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我国古代，自始皇帝统一天下后，皇帝开始使用自称“朕”，这是表达皇帝的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秦朝以前，人们普遍可以自称“朕”，但自始皇帝开始，“朕”成为了皇帝的专属称呼，以彰显其独特的统治地位。

然而，到了宋朝时期，宋代的皇帝却自称为“官家”，而不再使用“朕”这个称谓。他们为何不称朕呢？是不敢吗？

宋朝的君主也大多穿着红色龙袍，并非是我们所常见的黄色龙袍。这又是为何呢？

一、赵匡胤称“官家”的缘由

公元976年，北周世宗染病驾崩，其子端拱帝即位。此时，北周正处在五代十国这个多事之秋，朝不保夕。端拱帝即位仅两年，便死于宫廷政变。随后，宰相赵匡胤受拥戴称帝，国号“宋”，史称宋太祖。

这个时代，草剿容易，治国难。赵匡胤明白，要巩固这个新朝廷，必须树立皇权的正当性和威严。于是在很多方面，他都力求与前朝有所不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自称“官家”。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统一六国称帝以来，君主通常自称“朕”。“朕”就是“我”的意思，代表着君主的至高无上。但赵匡胤却开创先河，自称为“官家”。

那么，“官家”一词从何而来?其实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当时《晋书》中便有“官家”一词，只是很普通的称呼，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直到五代十国时期，它才逐渐变成专指君主的称谓。

赵匡胤这一自称，似乎有更深沉的考量。要知道，他原本只是北周的一名武将，在权谋政变中登上帝位，对皇权的合法性可谓捉襟见肘。所以，他便从称谓做起，想要树立正统性。

在古代皇帝的眼中，一个好听、高贵的称号，往往蕴含着他们对正统性与天命的追求。赵匡胤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官家”这个词听起来非常庄重大方，甚至比“朕”还要高一个等级。

当他向臣僚解释这个称谓时说:“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意即借古代三皇五帝之名，以显示自己也具备他们那样的贤明才干。

可以看出，赵匡胤这样的自称，并非出于畏惧，而是想彰显出与前朝的不同。通过联想三皇五帝的正统形象，为这个新朝增添正当性。

事实上，这个称呼也的确在后人那里产生了效果。在宋朝士大夫的眼中，“官家”已然成为皇帝的代名词。许多文人作品里，都直接用“官家”来指代皇帝，可见它已经深入人心。

那么，赵匡胤为何不直接称“天子”或“皇帝”，而要生造这个“官家”的称号呢?

这里还需要考虑到赵匡胤的出身。作为一个武将弑君篡位，他内心深知自己的正统性有缺陷。如果直接称天子或皇帝，搞不好会招来众口诟病。

相比之下，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新词，可以让他有机会重新定义“帝王”的内涵，也为人们慢慢接受自己打好基础。

所以，赵匡胤的“官家”自称，可以看作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正统建构。在表明自己的地位之余，也让这个词重新被赋予了意义。

二、宋代君主为何不穿黄龙袍?

在中国，龙与皇权密不可分。历代帝王都穿繡有九条龙的黄色龙袍，以彰显天命。这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默认印象。

然而在宋代，皇帝的着装中却鲜见黄色。他们多穿朱红色朝服，连画上的龙纹也简单内敛。这一明显的变化，反映了宋代对皇权的不同认知。

其实在唐代之前，黄色并不是帝王的专用颜色。早在秦朝时，秦皇就以黑色为尊，这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五行中，秦为水德，对应颜色是黑，所以秦朝规定百官和皇帝都要穿黑色朝服。

一直到隋朝，帝王的龙袍才变成了柘黄色，但仍然不是鲜艳的金黄。真正将黄色作为皇帝专用，并禁止百姓穿黄的，是唐高宗。

唐高宗认为，黄色与太阳相似，天下不能有两个太阳，人间也不能有两个皇帝。所以黄色成为了帝王的专属颜色。

这样的规定沿袭数百年后，黄龙袍已成为人们对皇权的刻板印象。所以976年，宰相赵匡胤在军队拥戴下登基称帝时，也只有穿上黄龙袍，这才象征皇权正统合法。

但有趣的是，赵匡胤很快就改变了这一传统。在他看来，黄龙袍的意义已不如先前，继续沿用不一定合适。

主要有以下几点考量:

首先，宋初国力不强，刚步出五代乱世，赵匡胤在位时尚未统一中国。北方大片疆土被契丹占领，实际控制范围有限，过于张扬的黄龙袍未免与实际不符。

其次，宋代君主开始注重礼法，但也不想给皇权加上太多神秘感。他们将皇帝比作“众民之长”，这与先秦“天子”、唐代“天命之君”的概念有所不同。

再次，宋代文人崇尚简朴之美，不喜好鲜艳张扬的色彩。黄龙袍上的九条蛇形龙纹，也过于复杂繁冗，与宋人的美学价值观不合。

基于这些考量，赵匡胤决定淡化黄龙袍的意义，转为穿深红色朝服。这不仅符合宋代的火德论，也更加简洁大方，展现出一种温和派的风范。

深红色几乎成为宋代帝王的标准服装，一直延续到南宋。可见，他们在着装上力求与前朝保持距离，以求合乎当时的国情和审美趣味。

从红龙袍到黄龙袍的更替，可以看出不同朝代对于传统与变革的态度。

三、称谓与服饰背后所映射的文化意蕴

赵匡胤不称“朕”，也不穿黄龙袍，这些细节背后所反映的，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底色，以及对皇权的全新诠释。

相比唐代的武功治世和神权天子，宋代确立了理学合理化的皇权观。他们提出“万民共主”，君主应以民为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太过强调皇帝的个人神权，实际上也不大合乎宋人的政治理想。称“官家”而不是“朕”，穿红衣而非黄袍，都展现了他们更温和平等的君主形象。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宋初实力不足，赵匡胤等人是因为不敢直接称帝、穿黄龙袍。这个说法似乎过于武断。

相反，他们的这些举措，更可能只是出于礼制方面的考量，并非畏惧。即便不沿用某些传统，但通过新的词汇与象征，也能达到肯定皇权的效果。

事实上，这种皇权合法性的追求，在每个新朝都是必不可少的。

到了元代，皇帝又开始称“朕”，并大力弘扬蒙古传统。明朝则恢复了黄龙袍，清朝也沿袭明制。可见即便形式变化，但作为权力象征的内在需求是一以贯之的。

所以宋代的情况并不例外。赵匡胤等人之所以抉择新的称谓和着装，正是希望能为这个新朝廷提供独特的文化象征，以各种符号来传达并巩固皇权的正当性。

结语

宋代君主的这些新举措，干脆利落地打破了一些固有的传统规范，展现出他们与前朝的不同。

这种皇权文化符号的更新，使宋朝皇帝有了独特的君主形象。它收放自如，不张扬，却也蕴含坚定的内核，正如温润如玉的文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