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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相识的王国中……”

——《圣经·撒迦利亚书》

望着身后崩塌的圣城，犹太人一步三回头地踏上了漂泊天涯的旅程。从此之后，他们如一叶浮萍，随风漂落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国度，在不同肤色的人群里度过了仰人鼻息的漫长生涯。

漂泊天涯的旅程

犹太人的大流散仅用一章的篇幅来写，太难了，因为大流散很特别，特别到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曾有过如此长时间、大范围的流散和迁徙：它历时一千八百多年，若从摩西带领犹太人进入迦南地算起，这段流散的时间比他们在迦南地居住的时间还要长许多。

而且，这是一种没有国家、没有领袖、没有自己地盘的长时期流散状态，难以形成统一的历史描述和记载。所以，很难单纯沿着时间轴来记述这段历史。其次，犹太人流散的范围之大也绝无仅有。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过迁徙的历史，比如汉民族在唐末安史之乱、北宋亡国以及民国军阀混战等不同时期，都发生过民族大迁移，但只限于国土内部；踩塌古罗马帝国大厦的欧洲蛮族大迁徙，也基本局限于欧洲境内。

而犹太人的流散地几乎遍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而每一个地方的流散故事也都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单纯从分布范围来细述犹太人流散的全过程，也几乎不可能。但，这段大流散对犹太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形成，都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大流散，犹太民族很可能就如亚述、巴比伦等中东诸多古老的民族一样，被历史掀起的一个个滔天巨浪荡涤得无影无踪，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看到杰出的犹太民族和灿烂的犹太文化了，更不会有今天以色列国的存在。

再说，大流散跨越了我们这个世界从混沌无序向近代文明演化的整个过程，也正是经过这两千年的分分合合，世界的版图才演化成我们眼前的这个模样。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犹太人作为一个过客，与世界尤其是欧洲各国结下了诸多的恩恩怨怨。

这里，我将试着结合时间轴的发展和流散地的延伸，以两次犹太战争结束为起点，从犹太人漫长的流散历史长河里掬捧几朵浪花，一瞥犹太人的这段漫长而难熬的岁月，并沿途领略一下我们人类一路走来所经历过的艰辛。

巴比伦的犹太人与《塔木德》

犹太人的流散可分为主动流散和被动流散。

犹太战争开始后，很多不愿遭受战争之苦的犹太人主动逃离了战火。这些逃离迦南地的犹太人各显其能，投亲靠友，奔向西面八方，除了罗马帝国内，不少人选择了犹太人的近邻埃及，尤其是犹太人聚集地亚历山大城。但由于当时埃及也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落脚在能够与罗马人抗衡的安息帝国，尤其是他们熟悉的巴比伦，是不少犹太人的优先选择。

事实上，自从第一次被掳之后，犹太人已渐渐地融入了两河流域的生活，当年那些被掳的犹太人，通过自身的勤劳和智慧，不少已经成为巴比伦的商人、知识分子，甚至社会的精英，他们将巴比伦视为自己的第二个故乡，甚至自愿加入安息的军队中抵御罗马人的入侵。犹太战争爆发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更加艰难，更多的犹太人逃难来到安息，而安息也秉承波斯人一贯的传统，一如既往地善待犹太人。

波斯人的安息帝国一直扼制着罗马人对东方的贪婪。135年，一度强大得几乎要把罗马人挤出亚洲的安息帝国境内割据势力四起，严重削弱了帝国的实力。摇摇晃晃又撑了近百年，安息帝国终于来到了它的尽头，一个地方军阀得到宗教权贵的支持，推翻了摇摇欲坠的安息王朝，建立起了萨珊王朝（萨珊是这位国王祖父的名字），由此开始了萨珊王朝对波斯历时四百多年的统治。而罗马帝国也在东方迎来了一个比安息王朝更加强劲的对手。罗马人吃了波斯人不少苦头！

虽然改朝换代了，但萨珊王朝仍然传承了波斯人传统的政策，犹太人一如既往地赢得了波斯王的善待和包容，这大概是流散中的犹太人不幸中的万幸吧。到公元3世纪后期，随着巴勒斯坦处境不断恶化，以及流散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越聚越多，巴比伦甚至取代了耶路撒冷，变为当时全世界犹太人新的宗教和文化中心。

耶路撒冷就没那么幸运

罗马人入主耶路撒冷后，犹太教公会被定为非法组织，所有神职人员的公开活动都被严格禁止，所有宗教典籍都被查禁和烧毁，犹太教以及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

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拉比以及犹太学院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呵护和传承犹太文化和宗教的重任。拉比就是我们所称的“老师”。在罗马皇帝的打压下，耶路撒冷原有的祭司制度被禁止，祭司也随之被取消。从此，犹太人在宗教、律法和为人准则方面的指导者，就由祭司换成了拉比，犹太教也自此开始从祭司时代向拉比时代的转变（有专家据此将犹太教划分为古典犹太教和拉比犹太教）。

我们知道，犹太人原来宗教活动公共场所是圣殿和会堂，但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这一时期，一些犹太学院出现在了犹太大地上，比如地中海沿岸的贾布奈犹太学院就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学院之一。当时的学院与今天我们所就读的学院不同，这里并不教导物理、高数之类的自然科学，只是拉比们传播和研讨教义的地方，所以准确地讲，这些学院应该被称为经学院。

这些对公众开放的学院替代了犹太人原来的圣殿和会堂，成为了当时指导人们生活规范和传承宗教信仰的公开场所（日耳曼人撕碎罗马帝国后出现在西欧的修道院，最初也曾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拉比们的产生和犹太学院的建立，对犹太宗教和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说，犹太人此后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与这些拉比们的鼓动和坚持是分不开的。而正是这些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历经多年，奉献给了犹太人一部文化思想巨著《塔木德》。

我们已经知道，犹太人最初的律法只有公元前5世纪形成的《托拉》，也就是《希伯来圣经》里的摩西五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上帝在西奈山上给摩西口传了两个版本的托拉：一个是刻在石板上的成文《托拉》，另一个则是口传的《托拉》。事实上，由于当时文字记载尚不普及，能够读书写字的人屈指可数，所以即使对于成文《托拉》，也不得不由拉比采用口授的方法来传播。

但因立场和理解不同，对成文《托拉》的解释肯定会出现不同。为此，正统的撒都该派祭司向来不承认口传律法的合法性，尤其不承认法利赛派祭司对《托拉》的口头解释。随着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口传律法的缺点越来越明显，歧义也越来越多。

想想这并不奇怪，即使邻居之间隔墙递话，都有可能差之千里，更何况跨越万水千山？为了世界各地犹太人对律法的统一认同，迫切需要一部所有犹太人都能接受，并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用作规范世界各地犹太人律法的成文律典。

这件重要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拉比们的肩上。从公元2世纪下半叶开始，巴勒斯坦的拉比们开始将口传律法通过文本固定下来，动手编纂了《口传律法典》，即《密西拿》。这里有一个问题：口传律法既然由不同的人传下来，内容肯定难以一致，甚至有可能差异很大，怎么才能够形成大家都认可的成文律法？

这个难题难不倒犹太人，他们引入了“法定多数原则”（这个原则今天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采用），也就是说，对于一个问题的理解，需要充分讨论之后投票表决，最后将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和解释方式作为律条撰写在书中。而那些只占少数的思想主张，也并不是弃之不理，而是同样在旁边记载和标注出来，以便于后世子孙的理解和眼界的开阔。

这种关于分歧的处理方法，即使对于今天而言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应该说，对于世界的认识，应该允许存在、事实上也必然会存在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所谓的真理，只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公认的事实，但受制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也不能说就一定是绝对的正确。

《密西拿》成书之后，被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区，包括巴比伦。当时，巴比伦也建立了多个犹太学院，如著名的苏拉犹太经学院。3世纪时，《密西拿》就流行于巴比伦的犹太人中，但苏拉犹太经学院的拉比们认为《密西拿》有其局限性，并没有结合流散在异国的流亡者们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于是，巴比伦的拉比们利用阿拉米文编成了另一部口传律法典的注释，即《革马拉》。

阿拉米文属于波斯的官方文字，安息、萨珊等王朝一直沿用，随着安息、萨珊王朝的强大，该文字曾在西亚广泛使用。《革马拉》可以说是对《密西拿》的释义、补编和附加评论，内容更加详尽。在3～4世纪，巴勒斯坦提比哩亚犹太经学院的拉比和他们的学生也对《密西拿》编出了不同评注的《革马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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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出埃及故事与解放 侯林梅 基督教学术 2019-09-30 辑刊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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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色列人通婚,埃及男子或丢国籍 新华每日电讯 2010-06-07 报纸 6

《圣经·旧约》的传记特征比较研究 马宏伟 武汉大学 2009-10-01 博士 7 2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