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风雨

1959年人民大会堂竣工，1969年遭到严重破坏，1979年重新对民众开放。

北京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天安门广场西侧，竣工于1959年。不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和办公地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举行政治、外交活动的场所，还对外承接会议与宴请及文艺活动。

人民大会堂的图案也被印在了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背面。

立项

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包括万人大会堂在内的多项重大建筑工程，并要求在195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之前投入使用。自决定修建至建成仅剩一年零一个月，时间非常紧迫。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

北京市马上成立了由冯佩之负责的国庆工程设计领导小组和由张镈为总建筑师的大会堂设计组，在很短时间内选出了大会堂设计的8个方案，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清华大学、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院长沈勃）、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各自做一个综合方案。

1958年9月初，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确定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分设于天安门广场两侧。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设计人员应邀到北京参与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

在进行了多轮方案之后，针对天安门广场布局的问题，北京市委召开会议，确定天安门广场东西宽500米，根据“以人民为主”的原则，大会堂的高度可以超过天安门。此后又根据“活人不对死人”的传统习惯，确定大会堂正门不正对人民英雄纪念碑。

10月6日，第六稿设计方案送到中南海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汇报，确定了使用柱廊而不是中式大屋顶的样式。此后又经过全国范围征求意见，10月14日夜间由周恩来总理初步确定了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1958年10月23日确定采用由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沈其的的方案。其特点是：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纪念活动。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

1958年10月10日，基础范围内的民房拆迁基本完成。

1958年10月28日大会堂工程正式开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大会堂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此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七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镈被市建院任命为万人大会堂总建筑师。“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

施工

全国20多支青年突击队几万人参加了工程，昼夜不停工。

后来担任中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为首的木工青年突击队、后来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的“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调到人民大会堂工地第四指挥部与一个青年突击队、两个钢筋工组、200个多面手、108名参加义务劳动的干部组成“张百发钢筋工连”，仅用9昼夜便绑扎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工程的680吨基础钢筋，相当于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1957年全年工作量的1.5倍，赶上了整个人民大会堂的施工进度。

那时候参加会战的工人们根本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除夕就回家吃了顿团圆饭又回到工作岗位。饿了随时可以去大食堂吃饭，24小时有饭吃；累了就躺在工地上睡会儿，醒了再干。

作为一个边设计边施工的工程，开工后全国专家仍然在就建筑外观等问题进行讨论。

工程开工不久，梁思成对大会堂"放大一倍"的设计思路提出质疑："把一个孩子按原比例放大，就是个大人了？" 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王华彬教授认为中央大厅“大而无当”，“从东大门走到大礼堂一共要经过五道门，有多少亮光都被挡在外面了，中央大厅竟然有180根柱子，既无用又挡光。光线不足就要依靠人工采光，又是一笔浪费。”

解疑答惑

1958年11月初，周恩来总理在御河桥交际处召集专家们开会，在会上解答了专家的质疑，总建筑师张镈从纯建筑学的角度解释说，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天安门广场的超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种大胆的尝试；在特大空间运用“正常尺度”的建筑物是有失败先例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曾经在长春郊外建了伪满国务院大楼（今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基础楼），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今长春市文化广场），却在两厢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筑，不但衬得广场空旷荒芜，更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实每栋建筑单看都不错，放在广场上整体考量就显得很难看了”。

交付使用

1959年9月9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工地视察。视察时，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提出万人大会堂尚未正式命名。经过一番议论，毛泽东最终敲定名称为“人民大会堂”。9月10日，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交付使用。

1959年9月9日，大会堂全部竣工交付使用，梅兰芳在万人大礼堂演出《贵妃醉酒》，慰问建设大军。1959年9月29日，国庆十周年宴会在五千人宴会厅举行

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破四旧”等极左思潮影响，人民大会堂部分厅室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厅室除留下一架屏风外，四壁空空如也。国画家潘天寿、吴作人的作品被从墙上摘下，弃置仓库十年。部分家具被私人占用。布置在台湾厅内的用台湾草编织的沙发也被江青占为己有。青海厅大型挂壁国画《祁连新貌》被“四人帮”搬到清华大学装饰他们的“接见厅”，直至1979年上半年才找回。北京画家俞致贞创作的大型屏风重彩工笔画《荷花》文革后被重新发现时，已经变成了一幅大语录牌。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每周都设有一两天的开放日，对公众开放。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人民大会堂被封闭起来，仅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及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不再对外开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的问题被重新提起。

重新对外开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人民大会堂封闭的做法再次遭到部分同志批评。1979年1月27日晚，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向各界群众开放。”

1979年7月15日起，人民大会堂重新对公众开放。此后人民大会堂通过收取参观门票，以及在人民大会堂内开设小卖部等的收入，减轻了经费压力。随后人民大会堂加快商业化，对外陆续开放了国宴服务、场地租赁服务等，到1980年代末在行政经费上已达到自收自支。

1986年7月4日，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音乐会，成为首位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外国人，这次商业演出的巨大成功为人民大会堂举办商业演出提供了信心。

2007年12月19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文物局将人民大会堂建筑列入《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