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水生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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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隋唐五代时期，城市成为了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大熔炉，同时也是一个外来人口聚居的地方。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期，随着东西两个世界的交流和交往，“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日益繁荣。

西域商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亚欧大陆，并向长安和洛阳汇聚，形成了一幅崭新的画卷。

“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源于日本、新罗、东南亚及波斯等国家与隋唐间的货物贸易及社会交流日益密切，这是其发展的基础。

隋唐时期，许多少数民族的商人，如突厥、回纥、昭武九姓，也包括波斯、大食、新罗等，共同推动成了隋唐时期的开放贸易面和多民族人口的格局。

一、民族融合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也是中国城市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这一发展与繁荣，在唐中后期的“安史之乱”时期得以持续。

在此期间，融入大都市的各族人民相互交融，为大都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机和丰富的物质文化内涵。

国家的统一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唐长安有四五十万的常住居民，但也有不少外来的商人，他们是城市里最活跃的人。

正是这一群外来人口，使大都市的人口数量与构成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根据宋素懿的调查，安西市的街巷中有大量的胡人聚居，自隋唐以后，还有不少来自日本、朝鲜和渤海等国家的学生来到长安定居。

贞观初年，突厥人被平定，突厥人的部族被迁移到了朔方，有一万多户人家被流放到了长安。

到了天宝年间，京兆尹的家庭只剩下三十万，这让长安多了几分西域和异域的味道。

这是《旧唐书·张建封传》的一段话：

“京师游手 堕业者数千万家，无土著生业”。

都是用来形容京师中流浪者的，而在其他的大、中型城市，无论是商人，还是农民工，都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五代时期，商贾往来，络绎不绝，除了王都外，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的异族。

扬州是继中唐以后的第一大经贸重镇，吸引了众多的胡人来此经商谋利。

根据《资治通鉴》，在大历六年，有一位商人向大唐朝廷申请，在荆州、越州，扬州，洪州，都修建一座大云光明寺，供摩尼教徒信仰。

摩尼教徒主要来自于西域的粟特人，很显然唐朝的时候，扬州虽然没有长安那么大，但人口还是很多的。

苏保华研读过《太平广记》后也认为，中土胡人，除通常以使臣或人质居于长安和东都洛阳外，许多身份各异的胡人，如胡商，胡奴，胡僧，胡侠，胡更，都曾在扬州留下过踪迹，并有过一定的影响。

民族一体化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隋唐是一个拥有广袤的国土、富庶的国家、稳定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水陆交通最发达的时代。

二、经济、贸易往来

唐朝实行的是开放的政策，贞观元年十一月，唐太宗下了一道旨意：

“使公、私商、道、盗、财宝买卖于外国”。

贞观四年，唐太宗又接受了魏征对西域诸国“使其贸易往来，并使其与边疆百姓交易”的提议。

唐文宗继承了这种开明的方针，太和八年下旨：

“福建、扬州等地的番客，应委派监察节度使，以备不时之需，除船脚、外市、贡品之外，以货物为准，自行买卖，不收任何关税。”

清廷设立了互市司，专司中外商贸，诸互市司，每一司，皆掌诸蕃商。

玄宗开元二年，唐朝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优厚的政策，加上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外国投资者都来到了唐代。

唐朝一位诗人曾在史书中描述过外国商人，他说：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都有胡服庙，每年胡商祭祀，煮猪、宰羊、琵琶、吹箫、唱歌、跳舞，酒过三巡，莫一胡为主人。”

洛阳以袄教为代表的异域宗教的繁荣，也是洛阳胡商数量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唐诗中，有许多对外国商人的描写，例如“胡大有蓝眼睛，密谋买进”。

《太平广记》中有一则“胡人斗宝”的故事，胡人长途跋涉，不便于买卖日用货物，因此以首饰为主。

外国商人除了做贵重的珠宝和香料生意外，还做一些吃的生意，比如长安的长兴里，就有一家锌锣铺子，在太平坊的后门，就有一家胡人卖糕点的地方。

除外来客商外，唐诗中也有不少关于外来客商的记述，例如“胡姬”一词在《全唐诗》中就出现过23次。

这表明，在此期间，城市中有不少的少数民族从事服务业，《全唐诗》中，32次出现了“胡人”这个词。

民族融合使城市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唐、长安的宫阙建筑之大，其富丽堂皇之处，举世无双。

当时，全国的文人墨客都向往长安，甚至**干布在西藏也曾派出数批学子到长安求学。

三、文化交流

长安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在这里，来自日本的学者、来自西方的诸国的学者都曾到过长安，与中国的学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太宗皇帝时，高丽等国家的首领，都派了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教育的人数超过了八千人，教育的繁荣程度，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可见盛唐时，海外学生的数量有多大。

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到唐代去读书，但是他们所带来的汉文化和唐代文化的融合，给长安等大都会文化的繁荣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使得长安城人所看到的城市文化，包含了宫廷文化、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异域文化和底层人民文化。

例如长安袄庙就位于城西的布政，酷泉，普宁，崇化四个地方。

唐朝由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对外交往频繁，“胡商”大量涌入，不仅给唐朝带来了异域风情，而且还给唐朝带来了大量的货物。

长安网罗的胡人店铺均位于城西，多为胡姬酒肆，珠宝店等等。

长安城东面的曲江河畔，有一家胡姬陪酒的酒楼，李白等人曾经在那里品尝过金尊佳酿，胡姬的笑容更是让他们陶醉。

胡商的出现，为隋唐都城胡风的兴起打开了一扇门。

开元天宝年间，天下太平，玄宗以花天酒地，笼络诸位王爷，使蕃人兴旺，外族人多，长安胡化风气极盛。

这种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域风气，衣着、饮食、官邸、音乐、舞蹈、绘画，应有尽有，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

一般的贵妇小姐，都喜欢穿着胡衣胡食的营帐。

鸿肿寺和鸿肿客馆，是她们进进出出和居住的地方，胡店多在西市，四周都是异域风情。

来自异域的商人把异族的服饰、珍宝、胡族的乐器和手工艺都带到了这里，并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交易。

胡食有胡饼、塔纳、毕罗、美酒、糖、蔬菜、水果，都是从西域而来。

在立春时节，朝堂上除了赏给那些地位最高的官员和皇室成员外，还有就是那些平民百姓，也十分喜爱这种糕点。

高昌的红酒，波斯的红酒，都是在长安市很受欢迎的。

穿着打扮随着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不断碰撞，在唐朝产生了大量的新式服装，其中胡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胡服的特色是短衫，窄袖，长靴，在玄宗时期是最流行的汉族服饰。

女子为了骑乘马匹，或者是为了便于活动，都会穿着一件窄袖的圆领长袍，腰间系着一条鱼鳞状的腰带，下身则是一条长裤长靴。

女性化妆也是唐代服装的一个特色，女人能穿胡服，戴胡帽，男人也能打扮得很漂亮。

女人们已经开始用化妆品了，隋朝曾经从波斯引进过一种叫做“螺子黛”的眉笔，用来给宫女们画眉毛。

唐代的时候，有一种叫做“青黛”的颜料，也是从波斯引进的。

唐朝时，长安地区盛行西域乐舞和胡舞，胡舞以“胡腾”、“胡旋”和“拓枝舞”著称。

还有一种运动，叫“波罗”，是一种来自波斯的马球，在唐太宗时期传到中国。

《旧唐书》说：

“开元末年，太常乐尚胡曲，皇帝下令，皇帝赐菜给胡人吃，宫中女子都穿着胡人的衣服。”

结语

在此基础上，对隋唐五代时期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中原的强盛，朝廷的征战、劫掠、征战，以及内陆城镇的繁荣，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都加快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向内陆迁移的速度。

突厥人、契丹人、党项人都是他们的附庸，和汉族生活在一起。

随着周围民族和域外民族的进入，不仅带来了隋唐五代时期城镇人口的增长，而且还带来了相当先进的生产技术，独特的风俗文化，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

工匠和商人的涌入，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资本和技术支持，也为人们多元化的物质生活提供了条件。

僧侣和遣唐使的到来，极大地丰富了都市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饮食，服饰的引入，使得城市的生活色彩斑斓，充满了异域风情。

动态的族群迁移，不断突破族群边界与族群隔离，城市是各族人民进行深入交流，进行物质精神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场所。

隋唐五代时代的城市，就是在这股异族移民的大潮中，完成了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农村农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城市手工业、商业的转变，从而加快了都城和当地城市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