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编辑|观星

食盐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所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在北宋经略西北边疆时，食盐扮演着边疆经略工具的角色。

北宋之初，太祖对西北采取怀柔态度，夏州政权与北宋保持着互不侵犯、互相往来的良好关系。

太宗时期，李继捧继任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时发生权力危机，太宗欲借此将夏州政权之地纳入宋朝管辖。此举遭到以李继迁为首的党项大族反对，双方为此进行了十数年的反复争战。

因夏州政权据有青白盐产地，“蕃部”多以青白盐与北宋陕西沿边的鄜、延、环、庆、仪、渭等地民众换取粮食，形成了盐粮易物渠道。

为减轻李继迁扰边压力和稳定西北边疆，在综合考虑夏州经济结构和“蕃部”生计需求后，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提出了“禁盐制夏”的经济制裁措施。

宋夏之间的青白盐问题向来为学者关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首先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他侧重于北宋禁断青白盐对提高党项人民族意识与建立独立政权方面的研究。

认为“西夏的兴起正是宋禁止青白盐输入刺激的结果，宋的盐法也给予其他异民族以大的影响”。之后，前苏联学者克恰诺夫对北宋禁盐过程进行梳理。

指出宋朝在追求政治目的禁盐的同时，边境私人贸易未曾禁绝。

我国学者廖隆盛认为青白盐问题是“宋夏关系中，影响和战的因素”，虽然北宋禁盐效果不佳，却以财政目的始终维持。

此外，杜建录、马淑琴、韩荫晟、任长幸、叶凯等都以专论对北宋禁盐事实与宋夏关系进行探讨。其他相关著作关于青白盐问题的论述与上述学者基本相类，此不专述。

整体而言，自宫崎市定提出北宋禁盐是西夏兴起契机的观点后，其他学者多围绕北宋禁盐事实作文献实证研究，于北宋禁盐政策本身问题较少述及。

本文将禁盐置于边疆经略的研究框架中，分析禁盐政策的提出背景、预设目的与实施困境等问题。

藉此检视北宋以盐经略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成效差异。进而深化食盐作为边疆经略工具在古代安边中作用的认识。

一、北宋“禁盐制夏”策略的提出与预设目的

“禁盐制夏”是北宋前期重要的对夏策略。目见所及，北宋共计3次实施禁盐。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捧继任定难军节度使没有得到宗族的一致支持，出现了“失礼诸父，宗族多不协”的情况。

李继捧没有能力解决宗族内部纷争，无奈之下向宋廷表示愿留京师，献其所管州县。太宗随即“遣使诣夏州，护继捧缌麻以上亲赴阙，县次续食”。

李继捧族弟李继迁不遵宋廷诏令，“与其党数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泽”，举起抗宋大旗。自此，夏州李氏一分为二：一部以李继捧为首，内附宋朝；一部以李继迁为首，抗宋自立。

淳化二年（991）七月，李继迁在与北宋斗争多年后奉表归顺，北宋给予其优渥的政治待遇，“授银州观察使，赐以国姓，名曰保吉”。

他却“外示归顺而阴与保忠相结，诱荒盗、戎蛮冦边不已”。淳化三年底，针对李继迁不断扰边的情况，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提出“禁盐制夏”。

《宋史·郑文宝传》记载：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为命尔，请禁之。许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于陕西以济民食。官获其利，而戎益困，继迁可不战而屈。

“禁盐制夏”的前提是“蕃部”经济结构的单一性，“诸羌部落树艺殊少，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

郑文宝曾“前后自环庆部粮越旱海入灵武者十二次，晓达蕃情，习其语”，对“蕃部”情况有一定了解，认为“蕃部”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可在困制李继迁时发挥重要作用。

从经济角度看，宋夏之间的贸易关系是非对称性的。

宋人司马光曾指出：“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

据杜建录统计，西夏向北宋输出物品有8项，北宋向西夏输出物品有16项。而西夏输出物品多以原料居多，北宋输出物品则以成品居多。

从宋夏贸易的物品种类和数量看，西夏对北宋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非对称性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北宋困制李继迁的成功率。

所以，郑文宝提出以经济制裁手段解决李继迁扰边问题。而“禁盐制夏”的核心是北宋有充足解盐供给陕西沿边的鄜、延、环、庆、仪、渭等地，使原食青白盐的民众改食解盐。

对此，郑文宝采取的措施是“许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于陕西以济民食”。安邑和解县盛产解盐，是北宋重要的盐产地。

《宋史·食货下三》记载：“安邑池每岁岁种盐千席，解池减二十席。”

由于生产技术进步，解盐不仅生产数量巨大而且质量上乘，对此，宋人唐慎微在《政类本草》中指出：“今解州安邑两池所种盐，最为精好。”

虽然盐产资源丰富，但解盐的生产与销售掌握在政府手中。北宋之初，政府对食盐实行严格的榷卖制度，同时辅以通商方式允许商人在指定地区代官售卖。

郑文宝提出解盐以通商方式在陕西售卖前，北宋曾两次实施解盐通商，但最终“有言商人所输多弊滥者，因罢之”。

二、策略的目标

郑文宝提出“禁盐制夏”时，根据北宋实情预设两个目标：一是由商人将解盐运至陕西沿边售卖，力图将青白盐挤出陕西盐市，达到官获盐利的目的。

二是让陕西沿边民众改食解盐，不再以谷麦换取青白盐，达到制夏安边的目的。

从运行成本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经济制裁与战争、外交谈判都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重要手段，虽然成本比采取外交施压的成本高，但比发动一场战争的成本要低。

所以，制裁方付出的经济代价，要远低于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时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郑文宝提出“禁盐制夏”的经济制裁策略，契合了太宗朝后期清静政治的需要。

雍熙北伐时，宋琪曾指出：“臣每见国朝发兵，未至屯戍之所，已于两河诸郡调民运粮，远近骚然，烦费十倍。”

由此可见，这种高经济成本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实现太宗恢复汉唐旧疆的愿望。

雍熙北伐失败后，军事失败主义逐渐抬头，太宗自淳化年间政治日趋保守，北宋军政方面出现重大转折，“守内虚外”成为基本国策。

太宗时常向臣属宣扬“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的清静政治，主张“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

郑文宝提出的经济制裁策略符合太宗“每议兴兵，皆不得已”的修德怀远心理。

于是，太宗下诏：“自陕以西，有敢私市戎人青白盐者，皆坐死。”至道二年（996），郑文宝再次提出“禁盐制夏”。

三、文献的记载

关于此次“禁盐制夏”的具体内容史载较略，《宋史》只以“复请禁盐”一笔带过。爬梳相关史料，仍可勾勒此次禁盐的来龙去脉。

据《宋史·郑文宝传》记载：继迁酋长有嵬啰嵬悉俄者，文宝以金帛诱之，与手书要约，留其养子为质，令阴图继迁，即遣去。谓之曰：“事成，朝廷授汝以刺史。”

文宝又预漆木为函，以备驰献继迁之首。又发民曳古碑石诣清远军，将图纪功。而嵬啰等尽以事告继迁，继迁上表请罪。

以此可知，郑文宝擅自与蕃酋接触，试图用利益、盟约和官位诱使蕃酋叛杀继迁。但郑氏“好谈方略，以功名为己任”“心有余而识不足”的性格与见识，使其对李继迁实力缺乏准确评估。

实际上，李继迁抗宋自立以来，实力逐渐增强，淳化五年正月曾迁徙绥州民于平夏。

太宗为防止夏州落入李继迁之手，于四月颁布诏令：“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窃据之地，将隳其城，迁其民于银、绥间。”而郑文宝在胜算未定时，就做好献首、庆功的准备。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蕃酋将其图谋之事告知继迁，继迁直接将此事告于太宗，并“以千骑攻清远军”进行报复。面对这种情况，郑文宝无力应对，只好“复请禁盐”。

此次禁盐的直接目的是困制李继迁，官获盐利的目的位居次要，或更未提出。真宗咸平三年（1000）六月，北宋第三次实施“禁盐制夏”。

《宋会要辑稿》记载：“自咸平三年六月禁断青盐，通放解盐，于鄜、延等二十一州军许客旅入中粮草兴贩，及许于南路唐、邓等州货卖。”

此次禁盐的缘起史无确载，据相关文献分析，主要原因应是李继迁频繁扰边。至道三年李继迁降宋后又屡屡犯宋。

咸平二年六月，掠河西杀指挥使李璠，八月侵麟州，九月攻府州，十二月兵犯延安。咸平三年兵屯灵州、河西，胁诱北宋边民，五月复侵麟州。

李继迁密集扰边，是“有图取朔方之意”。由于太宗晚期以来，最高统治者厌战弭兵、苟且偷安的消极情绪，与朝臣反战论中修德怀远、息兵安民的论调渐趋一致。

北宋政府不欲兴兵，只好再行禁盐。景德元年（1004），李继迁死后，北宋主动向李继迁之子李德明提出“放青盐禁”，但因德明“惟以子弟入质及纳灵州为难，故亦禁盐如旧”。

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鄜延州钤辖张崇贵上奏：“得赵德明书，请许市青盐。”真宗以德明所纳誓书不载青盐事为由，再次重申禁盐政策。

关于真宗由开禁到复禁的态度转变，廖隆盛认为与景德末年以后的财政困难有关，因为宋廷财政收入直接与解盐有关，弥补财政的有效办法就是禁断青白盐而扩大解盐在陕西销售。

他以钱公博《宋代解盐的生产和运销制度》中列举数字作为例证，指出“与宋廷财政收入直接有关的解池产盐额，至道二年，几合四千三百五十万斤，但次年的销售量只及此半数。至天禧元年，更被迫减产。”实际上，此观点有商榷之处。

首先，产盐额指解盐产量，不能等同于销售量，在论述北宋财政收入减少时（“次年的销售量只及此半数”）不能将盐产额和销售量混为一谈。其次，数字使用有误。

据郭正忠考证，至道二年的解盐年产量为43517992.5斤，大中祥符九年为45111130斤，天禧末为43827300斤以下。

以此对照廖隆盛先生所说至道二年（996）和天禧元年（1017）的产盐额，可知真宗朝解盐年产量基本保持平稳状态。

笔者认为真宗态度转变的原因更多在于李德明谋取甘州回鹘的军事行动，使北宋与甘州回鹘结盟抵御西夏的策略有破产威胁。

北宋立国初，甘州回鹘与北宋保持密切关系，甘州回鹘可汗“景琼建隆二年十二月壬辰遣使贡物，自是甘州回鹘贡良马、美玉、珊瑚、琥珀之类不绝”。

李继迁抗宋自立后，北宋开始联合西夏周边势力对付西夏，甘州回鹘为抵御西夏侵扰也非常需要北宋支持，双方结成同盟。

而李德明谋取甘州回鹘的行动，无疑使北宋与甘州回鹘同盟受到极大威胁。由于北宋无法直接予以军事支持，只以禁盐困制李德明。

另外，关于“禁盐制夏”问题，真宗曾与熟知陕西边事的李继和有过讨论。

李继和曾指出，“朝廷比禁青盐，甚为允惬”“况汉地不食青盐，熟户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粮食也，至于兵甲皮干之物，其名益多。况蕃戎所赖，止在青盐，禁之则彼自困矣。望固守前诏为便。”

禁盐可以防止粮食、兵甲皮干等物资流入西夏，壮大其军事力量。所以，真宗由开禁到复禁的态度转变，更多是出于对甘州回鹘抵御西夏的支持。

综上，北宋“禁盐制夏”的缘起，是西夏侵扰西北边疆而北宋难以用军事手段解决。禁盐首要目的是以经济制裁方式困制西夏，迫使其无力扰边。

因宋夏贸易关系的非对称性，北宋有充足的解盐替代西夏青白盐，西夏却难有其他途径获取充裕粮食。理论上讲，禁盐可以在经济上困厄西夏以达成北宋的预设目的。

相较于战争手段，“禁盐制夏”也契合太宗后期经略边疆的现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