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明清易代之际的心史丨张敏凡读《易代》

嘉定侯氏兄弟画像。（资料图/图）

2006年，《侯岐曾日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带动了侯岐曾及其家族的相关研究。侯氏为嘉定望族，侯岐曾之兄峒曾，在清兵下江南时，与里人起兵自保，城破被杀；侯岐曾因收留曾起兵的陈子龙，一年多后也被处死。此前，侯岐曾是各类官方记录里“查无此人”的存在。周绚隆先生的《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修订版）借助侯氏日记，揭示了明清易代这场历史剧变中，侯岐曾的社会交往、思想、行动，他所亲历的社会现象、政治事件，牵连出许多与时代紧密相关的问题。

百年望族终成历史

顺治二年（1645）七月，清廷对江南地区强制施行“剃发令”。剃发给士民带来的刺激，比之亡国更甚。侯岐曾拒不剃发，闭门不出。后迫于形势，不得不连夜剃发：“盖至此日，始不得为戴发之氓也。予与两儿亦重经剪裁，伤哉！” “剃发令”引起的强烈反抗，延缓了清廷统一天下的历程，当事人的心声“对剃发政策的负面作用是很好的佐证”（修订本前言）。清廷还强行向江南士绅摊卖人参。推行此事的洪承畴在奏折中勉力维护朝廷形象。《易代》则通过《侯岐曾日记》的记述，揭穿其“‘爱恤民生’，不准‘摊派科敛’的谎言”（第74页）。执政者强行兜售人参，不准还价，侯岐曾将之讽为“新闻”，坐实了清政府“摊派科敛”“大滋扰害”的事实。此外，通过侯岐曾应对籍没、追租的过程，指出清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混乱失序。由于有较大伸缩空间，各级官吏借机敲诈，侯家几乎陷于任人宰割的境地。侯岐曾在官吏之间周旋，或主动打点，或遭受需索。然而费尽心机的结果，只是推迟了结案的时间，家产在一次次周旋中，断送殆尽。

清华大学中文系周绚隆教授与他的新著《易代》。（CFP图/图）

侯岐曾本人一直期待着明朝光复的消息，在日记中坚持用干支而非清朝年号纪年，“《日记》中凡有南明军队获胜和地方武装举事的消息，他都十分称快，但凡这类事件遇挫，则分外沮丧失望。”（第42页）期待光复之外，侯岐曾还秘密从事抗清事业。《易代》重现了侯岐曾及其亲友联络南明海上政权过程，以及侯岐曾反抗态度的微妙变化：顺治三年九月初八，顾咸正、夏完淳计划与南明使者会面，侯岐曾为此积极筹备，相比于此前的谨慎保守，他的“态度明显变得积极起来了”（第49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初遗民的心理状态。

在明清新旧秩序变动的过程中，士大夫家族因种种原因走向没落；官府对抗清志士家产的查抄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松江府的沈犹龙、杜士全、张肯堂等士大夫，或因参与抗清起兵，或因拥戴南明王朝而被杀，家产均入官，子孙生计艰难，家道随之而中落。侯岐曾去世后，侯家香火仅赖侯玄泓一脉维系。尽管玄泓孙辈三人均参加了科考，但皆未获得功名，百年望族终成历史。作者总结道：“在遭受了一系列政治打击和多种形式的经济掠夺（包括政府与私人）后，侯氏后人既失去了在地方事务上的发言权，也没有了经济上的优越性。在新的地方精英群体形成的过程中，他们被彻底淘汰出局。”（第158页）

《侯岐曾日记》自序。（资料图/图）

为“非典型人物”立传

虽然《侯岐曾日记》只持续了一年半，但这段时间不论是对于侯家，还是对于改朝换代的历史过程，都极为特殊和关键。《易代》第二、三、四、八章分别以遗民群体、侯氏女眷、侯氏后人、仆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关注易代之际的群体性选择与命运；第一、五、六、七章则是相对独立的“私人传记”，通过还原侯岐曾、夏完淳、陆元辅、夏淑吉四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的个体之生命历程，呈现为宏大历史所忽略的富有光彩的个人形象。

《易代》的关注点远超侯岐曾与侯氏家族一隅。作者以广泛而兼容的视野，为侯氏亲友立传，探讨他们的处境与命运。

《此生只合老书帷》一章以塾师陆元辅为中心，再现了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普遍境遇和心路历程。丁亥家难后，身为塾师的陆元辅受夏淑吉之托，携玄洵孤子侯檠连夜逃出重围。他向侯檠讲述古人忠孝之事，愤慨非常。然而此事过后，他“长期客居京华，设帐豪门”（第196页），姿态与明亡之初判若云泥。作者指出了陆元辅转变的原因：“一是对明朝恢复无望的清醒认识，二是现实生计的压力。”（第210页）陆元辅客居京城之时，距离清朝确立统治已三十余年，明朝的覆灭已成定局，而他当下的衣食尚成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境遇。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遗民对光复的期待渐渐磨灭，“有待终无可待”（王夫之《搔首问》）成为普遍接受的现实。另一方面，遗民知识分子拒绝参加科举，放弃仕进，因而陷入一种普遍性的贫困。为谋生计，他们往往选择行医、务农、处馆、游幕、经商等出路。陆元辅坐馆京城，支持弟子马莹科考出仕，正是遗民在恢复无望的现实下所做的选择，颇具代表性。

陆元辅像。（资料图/图）

《彩云散后空凭吊》《失侣青春首似蓬》两章以侯家女眷为研究对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侯岐曾之母龚氏及儿媳夏淑吉。崇祯十六年（1643），峒曾诸人曾讨论较为理想的死法问题，龚氏提出“死水较洁净也”，可见早已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侯岐曾被捕后，龚氏先遵岐曾之意从旁屋避出，出门后立刻投水自尽。龚氏的镇定、睿智和果断，让人印象深刻。

侯岐曾儿媳夏淑吉更是一位可歌可叹的女性，于乱世毅然承担起多方的责任。作为长女，她为其父夏允彝出谋划策，提前准备避难之所。夏允彝感叹：“一家大小俱累吾女，生男勿喜女勿悲。”作为媳妇，她虽然出嫁不久便守寡，却对侯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乙酉之难后，她找夏平南商量宽免之法，给李雯送去求情信；谢尧文被捕后，又亲往松江讨得平安消息。丁亥家难后，她收殓侯家亲人遗体，在营救玄泓的同时照管侄儿侯荣。作为母亲，她在情急之中将儿子托付给可靠之人陆元辅，又时常两地奔波，看望儿子。作为妯娌，她带领遁入空门的娣姒潜心礼佛。她们在佛门中抚今追昔的诗歌唱和，表露了不为人知的深情、忧苦与孤独，因其情感的真实而愈加动人。

《义仆与恶仆》一章，聚焦的则是更为底层的人物——家仆。在侯家遭难的过程中，许多忠义的仆人为主人提供帮助，与主人一同殉难。尤其是侯驯，在事发后将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力图用生命保护侯岐曾。明清之际，恶仆横行，侯氏义仆的出现，反映了侯氏治家的宽仁与严谨。不过侯家也有趁火打劫的恶仆，以潘恭为首，窃取遗产、诽谤后人，最终也得到了应有的惩治。

社会变化对个人品质具有“凸显”作用，不论是仆人之间的“义”“恶”分化，还是陆元辅前期与后期的反差，都是特殊时代对个人品质的“放大”。“恶仆”之所以“恶”，并不是因为其品质之恶劣空前绝后，更多是由于时代剧变下群体风潮的鼓动；侯氏义仆、夏淑吉以及临危受命的陆元辅之所以“义”，亦是因为特殊时代成就的机缘；陆元辅后期之所以选择“市隐”，是因为其性格随性易分，而非品质蜕变败坏。当研究者深入历史的“夹层”，关注那些看似“非典型”的人物，也就更能理解历史当事者的处境和心情。

心史的探求

“太平年代的人，真的难以理解乱世人的心情！”（第194页）《易代》利用《侯岐曾日记》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对“乱世人”心情的描摹。易代之际，“死”是士人中的重要话题，被视为士人的道德实践与自我完成。“死社稷”“死封疆”“主辱臣死”“城亡与亡”等似乎成为了人人口中的必然选择。然而，“承平之世写道德文章易，危难之际行杀身成仁难”（第106页）。当朝代更替真正发生，历史却出现了吊诡的一幕：“想过死的人最后未必能真死，而死了的，开始时却可能并没打算要死。”（第78页）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都曾想过以死殉节，但出于各种原因最终放弃。被论定为“殉节”的人，面对死亡之际，亦有许多无奈和恐惧。顺治四年，陈子龙在接受吴胜兆的通书请求时称“我久办一死矣”，似乎已经下定了牺牲的决心。然而当吴胜兆案败露，他却仓皇投止，以延宕时间。在《侯岐曾日记》里，逃难中的陈子龙张皇失措，无暇语及其他，大有“若将付之不可奈何者”的颓丧，可见他此时的心情是焦虑而恐慌的，与此前“久办一死”的豪壮颇有不相称之处。

陈子龙像。（资料图/图）

先后慷慨赴死的峒曾、岐曾兄弟，起初并未下定就死的决心。动荡时局中，侯峒曾卧病乡间，拒绝官府征任，尽量远离政治。然而嘉定守城战的爆发，将他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身为士大夫的自我期许，使他无法推卸眼前的责任。情势兼迫，侯峒曾慷慨赴死。峒曾罹难后，岐曾一直想尽办法“奉母抚孤”。然而同样是情势所迫，心中的道义使他毅然接受逃难的陈子龙：“万事委运，何暇沾沾计祸福哉！”

夏淑吉之弟夏完淳牺牲时年仅十七岁。尽管早已下定必死之决心，但在狱中给妻子写信时，他还是展露了心中脆弱的一面：“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乱。平生为他人指画了了，今日为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乱丝积麻。身后之事，一听裁断，我不能道一语也。”陈子龙、侯氏兄弟、夏完淳，都被后世奉为英勇殉节的楷模，然而他们作为独立个体面对死亡时，也有脆弱与无奈的一面。

牺牲的人是无奈的，苟活的人也同样无奈。他们所面对的是生与死的“伦理困境”。李雯因出仕清朝而深感愧疚，频频作诗自解。给老友陈子龙的信满怀酸辛：“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然而侧身思念，心绪百端，语及良朋，泪如波涌。”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陈子龙去世后不久，他就于北上途中病卒。钱谦益于弘光元年（1645）五月献城降清，未能死节，但其余生诗文中多有“濒死不死，偷生得生”之类的表达，反复痛陈自己的失节之悔、苟延之辱。前述陆元辅极力以“市隐”为自己辩护，亦出于相同的思想负担。

伴随生与死的伦理困境产生的，是遗民中普遍存在的“存史”“立言”情结。易代之后，存活下来的人一则通过整理前人遗作，存续中华文明，二则借“有补于世”之行为，证明自己生存的价值。陆元辅一生以撰著立言、保存师友文章为己任。他在携侯檠逃难之际，不忘抢救侯氏遗文数十束；夏完淳父子《幸存录》《续幸存录》亦经其手得以保存；他还参与编辑了黄淳耀的《陶庵全集》。作者通过对陆元辅“立言”“存史”深层心理动机的挖掘，使其一生看似矛盾的行为得到了解释。

特定时代下，每个人的处境都有其特殊性。对当事人心灵层面的关注，使我们能够对历史中的个体报以“理解的同情”。即使在“殉节”之义被无限抬高的明末，生与死都具有强烈的偶然性与选择性。存续者并不比牺牲者更畏缩；陆元辅的苟存也有他的高尚目的；侯岐曾的日记背后饱含着无限的辛酸。对侯岐曾及其亲友心史的书写，体现了作者体察与还原历史真实的努力。

张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