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芬谈《海上繁花》：我的初心，吾土吾民

近日，“舟山烟雨浙江潮——‘里斯本丸’和浙江抗日往事”《海上繁花》新书分享会在杭州举办。作家、《海上繁花》作者杨怡芬，作家、资深媒体人萧耳，青年学者、杭州师范大学教师王晴飞重返历史现场，打开一段传奇往事。本次活动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钱报读书会、纯真年代书吧联合主办。

△ 嘉宾畅谈（左起依次为王晴飞、杨怡芬、萧耳）

长篇小说《海上繁花》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真实历史事件。1942年10月初，秘密运送英军战俘的日本船“里斯本丸”号在中国舟山群岛东极海域被美军潜艇击中，船上一千八百余名英军战俘危在旦夕，日军见死不救，意欲让整船战俘与船同沉。危急时刻，附近的中国渔民怀着世代相传的“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淳朴信念，英勇营救落水战俘，将三百八十余名战俘救到岛上。次日，日军登岛搜寻带回战俘，他们没想到的是，渔民们藏起了其中三名。在各路抗日军民的护送下，这三名战俘辗转来到重庆，并通过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的暴行。小说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点，塑造了血肉饱满、有情有义的中国人民形象，呈现了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同时，对侵略与抗争、生命与尊严等主题进行了理性思考。中国人民的淳朴和无畏是作者以“里斯本丸”号沉船史实创作小说的支点——我们有这样的人民。

△《海上繁花》

“带着解密的心写下这个故事”

萧耳认为杨怡芬是一位以本土海岛题材、长篇小说写作见长的作家，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离觞》和以二战为背景的《海上繁花》，都与舟山人民的传奇故事有关。

谈及创作动因，杨怡芬感慨，“我是来自海岛的一名普通基层工作人员，业余时间写作，环境相对安静偏僻，写作就不易受干扰。《离觞》《海上繁花》的创作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感恩之心。”在完成以舟山定海古城为背景的《离觞》后，杨怡芬立即投入新作品的创作，“舟山曾发生过什么大事？‘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就是名副其实的大事。‘里斯本丸’号是二战时期日军运输战俘的‘地狱航船’之一。东极渔民的英雄行为让我感动，至今仍与船同沉在海底的八百余名战俘让我心疼。这种强烈的感动和心疼，是推动我创作《海上繁花》的情感因素。”

△杨怡芬

萧耳提出，“舟山在大众印象里是一个海岛，但在杨怡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的舟山生活，呈现了舟山的多个面向。一片土地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所有的物质史、情感史。这样的历史，需要有一个人去书写，杨怡芬的作品填补了文学的舟山叙事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王晴飞认为《海上繁花》展现了一种远远超出舟山、超出中国、超出具体国族范围的珍贵品性，这在作品里可以归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也可以认为是天然质朴的人性。

△ 被渔民藏匿并送往重庆的三名战俘与抗日军民合影 忻元寅供图

杨怡芬表示，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曾武力侵略、意图谋取舟山为自由港，英军在那个时候，是外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并肩作战，是盟友。“抛开历史上的恩仇，直面生命本身，因此，东极渔民勇敢营救了英国战俘，并在日军挨家挨户的搜捕中藏起了其中三名。渔民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勇气藏起三人？又如何将其辗转送至重庆？营救与护送对于抗击法西斯侵略具有怎样的意义？我带着这些疑问去查阅史料，带着解密的心写下这个故事。”

是战争片、灾难片，也是爱情片

杨怡芬谈到，理查德·弗兰纳根的小说《通往北方的小路》对自己创作《海上繁花》的启发，这本书讲述澳大利亚战俘修建缅泰铁路的史实故事，采用了“爱情+战俘”的明暗对照的故事结构，这对读者很有吸引力。不过她也坦言，青年翻译和日本女孩香织的故事，自己完全有能力把它写得更蓬勃、更曲折，让这部分更具“诱惑性”，但考虑到这样就有遮盖小说想要表达的主旨的危险，因此她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保持香织这个角色的变化莫测，可以说这是一种未完成。“我提醒自己，对舟山渔民营救行为的感动、对逝世战俘的心疼，才是我的初心。”

△活动现场合影

王晴飞支持《海上繁花》现有的情节架构，认为过多的爱情描写某种程度上会破坏既有的主题，“爱情线起到的缓冲作用不仅仅是爱情本身，相隔数十年后，两者以故事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并重谈‘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本身也是一个缓冲。”萧耳在阅读《海上繁花》的时候，感觉作者导演了一部战争片、灾难片、爱情片，这三个部分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但最浓烈的情绪落点还是历史部分，“小说的主题落在历史部分，但同时作家也从当代的视角回望打量，这样的叙事结构足以见得作家的用心良苦。”

杨怡芬表示，《海上繁花》的主体还是历史，“只有那些我真心喜欢、感动的，才能驱动我，燃烧我，让我去完成它。”杨怡芬认为自己的“史实输入”和“小说输出”之间存在血肉关系，诚挚希望能呈现给读者一部“活”的小说，“我是一名严肃文学作者，想在本行之内用我最好的手艺把这个小说呈现出来。我对严肃文学依旧满怀敬意，因为我的文学趣味，从开始写作到现在，还在这个地方；但我尽量会让我的小说呈现轻盈、好读的文本，在文学性和通俗性之间，找到平衡。用文学性来擦亮一个历史故事，也是这种平衡的一个落脚点。”

王晴飞认为，相较于侧重探究事件发展规律、本质的史学，文学更多考虑的是人和人性。战争是一种文明的中断，《海上繁花》不止一次地写到日军与家人通话时极其温柔，但像魔鬼一般折磨战俘，这种对比恰好显示了人性的复杂。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出版社供图 校对 李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