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方毅

编者按 解放战争时期，方毅任华中分局委员兼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主要负责华东地区财政经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路东战略侦察

公元1939年4月24日，一道命令随着无线电波越过千山万水，从延安发至中原局机关。一阵“嘀哒嘀”的收报声后，译电员的铅笔在电报纸上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3天前，中共中央刚发过《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显然建立抗日根据地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中心工作。方毅站在窗前，遥望北方思考着：随着八路军在敌后的发展，华北各地纷纷建立起抗日根据地，而南方的根据地建设还非常薄弱，是行动的时候了。前不久，中原局决定将中共皖东工委改为中共苏皖省委，这样跨省到江苏，便于对在江苏开辟根据地的领导。刘顺元任省委书记，此时23岁的方毅为省委委员。

23岁担任省委委员，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世上已经发生的事，都是最好的安排。那青年的方毅有着怎样传奇的堪当大任之经历呢？

方毅出生于厦门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岁任共青团厦门中心区委书记，17岁以后在闽南地区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其间多次作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特派员深入安溪、南安、永春一带，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游击队，也就在这一年，他出任共青团厦门市委书记，组织“打狗队”，并亲自击毙一名叛徒。

1934年秋，方毅去上海接受党的工作任务时被捕，在国民党狱中受尽酷刑，始终没有暴露党的地下组织。服刑中，迎来了国共合作，被作为政治犯被释放。方毅千方百计寻找组织，终于打听到共产党在南京高楼门29号设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正在营救和接待从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国民党监狱中获释的政治犯。获知此事的第二天，方毅怀着试一试的心态给八路军驻京办写信，没过几天，他不仅收到了回信，还收到了一笔让其去南京的路费。方毅乘轮船逆长江而上，终于在驻京办重新与组织接上了头。不久，他被党组织派到鄂东地区组建抗日游击队，22岁的他率队奇袭日军据点，打响了鄂东敌后抗日第一枪，数月内迅速将游击队扩大到拥有千人武装的独立“五大队”。从以上的传奇人生经历看，方毅23岁出任省委委员一职，也就容易理解了。

方毅任省委委员不久，就接到胡服同志的通知，要他和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团长周骏鸣前来藕塘接受新的任务。

胡服同志传达了中央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抗日要建立自己的抗日政府。他说：“顽固派要打我们，你们回路东去，准备摩擦，不要怕，不摩擦就没有根据地。你们组成先遣队，到津浦路东地区进行战略侦察，着手建立根据地。”

接着，苏皖省委决定，由方毅、朱绍清、胡定千组成中共津浦路东临时前敌委员会，方毅任书记。

出征前的会议在安徽滁县西面于家围子的一户农家堂屋里召开。刘顺元、李世农、郭述申、罗炳辉，以及八团团长周骏鸣、朱绍清、汪道涵围坐在一起。会议由方毅主持，他示意罗炳辉介绍一下什么是战略侦察。

罗炳辉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说：“战略侦察一向为兵家所重视，我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中，战略侦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通过对侦察所获资料的分析，察觉到当时中国将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指挥红军利用有利时机迅速扩大力量和革命根据地。其后，他又从报纸新闻中敏锐地察觉到军阀混战即将结束，国民党军队将大举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动向，同时根据侦察获得的情报，指挥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总之，战略侦察所获情报，对我们建立根据地是非常重要的。方毅书记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下面请他来讲讲！”

方毅站起来，指着墙上一幅地图说：“我们通常以津浦铁路的南京浦口至安徽蚌埠段来划分为路西与路东。这次我们要去的是路东地区，它北临淮河、三河，南界长江，东到高邮湖。津浦铁路沿线东南紧邻日伪统治中心南京，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寇入侵以来,路东敌占区的政局和敌情复杂多变。如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留守路东的兵力减少，明显力不从心，只能布局在铁路沿线及周围水路交通要道上,凭借据点、岗楼、哨所进行据守。路东地区的广大农村,以及来安、盱眙县城，基本上仍由国民党旧政权把持，属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控制的势力范围。

大家都知道，韩德勤十分顽固和反动，暗中勾结日伪，积极反共。路东各地的地方保安团、封建会道门等组织林立，到处占山为王，横行乡里，他们之间虽然矛盾重重,但是都反对新四军东进抗日，特别是一直被韩德勤及反动地主势力控制和操纵的‘小刀会’，不仅封建迷信色彩浓重，而且对共产党和新四军抱有敌意。路东还有形形色色的‘游击队’、‘忠义救国军’、‘三番子’等土匪武装，他们经常袭扰百姓，对共产党和新四军不怀好意。我们先遣队进入路东地区，完全是孤军深入,既没有可依托的根据地,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随时可能受到敌伪顽三方面夹击，处境十分艰险。”

罗炳辉说：“方书记分析得有道理啊！我们的这次战略侦察目的不是去打仗，主要任务是弄清社情、敌情，还有经济状况，为今后建立根据地做准备。当然因为情况复杂，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麻烦，当然也包括料想不到的战斗。我给你们拔一部电台，有情况及时联系。生活问题你们也不用担心，已经备好了300块大洋，那么多人，这点钱可能不够用，你们省着点花。”

“感谢罗司令的关心！有了电台和钱，那我们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 方毅笑了，转脸问朱绍清，“你的部队到哪里了？”

朱绍清站起来答道：“方书记，东进侦察的部队由四支队老八团二营扩编的，共四个连，已经在附近的山中隐蔽，随时可以出发。”

“好！很好！”方毅问汪道涵,“你的战地服务团成员情况如何？”

汪道涵起身：“报告方书记，我已经根据要求，从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挑选20多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人员目前在周家岗西北的山里听候调动，保证完成任务！”

“好！很好！”方毅说：“到路东后，我们分成四个工作组，每个组有一个连的兵力护卫。5月19日傍晚，你们将部队和服务团人员带到津浦路西的张八岭和沙河集之间待命，等深夜敌人麻痹的时候，我们通过日军封锁的铁路线，进入路东。”

为什么选择在张八岭和沙河集一带越过铁路封锁线，这是方毅与罗炳辉及周骏鸣几位军事干部研究作出的决定。

这一地区是大别山和霍山东延的丘陵地带，时下又是春夏之交，油菜和小麦有半人高，便于部队分散隐蔽。即便被日军发现，部队进可以强行越过铁路，进入路东，退可以暂时回到山里，敌人不敢贸然追击。通过封锁线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5月19日是农历四月初一，没有月亮，黑夜将为部队提供最好的掩护。

是日，夜。天上无月无星，山间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先遣队的指战员们左臂扎着白色毛巾作为识别，四五百人的队伍行进在寂静的夜里，只听到窸窣的脚步声，附近的村庄上偶尔传来几声令人胆颤心惊的犬吠。津浦铁路上敌军的据点、炮楼上的探照灯不时地射出几束雪亮的灯光，将黑夜撕开，在铁路附近扫描着，连路过的一只野兔都能看得清楚。可以想象出来，灯光后的机枪已经打开了保险机，随时可能射出压制弹雨。方毅和朱绍清带着部队迅速在油菜地边、沟里、竹林分散隐蔽起来。

方毅指着铁路上的炮楼，对身边的朱绍清说：“安排几个神枪手，监督两个炮楼，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首先打掉探照灯……”

“哒哒哒”，还没等方毅的话说完，日军的一个机枪点射打在方毅隐蔽的竹林里。朱绍清迅速将方毅压在身下，见敌人并没有继续射击，他判断说：“鬼子的火力侦察，不用管他，我去安排两组特等射手。”

朱绍清让通信员下达命令不久，就见左右各有一组人，悄悄地向两个炮楼方向移动。

部队安静地隐蔽着，几百人的队伍一点声音也没有。敌人的探照灯不停地来回照射着，哪怕是一只觅食的野兔、一只夜行的山凫，只要有一点动静，都会招来一阵枪击。

方毅不时地看着手表，当手表的指针指向凌晨一点时，估摸着敌军已经就寝。方毅果断下令：“按计划，分批行动！”

趁探照灯灯光和敌人机枪扫射的空隙，先遣队以排为单位，迅速分散有序越过铁路。等两个特等射手组也越过铁路，方毅和朱绍清带着队伍大步向东行军。经过几十华里的急行军，先遣队于第二天早晨到达路东嘉山（安徽省明光市）自来桥镇。

日军占领了嘉山县城，县长周少藩便将政府迁到了自来桥镇。据先前了解，周少藩表面上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态度比较友好，曾表示过共同抗日的愿望，方毅将他定为第一个统战对象，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周少藩客气的对方毅和朱绍清说：“贵军真是兵贵神速，一夜间就从路西来到我们自来桥。欢迎！欢迎！”

方毅面带笑容说：“我们这次来，是与您商量共同抗日大事的。”

周少藩说：“听说你们来的部队有500人吧！县城里的日本鬼子也不敢轻举妄动啊！倒是我的地盘上的匪患猖獗民不聊生，你们要帮帮我，把这些土匪给剿了，我们合作是没有问题的。”

方毅对朱绍清说：“周县长的消息灵通啊！打土匪的事就交给你了。”

朱绍清说：“只要是为了抗日大业，这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方毅接着说：“初来乍到，我们需要在自来桥建立交通线，还请周县长给予方便。”

方毅和朱绍清已经答应帮他们打土匪，更何况有了这支队伍的加盟，日军和土匪都不敢轻易到自来桥袭扰。于是，周少藩也爽快地答应下来。

从周少藩的县政府回到驻地，方毅询问战地服务团的情况。负责情报和通信的参谋汇报说：“战地服务团在全椒周家岗，到滁县以北的沙河集途中遇到了敌人的袭击，所以昨天晚上没有按时赶到，目前情况不明。”

方毅命令：“赶紧去弄清他们到什么位置了，向我汇报。”

朱绍清说：“方书记，我马上派一个排返回张八岭，去接应汪道涵他们战地服务团。”

方毅点点头说：“现在就出发，路上要保证战地服务团的安全。”

战地服务团在一个排的护卫下，第二天也来到了自来桥镇。方毅立即主持召开临时前委扩大会，部署侦察行动。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听取了大家的汇报，并进行了分工：方毅主持先遣队全面工作,并重点负责统战工作、扩大武装、联络和帮助恢复地方党组织；朱绍清负责军事行动部署和作战指挥，收集敌情以及地方武装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胡定千协助其开始工作；汪道涵领导战地服务团，负责做统战和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抗日，联络和帮助恢复地方党组织。最后方毅强调说：“我们将战地服务团分成嘉山自来桥、盱眙古城、来安屯仓三个民运工作组，另外还有一个秘密、机动的民运工作组由我亲自负责，各组对外名称为‘新四军东进纵队某某工作组’，每个组可以灵活机动独立地开展侦察活动。”

方毅和朱绍清率领的连队和民运工作组，以及赵定带领的屯仓民运工作组，初到盱眙古城和半塔集、来安县的屯仓、天长县汊涧和张公铺，发现除了盱眙县城外，当地的国民党县政府和地方武装，也和嘉山县一样，都已逃离县城到了乡镇。5月底，方毅来到屯仓就听到了当地这样的一个顺口溜：“余家的田，吴家的钱，周家说句话够你跑半年。”说的是当时屯仓有三户大富豪，即大地主余宗邦、余宗海兄弟俩，不仅家产田产多，余宗海还是屯仓“抗日游击队”队长；吴家指的是工商大地主吴怀邦；周家就是国民党嘉山县县长周少藩，他是屯仓的大地主。这三大家自然也是民运工作组的统战对象。

各组展开工作，方毅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路东地区兵力最强的是占据着盱眙县城的县长兼旅长秦庆霖，尽管这个旅仅有一个团的兵力，也超过了先遣队的人数。这厮是典型的顽固派，不允许先遣队跨入盱眙县境内。他派出200多人的武装进驻盱眙的半塔集，阻挠和威胁民运工作队到这一地区活动。

6月中旬，另一支民运工作队进至六合县八百桥和东旺庙地区宣传新四军的政策，号召抗日武装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进驻的第三天就遭到了六合县反动地方武装的袭击。

方毅与朱绍清商定，为了对敌人形成震慑，保持两个连的兵力在一起行动，首先解决半塔集的秦庆霖部的武装。部队逼近半塔，并大造声势，让敌人误以为新四军先遣队的4个连的兵力全到了，拉开要攻打半塔的架势。面对强大对手，保存实力是王道，秦庆霖不得不下令将自己的部队撤出半塔。

路东地区另一处山头林立的地方在天长的汊涧镇，国民党天长县政府搬迁此地，地方武装翁达和李仲寰两支队伍也盘踞在汊涧。新四军先遣队的到来让他们既反感又害怕。先遣队统战工作对象主要是那些自称“抗日武装”的“司令”、地主、帮会头目，如果汊涧这个“山头”拿不下来，先遣队将很难完成既定任务。于是，方毅决定亲自去汊涧做工作。朱绍清知道此行的危险性极大，特地从两个连挑出十多名战斗骨干着便衣随行，每人怀揣两支驳壳枪，配备了充足的弹药。为防止不测，他还在离汊涧镇不远的地方安排了接应的部队，一旦有情况可以快速打进汊涧镇将方毅他们营救出来。

面对汊涧镇上林立的武装，方毅毫不畏惧，他分别与天长县县长石经阁以及两支武装的“司令”见面，陈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义，阐明共产党、新四军关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立场。县长和“司令”们得知路东的“老大”秦庆霖与新四军先遣队交手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态度也有了转变，对方毅提出的要求也都尽量满足，承认了新四军在路东的地位。

路东也有一支抗日部队倾向于共产党，这支部队首领名叫陈文。1937年他在镇江秘密召集抗日志士，组成一支数十人的队伍，始称“抗日义勇队”。接着，又收编了一批溃退散落在沿江农村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扩编成留守团，改称“抗日义勇团”，自任团长，游弋于镇江附近的江面上。是年12月镇江失陷，日军下江“清剿”，他们在水上不能立足，便从仪征过江上岸，转移至扬州北乡的公道桥一带进行抗日活动。此时，许多进步青年纷纷参加陈文部队，部队很快发展到300多人。年底，扬州失陷，陈团再次转移，北渡高邮湖，进入湖西（今金湖县境内）横桥镇进行休整。1938年春，经休整后的陈团已发展为拥有近1000人枪的队伍，组建了5个大队。

春节刚过，他们就秋毫无犯地离开横桥，南渡高邮湖，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在公道桥镇的战斗中，击毙敌人40余人，缴获敌三八式步枪20多支、短枪5支。2月22日深夜，陈文亲率两个连200余人，袭击了扬州西郊日军飞机场，烧毁敌机3架，全歼守卫机场的日军1个班10余人。部队在撤离机场途中，获悉驻扬日军奔袭公道桥镇，妄图捣毁义勇团团部，陈文当即命令部队抄小路跑步前进，赶在日军之前回到公道桥镇，作了“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部署。当日军冲进公道桥镇后，即被陈部三面包围夹击，溃不成军。这一仗日军死伤20余人，1个小队长被击毙。

陈文在社会上名声大振，路东的爱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纷纷投奔他的部队，其中就有天长县青年救国会代表周原冰，他曾主编过思想进步的《青年战线》，内容主要来自延安新华社电讯，因此对共产党有好感，当他获悉新四军先遣队在汊涧，便主动找到方毅、朱绍清，详细地介绍了当地日军兵力部署、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及其左、中、右势力情况。临别时，方毅紧紧地握住周原冰的手说：“你提供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请你转告陈文团长，我们新四军的先遣队愿意与他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陈文很快就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提出自己的部队游击习气太重，恳请新四军安排人员帮助他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于是，方毅委派夏云廷和肖明山到陈文部队里任政治训导员。这两位同志顺势在陈文的部队秘密地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支部。

路东的战略侦察工作在先遣队与各路武装的交锋中，顺利地进行着，6月20日前后，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情况。方毅要求各民运工作队及部队相继抵达盱眙县古城，在这个小镇上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略侦察的总结，整理出日军驻防、敌顽势力及各派地方武装情况，各地的人口、经济状况等等详实的路东各个领域的全面情况。历时40多天的实地侦察，圆满地完成了战略侦察的各项任务，为五支队领导制定东进方案，创建路东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平息屯仓暴乱

1939年7月1日 ，从路东返回路西不久的方毅，在藕塘参加了新四军五支队成立大会，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五支队成立不久，方毅向党委汇报了路东情况，并参与制订东进计划，随后部队分批越过津浦线铁路，方毅最后一批抵达路东进驻到盱眙县半塔集附近的冯郢五支队政治部驻地。

五支队进入路东地区后，不断遭到日、伪、顽等各种武装的袭扰，经过几个月的数十次战斗，取得了多次大小不等的胜利，在路东站稳了脚跟。这是进行政权建设的大好时机，方毅将政治部下属的民运科、战地服务团、各团的政工队、营政工组配给省委组成民运工作队，派到各团、营驻地，很快就建立起了工抗、农抗、妇抗、青抗等各类抗日民众社团。接着方毅要求政治部派出的同志积极配合省委在各地区恢复或者建立党的组织，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动员民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支持新四军抗日。

随着队伍的壮大，队伍的纯洁性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保卫工作显得非常重要，方毅决定成立锄奸科，安排的正副科长都是红军干部，还将政治部警卫排划归锄奸科领导，大大地强化了政治保卫力量。为了进一步提供部队的保卫能力，他组织了一期“路东保卫训练班”，在支队抽调了20多名营教导员，少数几个团级干部和地方干部来参加培训。方毅亲自讲“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课程，还特地请来军部保卫处梁国斌为大家讲授保卫业务课。

一个多月后，训练班结业，五支队各支队部、旅、团、营各级都配备了保卫干部。

这支队伍组建不久就发挥了作用，保卫部门的内线报告，国民党半塔乡乡长向国平正在策划捕杀五支队派驻半塔集的民运干部。向国平有200多人的武装，投靠盱眙县县长、国民党少将旅长秦庆霖，任半塔镇常备大队大队长，自从新四军到达路东后，向国平表面上倒向新四军，背地里却私通日伪军，配合秦庆霖制造摩擦。鉴于向国平这种人在路东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严重危害到我军队的安全和根据地发展，方毅报请五支队党委，决定解除其武装。

1月20日凌晨，锄奸科及警卫排突然行动，干掉哨兵冲进向国平的卧室将其抓捕。五支队以优势兵力迅速将向国平部包围，当场将常备大队缴械。为震慑反动分子，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民众参加抗日，五支队党委决定在半塔集召开公审大会。布告张贴后，人们奔走相告。公审的那一天，集上人山人海，公审人历数了向国平的罪行，当场宣布执行枪决。

打了这一漂亮仗后，方毅和周骏鸣接中原局通知，赴藕塘接受新的任务。原来，中原局决定调方毅和周骏鸣去延安学习，五支队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张劲夫同志接任。正在两人留下来准备同赴延安时，盘踞在安徽的桂系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驻江苏的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准备向新四军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中原局撤销了方毅等人赴延安学习的决定，改任方毅为中共津浦路东省委书记，立即返回路东，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方毅及警卫人员跃上战马，快马加鞭，向路东方向绝尘而去。回到半塔集，方毅立即发动民运工作队发动群众扩充兵员，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招募了两百多人参军。当时驻守半塔的只有五支队的教导大队的三个中队，共三百多人，方毅将招募来的新兵放到教导队，经过短期训练，便参加了后来的半塔保卫战，较好地完成了战勤保障任务，还有一些后来成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里的骨干。

向国平被镇压后，国民党在该地的政权被摧毁，方毅借机成立民主政权，任命农抗会的理事长徐德任半塔乡乡长，组建一支由猎人、农民等穷苦民众组成的自卫武装，徐德兼模范队队长，其人数最多时有140多人。

路东地区战云密布，战事将至，人心惶惶，国民党来安县县长李志成卷款潜逃，区乡级的官员也相继外逃。这对方毅来说又是一个建立民主政权的好机会。1940年3月初，方毅亲自到来安县城，与五支队驻来安办事处主任江靖宇商议，怎么收缴和改编县常备队。

方毅说：“来安常备队五百多人枪，是块大肥肉，现在不光是我们想着这事，国民党的军队也在打着常备队的主意。你说该如何下手？”

江靖宇说：“关键是常备队队长，这人讲义气，只要保证他的位置不变，粮饷有着落，我看不会有问题。”

方毅点点头道：“事不宜迟，你把他请出来，我俩一起跟他谈。”

在方毅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几天后，成功地收编了该队500余人，另驻郊外的50人不愿回来，果真被国民党桂系部队收编了。

桂系李品仙部率先在路西挑起了战事，四支队吃紧，五支队主力奉命调到路西作战。路东地区我军兵力空虚，韩德勤乘机调集本部、盱眙常备旅、来安附近数县常备队等共万余兵力，于3月21日凌晨，攻打半塔集，同时向五支队留守竹镇、四十里桥、西高庙和王店集等地的留守部队发起进攻。

巧的是，方毅送来安县委书记张恺帆上任，当天夜里刚回到半塔，就被敌人包围了。第十团团部及两个营在仇集、涧溪一带，第十五团两个连在竹镇、雷官集一带，特务营一、四连及机枪连一部守在四十里桥、西高庙一带，三连驻半塔南面的高山集。留守在路东的五支队后方机关、部队及地方游击队部共计有2000余人，而守半塔集的我方仅有五支队的教导队，再加上模范队，共计600多人，半塔集当面之敌是国民党独立第六旅翁达指挥的数千兵力，双方力量悬殊较大。值得庆幸的是，前不久刚镇压了向国平，否则将受到内外夹击更加危险。

半塔集内的唯一制高点是一座炮楼，指挥所设在炮楼内，集镇的四周挖了战壕，一些残垣断墙也成了我军的阵地。邓子恢、郭述申等领导给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发电报汇报了当前的情况。五支队副司令周骏鸣和路东省委书记方毅成了这场战斗的指挥员，他们各自举着望远镜在炮楼上瞭望，商讨分析敌情，指挥部队作战。

敌人大军压境，在炮火的掩护下，多次逼近到我阵地均被击退，直至天黑，我方防御阵地仍然处于良好的状态。正当大家都松口气的时候，半夜里出现了新情况，敌人一部偷偷地占领了集镇西北的制高点头道光山，如果不拿下此高地，敌人居高临下对我阵地，天亮后就会攻进半塔集内，形势十分危急。五支队副司令周骏鸣亲带一个连从山后接近敌军，教导队从正面进攻，前后夹击重新夺回了阵地。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我方处于劣势，情况十分危急，全体指战员用石块、大刀与敌人反复冲杀，决心与半塔阵地共存亡。

22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复电：“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待路西主力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

邓子恢当即主持军事会议，根据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电令调整了部署，命令守备部队坚持7天以上。当时，韩德勤主攻半塔集的是实力雄厚的六九七团主力，自1940年3月21日至26日的五天时间里，屡次攻入街口，但每次都被我军及参战老百姓合力击退。在当地自卫队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下，邓子恢等率领坚守半塔的全体指战员，经过7天顽强战斗，击退了十倍于我的顽军十余次猛攻，半塔集的主要阵地始终岿然不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方毅组织路东省委机关及民主政府的人员积极支援部队抢修工事、救护伤员、传递情报、送饭送水，各乡的自备队、各村的农民自卫队也积极参战，尤其是徐德的模范队，他们中猎户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狙击敌人无法靠近阵地。

半塔的军民坚守了20天，终于等来了我军主力从路西撤回，并完成了对半塔集周围地区的集结。韩德勤部及地方武装一看情况不妙，为了避免被我军歼灭，全线败退。半塔保卫战创造了新四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范例。陈毅同志曾说：“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第三，半塔保卫战的胜利，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

方毅抓紧敌人败退机会，组织路东省委迅速在嘉山、六合、盱眙、天长、仪征、高邮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然而，仓促建起的政权也留下了不小的隐患，尤其是留用了部分旧政权的人员，特别是地方武装，多数仍被反动地主、兵痞甚至暗藏的汉奸、国民党特务等控制与操纵，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兴风作浪，企图推翻民主政权。

这一危机终于在五支队主力开赴淮北地区作战后到来了。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新四军在路东地区出现了真空地带。韩德勤不甘心上次的失败，派秦庆霖带两个团偷渡到路东的马坝、大通等地。同时被打跑的国民党嘉山县县长周少藩也带着他的残部潜回老家屯仓，还在大通镇设立了秘密指挥所，密谋策划路东地区反革命武装暴动。

来安县政府派来的夏收征粮工作队，悉数被反动武装抓捕，其中一名叫辛奇的女同志因为和他们发生争辩被杀。接着，大地主余宗邦、余宗海兄弟纠集了上百人武装，在高郢家中建立反革命据点，诱杀了我一位区长和20多名抗日骨干。与此同时，大通、马坝、西高庙、王店集、古城、泥沛乡等地的反动地主、恶霸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暴乱，疯狂地残杀我们的干部、群众，妄图推翻新生的路东抗日民主政权。

反革命暴动刚发生，方毅率领警卫部队赶到屯仓，领导组织部署平乱，他要求各县保安分处主任组织力量，镇压各地的小股暴徒，同时为前来清剿的部队提供情况。十团赶来了，在盱眙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首先在金沟、龙岗等地击溃了秦庆霖的部队，继而平定了大通、永兴、泥沛等地的暴乱。八团加教导队围歼高郢的反动地主武装，经过两天的激战，攻进了坚固的余家圩子，活捉了余氏兄弟。同时，新四军军法处带着一个连的兵力，在天长、仪征、高邮一带镇压暴动。在我军的强有力打击下，历时半个月的地主武装暴乱，迅速土崩瓦解。方毅亲自审讯并签批处决了一批组织暴乱的首恶分子，清除了路东根据地暗藏的反革命武装力量。

平息7月的屯仓暴动后，方毅留在屯仓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地建立初期，两三个月时间，发展3000多党员，光来安县就发展了600多人，由于把关不严，一批投机分子混进了党的队伍。借助这次反革命暴乱中的具体表现，方毅主持了党组织的整顿与清理，将对党不忠诚、不坚定的分子清洗出局，重新组建或改组区、乡基层民主政权和自卫武装，对每个县区乡政权和武装逐一把关，撤换了一批负责人，将主要岗位都换成信得过和靠得住的同志，将权力与武装牢牢地控制在党组织手里。

参与组织暴乱的大地主和首恶分子被镇压，方毅决定把这些人的田地和浮财全部分给贫困的农民。对策划暴乱后逃跑的周少藩的财产分配，老百姓有所顾虑，担心他回来秋后算账，于是方毅决定，周少藩在屯仓的土地和财产由民主政府代管。这种被称作“小土改”的经验做法，在路东根据地顺利地得到了广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