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投日几成定局，为何又悬崖勒马？这员上将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5月6日，山西临汾市吉县安平村的一间窑洞里，发生了奇怪的一幕，若干名侵华日军的高级军官，正与几位身着便装的中国人“亲切交流”，这便是抗战期间鲜为人知的“安平会谈”。双方头目的身份更是惊人：一边是日寇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另一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主席、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

《亮剑》中的老鬼子筱冢义男，想必读者印象都很深刻，历史上也确有其人，时任日寇第一军司令官，不过这家伙并没有一直呆在太原。

1941年6月底，筱冢调回本土担任陆军士官学校的校长，接替职务的，便是日本国内“中部防卫军”的司令官岩松义雄，抗战初期的第15师团长。

日阎这次会谈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阎锡山如何叛变投敌的问题，会谈中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这厮是“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要求阎锡山应尽早发出所谓的“和平通电”，而且是“如果可能就在五月内发出”，阎锡山不肯答应，坚持说还需要些时间。

阎锡山反而提出，日军应提供更多的钱款、物资和军火，然后才能进入”实现和平“的实质性操作，几乎到了漫天要价的程度，日本人后来在报告中写道：“内容多有超过曾经约定的条件”。

岩松义雄当场大为不满，指责阎锡山出尔反尔，阎老西也不甘示弱，声称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此一时彼一时也，日本人无奈之下，建议双方暂时休会，抽抽烟喝喝茶吃点东西再谈。

阎锡山之选择在安平村会谈，是因为此地距离两军防线分别为15公里，属于军事真空地带，不料就在喝茶期间，晋绥军的警卫人员突然发现：远处蜿蜒的山路上，突然有日军大队前来！

一、阎锡山的抗日态度趋于消极

应该说，阎锡山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抗日态度还是比较坚决的，毕竟日本人所觊觎的三晋大地，是他经营多年的地盘和老窝，当然不肯拱手相让，遂有惨烈的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期间晋绥军还算是比较卖力气的。

山西当时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而阎锡山的理论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企图周旋于日军、中央军和八路军之间，尽量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料到了1939年前后，三个鸡蛋几乎都快踩破了，阎锡山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

首先是与八路军的关系，因“山西新军”问题撕破了脸，1939年12月，阎锡山在重庆当局的蛊惑下，悍然发动“晋西事变”，晋军“新旧”两军刀兵相见，这样的倒行逆施，后果是灾难性的：12万新军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而阎系部队也被揍得鼻青脸肿。

（1944年的阎锡山）

日寇驻山西的第一军，也不断步步蚕食，当时山西全境共有105个县，被日伪控制的多达85个，再加上中央军和八路军的控制区，阎锡山的防区被压缩到10几个县，兵源、财政、粮食的获取渠道，接近枯竭。

而驻晋南（主要是中条山防区）的中央军各部，为了争夺粮饷，也在不停地“欺负”晋绥军，比如第27军范汉杰所部、第93军刘戡所部，都把防区内的县长，强行换成了自己的人。阎锡山多次要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约束，然而范、刘都是胡宗南系统的部队，根本没戏。

因此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阎锡山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他能够控制的地盘最惨的时候，只剩下4个县；晋绥军也由于连战连败，以及补充的困难，虽然还撑着四个集团军的番号，实际只剩4万余人的兵力。

随着晋绥军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作为一名老牌军阀，阎锡山开始打起歪主意了，企图借助山西日寇的力量，恢复并扩大他的反动势力和实力，终于萌生了突破民族大义这个底线的龌龊念头。

在1940年晚些时候的一次谈话中，阎锡山曾对心腹赵承绶说道：“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 老蒋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 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 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八路军对咱们更不好, 到处打击咱们，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 那就只有被消灭”。

阎锡山最后的结论是：“权衡情况, 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 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要说军阀就是军阀，面临生死关头之时，什么大义和气节都可以抛在脑后。

（晋绥军）

二、阎锡山加快叛变投敌的脚步

对于阎锡山的处境，日本人也看得很清楚，鉴于华北方面军兵力并不充足，同时也为了拉拢各地方实力派反对重庆政府，驻山西第一军开始了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并得到了北平方面军司令部和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代号“伯工作”。

1940年初，日军通过阎锡山的表侄曲某和商人阎宜亭，与晋军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甚至派出大特务直接来到“克难坡”，与阎锡山当面谈判，核心内容是日军和晋绥军应实施停战，共同对付八路军和决死队，同时“实行物资交换, 互通有无”。

所谓的“克难坡”，是位于吉县西北30公里处的一个黄土山头，阎锡山在1940年之前，曾一度狼狈地逃过黄河进入陕北，短期在秋林县落脚。1940年返回山西境内后，选中这个山头大挖窑洞，将二战区长官部、山西省府等机构，全部设于此处。

（阎在克难坡）

在双方秘密勾结之初，阎锡山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不肯轻易”反水“，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仍在观望国际国内形势；其二是担心实力不济，一旦投敌必遭国共军队的联合打击；其三是内部思想也很难统一，并不是每个晋绥军将领都愿意当汉奸的。

这一拖就是一年多，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两次重大事件，直接刺激了阎锡山的神经，对抗战的前途更加悲观，从而加快了与日军勾结的脚步，还秘密派出高级军官赴太原谈判，叛变投敌的征候愈发明显。

第一件事，是1941年5月爆发的中条山会战，又称为”晋南会战“，在这次战役中，卫立煌第一战区遭遇惨败，中央军驻晋南的两个集团军20万大军损失殆尽，阎锡山不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觉，认定自己也绝难招架日军的攻击。

第二件事，是1941年6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苏联为集中力量对付纳粹德国的威胁，放弃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与日本达成妥协，这让阎锡山感到抗战前途的渺茫，立场开始动摇。

（抗战胜利后）

在这样的形势下，阎日之间的勾结开始提速, 1941年6月26日，日寇第一军向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汇报说：“对伯工作志在必得, 阎即将出马, 只要日方不提出无理要求, 就几乎会成功”。

至6月30日，日军与阎方代表刘吉甫在太原会面，就阎锡山投敌的几项条款，基本达成共识（协议内容后来有所调整）：

1、晋军扩编至30万人（绥远已是傅作义的地盘，不能计入）, 军械给养由南京伪政权转拨。

2、阎政权发行三千万纸币的晋钞，由日方提供准备金，同时发还阎锡山在太原的财产，晋北的13县也交还给晋军控制。

3、双方8月1日左右在太原签字后, 阎须宣布脱离重庆政府， 加入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签字代表日方为司令官或其参谋长，阎系代表为赵承绶、王靖国。

汪逆精卫也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开出价码，同意阎锡山未来可出任南京伪政权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华北国防总司令、山西省主席”，日军为表示“诚意”，还提议可自晋南、晋西13县撤军， 将其交还给晋军，阎锡山的投敌活动，此刻已是箭在弦上。

（赵承绶）

三、徐永昌临危受命前往克难坡

阎日之间的勾结和谈判，无论做得怎么隐密，终究瞒不过中央军的情报单位，以及”两统“在华北的特务机构，因此有关阎锡山准备投敌的消息，很快就被上报给重庆，递到那位委员长的案头。

蒋氏闻报大惊，担心山西由此失去力量平衡，后果是华北抗战形势会更加恶劣，而八路军也可能进一步壮大，他在日记中愤愤写到：“阎锡山降敌谋叛, 其已公认不讳，现惟待其揭开而已”。

如何阻止阎锡山投敌呢？蒋氏采取了“恩威并用”的双重手段，一方面，通过发电报和托人代话的形式，警告阎锡山万勿走上当汉奸的道路，扬言若阎氏果真投敌，将亲率大军讨伐之。

另一方面，决定派遣合适人选，作为特使前往山西进行抚慰，由谁来担任这个特使呢？最恰当的人选只有一个：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因为他既是蒋氏信得过的僚属，还曾是晋绥军的骨干将领，最重要的是，他的抗日态度非常坚决！

（徐永昌）

徐永昌是山西人，行伍出身，后毕业于北洋的陆军大学，在军阀混战中累升至国民三军的旅长、师长等职，严格来说属于冯玉祥系统出身。不过徐永昌念及乡情，始终劝阻国民军和晋绥军开战，逐渐为冯系所不容。

1927年3月，徐永昌率部避入山西，在阎锡山的极力拉拢下，最终加入晋绥军序列，以善长判断和谋划，与赵戴文并称阎锡山的左右手。不久阎锡山宣布支持北伐，徐永昌又出任第三集团军第12路军总指挥。

1930年秋中原大战落幕，阎锡山兵败下野，徐永昌不仅所部保存较为完整，且为人深得各方认可，遂领命收拾残局并善后，出任晋绥警备总司令兼山西省长。

在徐永昌的领导和周旋下，山西局面较为稳定，晋绥军也免遭吞并和肢解，然而阎锡山复出后，对曾经重权在握的徐永昌颇多猜忌，令其非常郁闷，南京方面闻知，及时抛来了橄榄枝：

一方面是蒋氏非常肯定徐永昌的才干，刻意进行拉拢，跟对待商震、傅作义如出一辙；另一方面是陈诚的进言，评价徐永昌：“这个人心里是有国家的”。

（蒋和徐面唔）

徐永昌不愿落个“背主”的恶名，多次婉拒南京方面的邀请，然而委员长是铁定了心，非要延揽这个干才，不仅极具耐心，多次借机邀其面谈，甚至蒋夫人还亲手织物相送，这已是黄埔生都得不到的特殊待遇了。

这一边是不断的怀疑和猜忌，那一边则是盛情相邀，徐永昌权衡再三，最终于1934年夏离晋赴宁，正式担任南京政府的职务，从此脱离了晋绥军系统，1935年授陆军二级上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徐永昌出任保定行营主任，次年初改任军委会军令部长，该部其实就是之前的参谋本部，专司作战指挥和战役指导，是抗日战争的军事中枢部门。

徐永昌遂与何应钦（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白崇禧（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陈诚（政治部长）并称“军委会四巨头”，位高权重，深得信任，如此的双重身份，也确实是前往山西规劝阎禧山的最好人选。

四、徐永昌苦劝老东家悬崖勒马

1941年7月27日, 徐永昌携随员抵达“克难坡”，在此逗留期间，先后与阎锡山、赵戴文、王靖国等恳谈，大家都是老熟人，无需那么多客套，谈话既直白又深入，而对于徐永昌所做的形势分析，阎锡山还是听得进去的。

在徐永昌的努力说服下，阎系军政大员们多有触动，根据徐永昌的回忆：“至少有两位集团军总司令反对投敌”，这就让阎锡山不得不有所顾忌，轻易不敢迈出没有回头路的那一步，应该说，徐永昌的山西一行，作用还是蛮大的。

徐永昌在克难坡盘桓了五天，直至8月2日才返回重庆，在汇报时感叹：“阎先生惧共, 惧到不可思议, 与中央误会, 亦到极点”。不过徐永昌又判断，在洛阳和西安陷落以前，阎锡山尚不至马上公开投敌，犹在观望和摇摆之中。

重庆方面也做了最坏的打算，饬令胡宗南派出精锐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龙门山地区，任务是“明白监视河东阎部之行动”，一旦阎军有所异动，则立即出兵予以打击。而日军为防止中央军对阎锡山的叛变形成钳制，也派兵向黄河下游诸渡口移动。

1941年10月4日，日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密函阎锡山，谓日军将在“本月二十日左右开始行动, 清除山西省内之中央军”，阎锡山对此积极予以配合，下令晋军不许中央军增援部队通过防区，重庆据此判断阎锡山“其叛迹益显矣”。

阎锡山能够独霸山西38年，历经多次风云变幻而不倒，证明军事眼光还是有的，在徐永昌的反复劝说和中央军武力威慑的情况下，仍然贼心不死，其实是在关注国际局势，因为这一时期，日美谈判正在进行，双方的确有妥协之可能。

（徐永昌登上密苏里号）

徐永昌闻报，一天两电劝说阎锡山停止通敌活动，同时向委员长力陈，中央军应保持克制，不可过分刺激晋军，判断阎投敌“或尚有挽回之机, 即其举措必未至太不堪之情形”，意思是如果军事压力太大，容易逼阎破罐破摔。

蒋氏采纳了这一建议，中央军和晋军剑拔弩张的状态，一度有所缓解，重庆同时电邀阎锡山赴渝述职和参会。阎锡山以各种理由搪塞拒不奉命，委员长于是大怒，认定阎必降日，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开始调兵遣将。

然而就在事情即将不可挽回之际，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突然爆发，阎锡山判断日本已无取胜之可能，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急电重庆：“决以钧座之意旨为意旨，追随钧座抗战到底，决不为国家惹是非, 使钧座无词以对中外人”！

历史就是这么诡谲，阎锡山公开投敌几乎已成定局，却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他不仅调回了负责秘密谈判的赵承绶等部将，还表示要“追随钧座抗战到底”，既然如此，蒋氏哭笑不得之余，也只能复电慰勉，大家反正都是好演员。

（畑俊六）

尾声：

在阎锡山密谋投敌的过程中，延安方面也已早洞悉，在1941年8月的会议中指出：“至于阎与日本之间, 确实暗中勾搭, 互不侵犯， 其目的在求生存并借此逼蒋向他让步”，在最危险的时段，还指示八路军尽量援助晋军，以免阎锡山在日军压力下投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明显感觉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1942年1月14日，日酋畑俊六判断：“伯背叛重庆的征候很少”。既然如此，为何又发生了5月间的“安平会谈”事件呢？其实，这已经是阎锡山的虚与尾蛇。

在阎锡山中止秘密谈判后，日军恼羞成怒，不仅大举进攻晋军防区，还派出20余架飞机，专程轰炸克难坡，以迫使阎锡山重新就范。阎锡山为了减缓军事压力，这才答应与岩松义雄会谈，但是在谈判中故意漫天要价，从而拖延时间。

安平会谈期间，阎军警卫总队所发现的“日军大队人马”，其实是日军在用骡马运来给阎的礼品，包括一些枪支和大批伪钞等等。

然而阎锡山做贼心虚，误以为是日军要动用武力解决，于是匆匆离开会场，沿预先安排的小路逃跑，阎锡山与日酋这唯一的一次会面，无疾而终。

自此以后，阎日之间的勾结基本中断，但是阎锡山在抗战最艰难时期的动摇，以及企图叛变投敌的行径，仍然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此乃大是大非的问题，千万不要试图洗地。

1945年9月2日，盟国对日总受降仪式，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中国代表被安排第二个出场签字，而这名代表正是徐永昌将军，更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