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回忆录：（17）秘密出巡湘东南

我来湖南后所制订的两个方案颁布以后，每每想起“对于本省政治、经济、文化之一切组织、制度、人事彻底改进”这一句话，觉得诚然是很痛快、很坚决。

但是，仔细地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闭门造车？是不是主观想像？

在客观方面、实际方面是不是有这一需要？

是不是现在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组织、制度、人事都真真需要彻底改进呢？

我想：应该要有一个实地的考察、实地的证验才行。于是，二月初旬，我和省府委员宾步程从长沙出发，经过衡山、衡阳、耒阳、安仁、攸县、醴陵、浏阳七县，作了一度短期的秘密旅行。

宾步程旧照

沿途，我以某师长的名义买食民间，闲话田园，到处听到农民叫穷叫苦的呼声。

出发的一天，正当农历新年，当我在湘潭、衡山间一个乡村休息的时候，我和农民开始闲谈。我问：“你们过年，为什么不贴门对子呢？”一个简截了当的回答是：“没有闲钱！”

到了醴陵乡间，我看见好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还不曾进学校，我又问起：“为什么十岁左右的孩子还不读书呀？”

又一个简截了当的回答是：“没有钱呀！”

然后，再看到有一个地方，很多老百姓的牙齿都是黄的，也许是吃了某种烟草的关系，但问起他们所以如此情形，仍然是一个简截了当的回答是：“我们没有钱买牙粉、牙刷。”

是不是真的陷于这样普遍深刻的贫穷呢？我想，也许是不尽然的。

民国衡阳农村稻田、村庄旧照

我感觉，这些朴质的然而又饱受现实教训、创巨痛深的农民群众，对于不知从哪里来的陌生人，都保有很大的矜持，不肯轻易说出真心话。

你要问起他们的生活，他们就干脆承认贫穷。然而，他们诉苦的目的，并不在乞求怜悯，而在坦然暴露其内心无可奈何的愤慨。

就在这一点，我仿佛看见了燃烧于农民心理上的激怒的火焰。

但是，你说农民真正过着很好的日子吗？这样的想象，也是太玄虚了。

抗战以后，当地土产滞销，地方经济显得异样凋零，农民生活因此遭受了极大的影响。可是，在另一方面，战时要政纷至沓来，征兵，征工，派捐，募款，一齐涌进了农民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纷扰与苛征。

在从耒阳到安仁途中的乡下——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我和一些男女老少的农民作了一次较长的谈话。

问起他们有什么捐款，他们首先提到的是伤兵捐款，真的太繁太重：

第一，伤兵捐，每保就要摊派四十元；第二，棉被捐，每保要摊棉被两条，每条五元五角，就是十一元；此外又有什么医药费，每保要摊十五元。

总共才三项捐费，每保要出六七十元，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

我问他们还有什么捐，他们说：“捐多得很呀！”

于是，举出什么修路捐、枕木捐（建筑湘桂路用的枕木，他们那一保摊派二十三根，每根枕木要出一元二三角），还有什么谷仓捐等，至于无名的非法摊派，那是不容易举出的。

国家的每一件要政，地方上任何一种设施，好像总是化成捐税，嫁于人民，特别是农民，要这些贫困的人们、凋敝的农村去负担。

别的不讲，在我们订定的改进管理伤兵办法里，何尝是要一切取之于民、捐之于民呢？我们身处省垣，又哪里知道到了地方上会演变到如此情形呢？

一个保，负担的数目如此之大，如此之多，你怎能不让人民叫苦，我们又怎忍住，不为人民叫苦呢？我当时深深感觉，我们政府实在对不起人民，而人民也是不能忍受这样沉重负担的。

怎样才可以改进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呢？

怎样才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呢？怎样才可以使得下情上达，而上层的意图又可以贯彻到每一个人民的身上呢？

怎样革除政治上对上蒙蔽敷衍、对下欺骗压迫的积习，使政治以崭新的形式、真诚的面目，与民更始呢？

一种炽热的愿望燃烧在我的心头，我的愿望，寄托在现代的政治、现代的机构上，可是，看看当时政治的实际情况，那一派陈旧腐败黑暗的情形，几乎难以想像。

在出发以前，对于政治，我决定了视察的三个方面：

一是动的精神——就是“人”一方面的精神；二是静的精神——就是“物”一方面的精神；三是办事的精神——就是“事”一方面的精神。

有一天，我到达一个县政府，一直走到县长寝室的门前，这位县长还不知道。那时，已经上午十点多钟了，他还酣睡未起，借口生病，派了一个秘书接待，我们在会客室里等了好一会儿，称病的县长才出来。

以后，又接连地看见了在礼堂里保留了两年前就职典礼秩序单的警察局长，房间里高悬钟馗像的警佐，已经到任半年，还不确知全县学校和教师数字的教育局长，头戴睡帽、颈围围巾、脚踏火炉、瑟缩在办公桌上的公务人员，以及头戴黄色军帽、上着青布学生装、下穿草黄色西裤、脚踏牛皮钉鞋、手执红缨大刀的门卫⋯⋯人的方面如此，物的方面，就可以推知了。

所到之处都是破落户气的“衙门”，仿佛象征着国家倒霉的样子，污秽紊乱的外表，十足反映了污秽紊乱的内容。

我到过一个县政府，进了二堂，看见男男女女还有小孩，偷偷在那里嬉笑张望。我觉得太奇怪了，一问，才知道是些职员眷属。

以后，看到很多地方都是采取家庭与机关“合一”的办法，甚至还有一个警察局总务科长的房间，前面是办公室，后面就是内室、厨房，真所谓包罗万象。

同时，还看到破衣、破袜与卷宗纷然并列的管卷室，被降格为晾衣场所的大礼堂，积了一层厚厚灰尘的办公桌，所谓“整齐清洁”的要求，简直不知道什么一回事。

那时，民训学生已经到达各县了，我每到一县，总要召集他们，问问他们的生活。

记得在某县，我接到他们一个报告，控诉那个县长昏聩糊涂，他们说：

他们来了许多天，县长都不和他们照面，一连要求三四次，总是被挡驾。后来总算接到一个通知，约期会见，可是按期到了县府，却依旧会不着县长，而只看到几个妇女在那里抹牌！

这些未经世故的青年，怀着光明愿望的青年，亲身接触到政治的腐败，感到无限痛心。

民国醴陵渌江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另外一县里，有几个民训学生来见我，他们很稚气又很愤慨地说：“报告主席，我们是按照命令来的。年都没有回家去过，可是一直住到现在，还一点没有办法。要我们冷清清地死守在这里做什么呢，请主席替我们想办法。”

我劝慰他们说：你们不要发火，这就是经验，这就是教育。我过去不是多次同你们讲你们将来遇到的困难多得很，你们要碰到的问题也多得很吗，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

你们要忍耐，要平心静气地好好应付，不要急躁，那些人也许和你们是隔着一个时代的。对于我们的工作，只要我们能耐住性子，但是一点不放松我们的决心，我们总是有办法的。

在我的秘密出巡之中，满目缓滞、腐败，不负责任，嫉视革新，成为政治的本色。可以交的就不负责任地去交，可以推的就不负责任地去推；交不了、推不了的，便不负责任地搁，而这就是“办公事”。

说起这一点，在我记忆中，总留下了一位带着通光眼镜的“老书记”的影子。

在一个警察局的书记室里，我看见这位老先生按着一张警察调查表，在凭他的臆想去填。

这原是一件很重要的公文，是我们预备整理警察的一个步骤。然而，这一件重要公文，却从县长、局长、秘书、科长、科员逐层逐次推到这位“老书记”身上，到达了“公事大旅行”的终点。

一切重要公文，重要法令，尽管它与国计民生有极大的关联，它所得到的待遇大概都是一样——推了以后，归进了拉杂散乱的档案之中，只配与破裤破鞋同腐，如我在某县府管卷室所看到的一样。

那一次，我很生气地把那些破裤破鞋抽出来扔掉了。

办事方面的情形，大体便是这样。什么紧张、条理、迅速、确实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当然，比较好的并不是没有，可是太少了。

巡视归来，我不得不痛心地作了如下的结论：

“就所看到的情形，我们不能不认为现存一切组织、制度、人事都是陈旧的，也可以说是中古世纪的；不是新的，更谈不到现代化。

这个肯定的判断，是我的结论。我以为这种组织、制度与人事，绝对不能适应现代的潮流，绝对不能适应现代国家的环境。

我们现在唯一要紧的事，是怎样集中人力，挽救危亡，复兴民族。在主观方面，我们不能不检查，我们的一切，是不是够得上达成这个任务的条件。如果像现在这样的办事精神，这样公务人员的精神，可以说是没有救药。

因此，我们要反省，要负责，要改革，要决心改造一切。这些话虽然言之过切，可是一切情形，使我目不忍睹，在我的责任上是不能不郑重提了出来，告诉各级文武同志，各位高级主官知道的。”

事实上，这些话造成了什么影响没有呢？有，但不大。传统积习实在深，惰性实在重。

再接下来的三月间，我不得不在两件案子上，昭示肃正官常、转移风气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