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害死了3岁女童？这本书深入了虐待案背后的育儿困境

潮新闻客户端 见习记者 赵茜

几天前，日韩举办未来论坛，两国经济学和社保领域专家汇聚，共商少子老龄化对策。这场讨论的背景，是日韩2022年总和生育率（女性终生生育子女的估算人数）均创历史新低，生育率下降的严峻形式再度引发两国人们的关注。

出生人口降低的难题，原因可以归结为很多因素，如经济环境转变、气候变化、流动人口率上升等，这些词，虽然时常被提及，却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很难让大众深入反思背后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抽离宏观视角，从具体的困境出发，可能更有益于我们意识到生育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

今年是我们实施“全面二孩”第六个年头，第一批“二孩”进入小学一年级，出现“入学高峰”，这让生育问题再度回归人们的视野，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想聊聊《育儿放弃：被困住的母亲与被忽视的女儿》这本书。

让我们跟着作者杉山春的讲述，回到20余年前的一起育儿悲剧，重新思考生育问题背后的社会现实。

《育儿放弃：被困住的母亲与被忽视的女儿》，北京日报出版社

被困在纸箱中的女孩

这是一本并不长的书籍，整本书都围绕着发生在日本爱知县的“育儿放弃”案件展开——一对染着黄色头发的二十一岁的年轻夫妻，他们将一名年仅三岁的女孩放进纸箱将近二十天，期间几乎没有进食，最终孩子痛苦离世。

日本“育儿放弃”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父母不给孩子提供饱足的饮食、对生病或受伤的孩子不闻不问、长时间不给孩子洗澡等，这是一种监护人放弃抚养责任的行为，只是，这种行为大多隐秘，对对孩子的伤害也在无形中，鲜少有像这起案件一样性质如此恶劣。

所以，案件曝光后，迅速引发了整个日本社会的震动，很多媒体对案件进行了报道，却动辄向猎奇方向发展，以“冷血”二字形容导致亲生子女死亡的父母，虽说博取了眼球，却也让人们麻木，以“隔岸观火”的心态旁观对涉案父母的审判和责骂。

作为日本一名写作育儿及亲子问题的纪实文学作家和一位男孩的母亲，杉山春敏锐地意识到了导致这起悲剧的现代社会育儿环境因素，在案件公审一年后，她决定给本案中年轻的母亲雅美写信，以触达案件中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

随后的三年半时间中，她多次采访了涉案父母及相关人士，并搜集了法庭的审判资料。一个支离破碎却又因生存需求不至于瓦解的原生家庭浮出了水面。

案件的受害者真奈，出生于一个以流水线般养育孩子为育儿传统的家庭，她的母亲雅子认识丈夫智则时，对方还在上高中，雅子怀孕时，智则甚至还没从高中毕业，遭到了双方家长的强烈反对，但即使两人都未做好成为父母的准备，仍出于一种反叛性的心态，纵容了这场“意外”的发生，智则沉浸在他的世界里，雅子却日复一日被困于育儿的窘况和经济难题中，逐渐变得易怒而暴躁。

最大的转折点发生在真奈重病之后，生病后的小孩变得有些任性，喜欢给大人添乱，有的父母会在这时觉得孩子不可爱，变得爱生气，很多虐待行为便在此阶段发生，真奈父母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他们对真奈漠不关心，甚至将她关了起来，装作没有她的存在。

身为母亲的敏锐直觉，让杉山春意识到，雅子和智则对真奈的做法，是一种常见的育儿心态，孤注无援同时又缺乏监管的父母，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案件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我自身在育儿过程中看到的许多身边的事以及我的情绪变化相互交叠。”她写到。

正如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这起案件并非是一时冲动的产物，而是日本乃至东亚社会最极致也是最普遍的育儿困境的一种投射，在它的背后，大量孤立无援、陷入绝望的新手母亲被社会所忽视，以固有的社会分工，被“困”于育儿职责之中，她们虽然扛起了责任，却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将痛苦和焦虑传给孩子，导致一场代际轮回的悲剧。

改变的和不变的

幸运的是，这起个案推动了日本儿童保护法案的修订，更进一步撬动了社会的变革。“我们不希望真奈和其他的孩子白白牺牲。孩子的死亡，击中了当下制度、系统的软肋。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接受杉山春采访时，日本知多儿童咨询中心负责人山田光治说。

他认为，真奈事件后，爱知县儿童咨询所应对虐待的方式有了很大改观，从接受主动咨询变为介入式，甚至不惜与虐待儿童的监护人对峙。

因为这起案件，儿童虐待事件的预防机制也得到了强化，书中介绍了这一机制的种种变化，例如，日本儿童保健中心的相关人员会挑出需要关注的产妇等，以便孩子出生后进行家访；保健中心将候诊室打造成方便父母陪孩子玩耍的空间，在孩子体检时观察他与父母相处的状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举动，均不会直接给父母打招呼，让保健中心得以直观掌握新手父母的日常育儿状况，出现问题时及时采取措施。

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虐待问题开始比以往更容易浮出水面，更多身处困境中的女性也得到了社会的帮助。

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就像杉山春在书中写到的那样，儿童虐待事件的数量从来没有减少，整个社会仍然需要反思，如何帮助即将成为父母的人，以及如何援助那些成为父母却仍感迷茫的“孩子”。

而对我们来说，当23年后，这一发生于邻国的案件以书籍的形式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我们能够思考的，除了要大大加强宏观层面的社会援助和立法立规，还有个体如何在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和不安情绪中调整心态，以更理性的态度去面对生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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