吵吵嚷嚷，宣布要拥立点检当皇帝。

正月初四黎明，天刚蒙蒙亮，禁军将士们便大声地欢呼和叫嚷起来，声震原野。赵普和赵匡义带领诸将校，擐甲执兵，拥入赵匡胤的寝室。

赵匡胤打着呵欠刚坐起来，一件预备好的黄袍便披在了他身上，诸将校罗拜庭下，高呼万岁。

然后，有几人上前，把赵匡胤扶上马，准备簇拥着他南下返回京城。

赵匡胤勒住缰绳，在马上对诸将校说：

“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

众将校都说：“惟命是听。”

赵匡胤便说：“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并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毋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

众将校事先已经赵普晓喻和约束，此时都叩拜听命。

赵匡胤派客省使潘美先行一步，进城向执掌朝政的范质等人喻意，要他们合作；同时派楚昭辅去安慰和守护他自己的家人。

石守信得报，已作好准备，登上左掖门，“严兵设备”，楚昭辅到达开封城下，石守信“启关纳之”。

7、称帝的“操作”

后周将相早朝未退，便传来了兵变的消息。范质悔恨仓卒派遣军队，以致酿成兵变，但不知所为。

韩通急忙从内廷奔出，率领少数亲兵准备攻打殿前都点检公署。石守信等人早已伏兵在左掖门附近，见韩通到来，乱箭齐发，亲兵四散逃走，韩通只得逃向家中。

殿前司勇将王彦昇领兵紧追不舍，韩通到家后来不及关门，王彦昇即已领兵杀入，韩通及其妻、子都被害。后周朝廷将相中唯一的反抗行动，就这样迅速地烟消云散了。赵匡胤得报，知韩通父子被杀，放下了一桩心事，算是报了昔日之仇。

赵匡胤在众将校簇拥下登上明德门，命令军士解甲归营，自己则返回都点检公署。

军士们把范质等中枢大臣带到都点检公署，在刀光剑影之下，暗中输款的王溥首先倒身下拜，范质等人也只好降阶叩拜，口呼万岁。

随后，去崇元殿举行所谓禅让礼，由八岁的小皇帝把帝位“让”给赵匡胤。

乱哄哄地闹到傍晚，文武百官才算排好了朝班，翰林学士承旨陶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禅位制书，举行了禅代礼，小皇帝下台，赵匡胤上台，接受群臣拜见。至此，仅仅一天功夫，赵匡胤便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了政权，登上了帝位，建立起赵宋皇朝，是为宋太祖。

这一年，赵匡胤三十四岁，赵普三十九岁。

在陈桥兵变中，赵普运筹帷幄，筹划周密，指挥得力，迅速而成功地完成了夺权之举，立下了“佐命巨勋”，初次显露出他出色的政治才干。

陈桥兵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九年前郭威兵变的翻版，但是策划得更加周密和成熟，夺权更加迅速。京城未遵洗劫，争取了京城士民之心。

一天之内，便面临着一个新皇帝和忠于他的强大军队，各地节度使和驻屯禁军，一时手足无措，只有俯首称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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