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年(755年)，据统计全国共有891.47万户，5291.93万口，“安史之乱”后，一下子减少到193.313万户，699.03万口。

从近五千三百万，减到不足七百万，有近四千六百万人口，从簿籍上消失

十减七八，虽不尽准确，但也可见损耗程度是空前的。

安史之乱，算不算一场空前的大屠杀。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历史上的战争，动乱，从来都不是游戏，不是戏剧，那是一场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时间，老百姓的惨状，一代诗圣杜甫在《无家别》中，对此有形象的描述：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唐朝初年分全国为10道。这10道基本上是根据山川地形等自然形势划分的，其中秦岭和淮河东西相衔接的一线，构成南北的分界。

这一线的南北各有5道。北边5道为：陇右道，关内道，河东道，河北道，河南道。南边五道为：山南道，淮南道，剑南道，江南道，岭南道。

这10道中，西、北边5道，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而“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基本上是在黄河流域5道内进行的。其中遭受蹂躏最为严重的地区：

一为河北，这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先后发难的地方，因而首当其冲，史称“农桑井邑，靡（不能）获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

二为洛阳东至汴、郑直到徐州一线，史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尤其洛阳是唐朝东都仓库重地，双方争战激烈，周围一带破坏最惨，史称500里地内，几剩几千户人家，“萧条凄惨，兽游鬼哭”。

三为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这是安史主要争夺目标与占据之地，户口损耗最大，经济破坏严重，史称“闾井萧然，十不存一”，“百姓贫乏，田畴荒秽”。

四为汴河沿岸，汴河是东南漕运要道，系唐朝经济命脉，双方都拼命争夺，沿河两岸地区长期进行拉锯战，史称“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

乱世人如蝼蚁

叛乱，平叛，就像一场拉锯战，不断的残害百姓，荼毒生灵。

安史叛军步骑散漫，攻城掠地，烧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

回纥军助唐平叛，本就有肃宗的允诺：“破城之后，土地和士庶人口归唐朝，财帛子女都归你们！”因此，进入洛阳后，肆行杀掠，死者动辄以万计，火焚旬日不灭。

唐军也不例外，尤其是劲旅朔方、神策军，在攻占洛阳、郑州、汴州、汝州等地时，以为这都是叛军所据之地，任意掳掠达3个月之久，使所有的房屋都空空荡荡，城中百姓只好以纸当衣穿。乾元元年(758年)九节度使围攻邺城(今河南安阳)失败后，一路剽掠，当地官吏根本无法阻止。

安史之乱起后，唐政府把布防在陇右一带的戎兵回撤对付安史叛军，吐蕃统治阶级趁机进陇，后来占领了陇右地区，安禄山攻占长安后，吐蕃军也曾在这座都城盘踞过几天。更使关中地区乱上加乱，惨上加惨。

由于破坏严重，物价高涨，一斗米价少则千钱，多至7000钱，比开元年间上涨三百多倍；绢价涨到4000钱以上，比开元时高出二十余倍。这又迫使大量人口“转死沟壑，离去乡闾”，在死亡线上挣扎、流亡。

北方黄河流域，户口损耗极为严重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河北道的易州，天宝年间有4.42万户，元和年间仅存569户，减少了99%！

有人根据现存的可以进行比较的地方统计，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年间和安史之乱后的元和年间相比较，北方地区户口减少90%以上的地区，占到70%以上。

天宝时期，包括首都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在内的黄河流域的几个道，10万户以上的府州有10个，可是到了元和年间，只剩下2个，即京兆府和太原府，但京兆府中包括了首都长安的户数，若除去长安户数，则所剩无几了；

太原府则因叛军基本未至，所以减耗最低，约为3%左右，太原府所在的其它府州，因受战乱之祸，户口减耗率在80%以上。

《旧唐书·郭子仪传》中就这样说：东周（即洛阳）之地，长期陷于叛军之手，宫室焚烧，十不留一，百官办公的地方一片荒芜，连尺把长的一根椽子都没有。畿内（都城周围）的地方，人口不满千户。街道上充满榛棘，豺狼嗥叫其中。再往东千里之内，都是人烟断绝，一片萧条景象！长安周围，也是“闾井肃然，百不存一”，汴河沿岸，更是“百姓凋残，地阔人稀”。

长时间的战乱，使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凋敝不堪，满目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