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2）：去台后“二陈”被蒋家作为丢失大陆的替罪羊

作者：杨帆

多才多艺陈果夫

抗战胜利后，侍从室第三处被撤销，陈果夫的“主任”之职自动停止。他这时候仍然是中执委和中常委，经济界还挂着几个头衔。由于长期执掌党务大权，得罪了不少人，加上蒋介石有意制造派系矛盾，挑起其手下的四大支柱派系间相争相斗，相竞相克，以收绝对效忠自己之功，致使CC长期以来在党政系统中和政学系斗，在特务组织中和以黄埔为核心的复兴社斗，在经济部门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裙带派斗。无休止的倾轧，常常使陈果夫以及CC的其他头目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也使CC的名声越来越臭。

1946年3月，蒋介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人选问题征求陈果夫意见。陈果夫表示自己身体不好，并不客气地说：“总裁究竟要我办金融，抑仍欲余政治？若不欲我任政治，则不必多此—举。”蒋介石说：“你做一部分政治做得好，在中央做得不好。”陈果夫随即反诘说：“现在谁在中央做得好？”回答之间流露出微妙的抱怨之情。

此后，由于陈果夫的肺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没再给他安排具体职务，基本上让他处于了半退休状态。而陈立夫以及CC系始终奉陈果夫为精神领袖，看陈果夫的眼色行事。从北伐到赴台前，陈果夫一直是国民党上层的“标准党人”，是“北伐到台前的中心人物”。然而，陈果夫虽无专业，却涉猎学科颇多，除扮演“党人”这一角色外，还有多个业余角色。

其一是“银行家”。

陈果夫认为，首先要打下金融的基础，才能发展经济。金融流通就像人体血脉流通一样。因此，他从1927年便开始联合江浙财阀，筹集资金，于1928年7月在南京创办江苏省农行，并于1935年与蒋介石创办的豫鄂皖赣四省农业银行合并，成立中国农业银行。陈果夫长期兼任该行董事长，并长期掌控该行。

为了控制农村经济，农行大力扶持由地主、富农、商人、高利贷者把持的合作社组织。到抗战前夕，此类合作社发展到近4万个。在陈果夫的苦心经营下，抗战时期，以二陈为首的CC系官僚资本迅速发展，农业银行迅速崛起，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共同成为国民党的金融统治机构。二陈还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先后开办大华企业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华西垦殖公司等多种企业，并利用农行控制了一批农业公司，垄断经营生产资料和农产品。

此外，陈果夫还先后出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等职，并长期参与蒋介石集团的财政咨询和决策工作，出任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加上他早年在上海滩做金融证券生意的经历，他成了国民党内不可多得的银行家、理财专家、经济学家。

其二是“教育家”。

陈果夫自己没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他对于办教育却有着特殊的兴趣，尤其对于中央政治学校培养CC门生、党棍官僚兴趣极大。陈果夫初次代理组织部长时，急需培养一批反共分子，于是提议创办了党政训练所。1927年党政训练所扩大为中央党务学校，1929年改为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为国立政治大学。此间，陈果夫先后担任党政训练所所长，党务学校总务主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并始终兼任校务委员。虽然职务屡变，但作为学校实际负责人的身份一直未变，学校实权一直掌握在他的手中，凡事由他决断。

与黄埔军校在军事系统中的作用一样，中央政校是蒋介石训练骨干培植心腹的基地。政校学生毕业后由国民党中央分配到各机关，不少人成为党政部门官员、军队里的政训军官和社会上的文化特务。他们自恃“天子门生”，傲视同侪，所以当时人们形容从政校出来的学生，“每个人脑门上都刻着CC二字”。

1949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川康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打垮后，此校和黄埔军校的延续陆军军官学校—起就此结束。1954年“国立政治大学”在台湾复校，蒋经国出任校长，此时陈果夫已去世三年。

其三是“医学家”。

陈果夫自19岁得肺病后，一直被折磨一生，也因此对医学医药非常重视。他不满于当时重西医轻中医的偏见，因此在他创办的医院学院里，对于中西医药没有偏颇，都深刻研究，学校后面还有一个“药物试验场”，供教学研究之用。陈果夫本人不仅从事医学教育，同时从事药物研究，他培植的抗疟疾的“常山”便是用来制造中国独有的“抗疟药”的。

正所谓久病成医，他根据自己读书和养病治病的感受，写了《自己治病简法》、《苦口谈医药》、《老病人谈中医西医》等书，书中一些主张对健康延年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如提出十项卫生原则：“浴日光、畅空气、慎饮食、重整洁、勤劳动、善休息、适环境、正思虑、调七情、节嗜欲”等。他还根据日常生活中小病小灾的预防和治疗，写了很多首歌谣，收录在名为《鹤林歌集》的册子里。在重庆时期，他还陆续整理出版了《卫生之道》《医政漫谈》《儿童卫生歌》等书籍，对当时的卫生行政和健康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对当时中西医结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四是“文学家”。

陈果夫虽没进过大学，但自幼爱好文学，喜欢写文章，几十年坚持每天写日记，除了逝世前陷入昏迷的两天没写，其他时间从未间断过。20年代曾一度兼任国民党重要刊物《民国日报》社的编辑。1928年底，上海现代书局正式出版《果夫小说集》，收集了陈果夫发表的12篇小说。《小说集》的序中称果夫“喜欢抒写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用轻淡微妙的文章，寄托某种沉远的意思。讽刺的情调，充满在字里行间。”而陈果夫最后一篇遗作《抹布画》，则写得十分风趣和雅训，令人记忆不忘。

CC系的骨干余井塘说陈果夫的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令人读时觉得亲切有味，写来如话家常；如说故事，如老友重逢，欢然道故；如师友切磋，津津乐道。故读来如吃家常便饭，味道可口。”而CC系的另一重要成员程天放则称赞陈果夫的小说“不夸张，不标新立异，平易近人，使读者感觉亲切有味。”

除了小说，陈果夫还写过近十个电影剧本，如《饮水卫生》、《骨肉重逢》、《富强之本》等，创作过40余首歌曲，如《国旗歌》、《七夕歌》、《儿童卫生歌》、《造林歌》、《教师歌》等。收录在其出版的《歌曲集》中。

陈果夫逝世后，台湾当局出版了《陈果夫先生全集》，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回忆、医药卫生、礼俗、杂著等六大部分共10册190万字。中国文学大师胡适先生曾这样评价陈果夫：“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写出这么多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其五是“美食家”。

当美食家的第一个条件便是要有吃的机会，其次是吃过之后要有记录、有比较、有研究。陈果夫在江苏主政五年，公务之内，公勤之外，尝遍苏南、苏北名菜佳肴。而又善于研究，用心揣摩，便在国民党内得一“美食家”之称。

作为美食家，陈果夫的主要“成就”有两种，第一种是给“江苏菜”正名。1934年秋，镇江举办全省物品博览会，为了款待与会的各方面头头脑脑，陈果夫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两桌丰盛的“江苏菜”。宴席上品的是江苏名茶碧螺春，饮的是江苏名酒洋河、郁金香，餐后水果是萧县石榴砀山梨，主菜则有南京板鸭、苏州熏鱼、无锡大排、南通鱼翅、镇江鲥鱼、如皋火腿、淮阴鳝鱼、扬州酱菜、江阴凤凰包鸡、高邮双黄蛋、六合龙池鲫鱼、阳澄湖大闸蟹等30余种，加上特级厨师的超凡厨艺，满桌的菜品色、香、味俱全，令人舌不暇接。“江苏菜”由此得名。

第二种是发明了“天下第一菜”。这是陈果夫标新立异的独创，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就是先把锅巴炸好从油里捞出备用，再把加有虾仁、果仁和西红柿的稠鸡汁煮得滚开，浇在锅巴上面。菜端上桌时还噼啪作响，西红柿色艳，鸡、虾味美，锅巴香脆，这道菜色、香、味、声俱全，令人垂涎欲滴。“天下第一菜”由此得名，抗战期间大家改称此菜为“轰炸东京”。

国民党内爱吃、能吃、有机会吃遍天下的人不少，但像陈果夫那样“吃”出名堂来的人却不多。

1948年末，国民党败局已定，大员们纷纷开始安排自己的退路。身体已非常糟糕的陈果夫捷足先登，于12月6日晚10时登上“中兴轮”，举家迁往台湾。第7日深夜到达基隆港，又到台中双十路八号定居。从此海天茫茫，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大陆。

国民党的“替罪羊”

陈果夫初到台湾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把战场上败给共产党这笔账算到他和弟弟陈立夫头上，那些只会连吃败仗的统帅将领乃至蒋介石本人全都脱了干系，而把“二陈”作为了丢失大陆的替罪羊。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总结了四条国民党“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认为要想在台湾站住脚，就一定要整治国民党，通过全盘考虑整治方案，最后决定对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造。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从中央到基层都为CC系所控制，因此第一步就是彻底清除CC系。于是，在1950年蒋介石复职不久的一天，陈果夫和陈立夫同时接到电话通知，请他们次日到蒋介石办公室面谈。兄弟二人商量，认为蒋介石此时找他们不会有什么好事，便决定陈果夫以身体有病为由回避，以陈立夫一人前去刺探虚实。

第二天见到蒋介石，在谈话中，蒋介石问陈立夫对国民党改造运动有何高见，并问：“你说，大陆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陈立夫察言观色，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便说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并表示：“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退下来为好。”话虽如此，陈立夫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蒋介石能挽留他们兄弟。但蒋介石听后“嗯”了一声便一言不发了。陈立夫将这次谈话内容转告了陈果夫，病榻上的陈果夫听罢长叹一声，半天没有说话。

1950年7月，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裁撤“中国农业银行”、“中央合作金库”。而陈果夫在这两个机构中的“董事长”和“理事长”职务随之自动撤销，CC系的三大经济支柱被一举铲除。

紧接着，CC系一大舆论阵地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被改组，改组结果为蒋经国直接接办，陈果夫的董事长之职被自动撤销。很快，二陈掌管22年之久的党务、组织、待工、宣传等大权，全部落入蒋经国系手中，陈果夫从抗战以来所剩不多的几个具体职务也被剥夺一个不剩。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职随着中央党部的解散、“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立而自动去职。而国民党最终改造结果，使大半生高高在上的陈果夫，仅仅得到一个安慰性的挂名虚职——“中央评议委员”，和尚未被剥夺的两个虚职——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董事。

相比之下，陈立夫处境更为艰难。陈立夫年届50，身体健康，在大陆时的多种要职被全部剥夺，连一个挂名的虚职都不曾有，与其留在台湾被清算被指斥，甚至随时都有飞来横祸，不如一去了之，于是决定离台赴美。陈果夫对陈立夫的决定表示支持，无奈自己病痛缠身不能远行，否则真该兄弟俩一起赴美。

1950年8月初，陈立夫带着一双儿女前来探望病中的兄长并辞行。陈果夫心里明白，兄弟俩几十年来在中国政坛联手搏杀，互为依靠，屡获成功，而今弟弟这一走，不消说留下自己孤立无援，甚至不知今生还能否相见，因此无限伤感。

决定去美之后，陈立夫出席了“中国工程师年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在和工程师协会的会员们相见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特别是一些CC分子，都表示愿意跟随他继续奋斗。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和难过，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

但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给他送来了5万美元，说是给他资助的路费。拿着这5万美元，陈立夫明白了，蒋介石是要他尽快离开台湾。为了顾及各方面的影响，临行前陈立夫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当时蒋介石外出未归，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送给他一本《圣经》，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没想到几句关心的话，反倒激起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挂在墙上的蒋介石肖像，不无怨恨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说得宋美龄一时无话可答。

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偕同夫人及一子一女登机离开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