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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方舟爷爷

前言

“孩子，为了祖国的未来，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爸爸只能这么做了！”

1955年，一场不亚于新冠肺炎的传染病在江苏南通爆发，一时间全市1680人感染，其中大多数为0~7岁的儿童。

更严重的是，仅过去几天时间，就有466人死亡，其余人皆出现瘫痪症状，整个国家开始人心惶惶。

危难时刻，一个男人站了出来，面对如今人们选择家门紧闭，躲在身后，他毅然选择逆向前行，正面应对。

甚至在1959年疫苗研制出之后，将自己的孩子用在临床试验上，以至于最后成功拯救了中国人的“未来”。

他是谁？当年的中国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与传染病的不解之缘

说起这场灾难，经历过的人或许早已经不在了人世，那是我国建国以来遇到最严重的传染病，也是影响祖国新生一代健康的元凶——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患者中多数为孩子，在感染初期孩子也只是会出现发烧，食欲不振，一旦经过病毒的潜伏期，患病的孩子中枢神经系统会被破坏，出现持续高烧不退，身体出现剧烈疼痛，紧接着四肢会呈现无力症状。

而且患病孩子的死亡率极高，哪怕最终存活下来，身体肌肉、肌腱、骨骼也会出现极度萎缩，落下终身残疾，一辈子瘫痪在床。

传染病的传播带来的是更多的恐慌，如果是在那时生活，你会发现，偌大的城市仿佛一座空城，空旷的街道上看不见一点人影。

但这不是糟糕的，本以为只是小范围的传染病爆发，但紧接着北京、上海.....全国各地均出现类似症状，仿佛一夜之间，病毒来了一趟全国游。

难道真的就任由它继续下去，从此毒害我国新时代的婴幼儿？

年仅30岁的顾方舟站了出来，他张开巨大的臂膀挡在国家千千万孩子的面前，用自己40多年的时间消灭了它。

谈起顾方舟，1926年出生在浙江宁波，很小的年纪便失去了父亲，多年之后才知晓，自己的父亲是因一场传染病才导致的死亡，这也是顾方舟第一次面对它。

之后的顾母也是为了养活顾方舟五个兄妹，来到杭州学习助产方面的技能，在当时环境的压迫下又辗转移居到天津，自己开了家诊所，成为一名助产医生。

而顾方舟也深受母亲的影响，选择从医这条路，并在1944年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药系，想要通过自己的医术救治更多的人。

期间顾方舟作为一名进步青年，积极参加一些进步的学生活动，并私下和几名同学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国家革命事业。

但是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战乱年代，我国的婴儿死亡率竟高达17%~20%，一般农村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33岁，每年我国因缺乏卫生常识感染传染病而死亡的人数近千万例。

了解到国家的这一境况，顾方舟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像其他同学成为一名医生，而是选择从事国家公共卫生事业，进行传染病方面的病毒研究。

期间更是在研究所内的工作突出，对于我国多想病毒研究进展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获得了1951年国家组织的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名额。

并于下半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先进经验，以便运用到我国的传染病研究上。

而且在临行前，周总理还特意勉励他们这一批留学人才，留下激励他们一生的16字赠言：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在到了苏联以后，顾方舟更是跟随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科维奇教授学习，在他的四年努力下，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更是得到列科维奇教授的赏识。

却不想，也正是因为这四年的结好，给我国后期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回国后的顾方舟也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北京昌平的流行病研究所，主要攻克脑炎方面病毒的研究。

可不曾想1955年突如其来的一场传染病打破了这一丝宁静，短短几天，全国上下恐慌不已，以至于远在研究所的顾方舟也不由得震惊。

远赴苏联，寻找希望

对中国而言，脊髓灰质炎是一种陌生的传染病，以至于让中国的研究人员对此毫无办法。

它19世纪末开始流行于欧美国家，并在此后几十年间频繁爆发。

1916年，脊髓灰质炎在美国首次出现，造成27000多人患病，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

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因为身患脊髓灰质炎而瘫痪，不得不在轮椅上度过后半生。

1955年的中国，处于国家百废待兴，其卫生条件很难防范诸多传染病的侵袭，而且许多家庭也缺乏预防传染病的意识与经验，

于是乎，通过唾液和粪便传播的脊髓灰质炎，便悄然就在这种环境下传播开来。

1957年，顾方舟收到中央的调动安排前往上海，说是要配合苏联的专家研究一个项目，此时他们也还并非知晓他们研究的就是折磨中国儿童的小儿麻痹症。

而这个苏联的专家叫做索克洛夫，之前便在苏联了解过顾方舟，这次收到中国的邀请前来支援，便希望由顾方舟做他的助手。

顾方舟得知是要支援研究，干脆带上了自己的整个团队，而到了之后他们才知晓此行的目的。

他们在街上看到许多拄着拐的大人和小孩，还有不少的家长背着孩子来医院求诊，如此的惨状对于顾方舟心中的煎熬与痛苦可想而知，

尤其是在顾方舟去往医院采集样本时，遇到来医院求诊的家长拉着他的手乞求他救救孩子，顾方舟干着急却也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我治不了你，不是我治不了你，谁也治不了你，现在没有办法！”

顾方舟学医半生，恐有一身本领，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个孩子被病痛折磨，一个个家庭被病毒毁掉，而他却无能为力。

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少数对这方面有研究的专家外，大多数的人们对这种传染病并不知晓，而医生对于患者的诊断也仅仅是依靠基本的临床表现，就比如发热、瘫痪等，也因此会有不少误诊的情况发生。

更让研究人员感到头疼的是，病毒的类型多样，哪怕是患者被确诊了，也依旧无法确定是感染哪种类型，这给研究进度带来极大的困难。

为此，顾方舟临危受命，再次前往苏联学习国外对于脊髓灰质炎的研究成果，并从多方讨论中寻求适合中国现状的治疗方法。

当时世界上出现的有两种疫苗，一种是美国在1954年研制出的可注射的灭活疫苗，也称死疫苗，另一种是苏联正在研制的减毒疫苗，也称活疫苗。

活疫苗可以口服，能产生几乎终身的免疫效果，而且成分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对于安全性要求极高，被美国科学家认为是恶魔抽签。

死疫苗绝对安全，注射三次就能产生良好的免疫力，却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存在15%的失败率。

而顾方舟此行的关键目的也就是考察死疫苗，结果却发现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效果好坏是其一，另一个原因也在其复杂性上。

因为当时除了美国，其他的国家还都没有疫苗，而那几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比较紧张，想要拿到疫苗，几乎很难办到。

并且死疫苗在美国打一针是十美元，小儿麻痹有三个型，打其中一种，并不能免疫其他三型要求全部免疫，一个人至少要打三针。

以当时中国的经济，并不能支撑全民进行接种，唯一的希望也就落在了苏联研制的活疫苗上，可这也并非是顾方舟等人轻易得到的。

为此他们多次向苏方请求拿到一支活疫苗以供他们研究，可苏方的答案一直是等等，这可急坏了顾方舟等人，因为每多等一天，就有可能多一批中国儿童感染疾病。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苏联的恩师得知顾方舟等人的困境，托自己的好友，从苏联的实验室给他们送来一支活疫苗。

纵然世界存在权力资本的斗争，国际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光辉总能在灰暗之中照亮人性。

顾方舟等人终于得偿所愿拿到活疫苗的样本，而接下来就是他们回国后的研究之路，他们必须尽快研制出适合中国人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而就在顾方舟等人前往苏联调研时，国家已经在云南昆明建立起猿猴实验站，为他们研究疫苗做好后勤保障。

刻苦钻研，以身试药

1959年，国家卫生部批准筹建的实验站改成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作为顾方舟研究团队的疫苗生产基地。

但在决定下达之后，不少研究员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因为如果要去云南，那就要整个家庭都要定居在那里，他们自然是没问题，关键是自己孩子的教育成长。

顾方舟在得知情况后，率先给队员做出表率，在决定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剩下的队友也紧跟其后下定前往的决心。

1960年，顾方舟的研究团队远赴云南，来到昆明的大山深处，从一座荒山中开垦出一片地来，建设起中国自己的生物实验室。

但这里只有猿猴基地，其余的什么都没有，又遇到中苏关系破裂，苏方紧急撤走了支援中国的所有研究专家，这让很多科研人员对疫苗的研究大打信心。

到达这里的第二天，顾方舟就带头开始投入建造，没有房子他们就自己建，缺什么他们就造什么，顾方舟和同事们既是科研人员，又是研究所的设计者和建设者。

之后缺钱缺人的日子里，一天当两天用，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是常态，然而大家并没有一丝怨言。

那几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内部非常艰难，许多科研项目相继下马，卫生部向昆明发来询问的消息：“你们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

顾方舟等人的回答只有一个：“可以，我们要坚持干下去。”

经过团队长时间的攻克，第一批中国自己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成功，但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验证疫苗这种疫苗在推行使用前，必须经过活体试验，对于脊灰疫苗这种安全性未经国际验证的活疫苗更是如此。

活体试验的第一步是动物实验，这一关并没有太大问题，我们的疫苗顺利通过，而下一步则是更为关键的临床试验。

在郭方舟的方案中，临床试验分为三期，一期试验有少数人使用，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有害，有无副作用。

二期试验将投放2000人份的疫苗，初步评价疫苗的安全性和药效。

三期试验让450万人接受测试，检测疫苗对于病毒在流行病学上的影响。

由于找不到人来进行真正的临床试验，活疫苗的安全性在国际上一直饱受争议。

任何一个喝下视频疫苗乳液的人，都冒着感染这种无药可治的绝症的风险，一旦疫苗不安全，就可能要在瘫痪中度过下半生。

谁来做全中国第一个测试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人？

“我来！”顾方舟此时第一个站了出来，拿起研制好的疫苗溶液一饮而尽，他竟想着自己以身试药，而在顾方舟的带动下，科研的同事也都服下疫苗溶液。

他们决定做疫苗的第一批实验者，幸运的是一周之后，他和同事们各项体征指标完全正常，这说明他们的疫苗初步研制成功。

顾不上高兴，他们接下来还要面对更大的问题，大多数成人本身就对脊灰病毒具有免疫力，而脊髓灰质炎感染的大多是零至七岁的儿童，他们必须证明这种疫苗对孩子也同样安全。

这就需要找十个一岁左右的健康幼儿进行试验，但上哪里找这么多幼儿进行试验呢？又有谁愿意把孩子交给研究组做实验？

这一次，即使是不怕牺牲的同志们也犹豫了，全所上下心急如焚，疫苗就距离成功只差临门一脚。

顾方舟首先想到了自己不满一岁的儿子，他觉得用谁的孩子做实验也不行，无论实验结果失败与否，他都无法给家长一个交代。

而实验必须要进行下去，最终顾方舟瞒着妻子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给出生没多久的儿子试用疫苗。

而研究所的其他同事看到顾方舟将疫苗喂给自己的孩子后，心中也是默默下定了决心，纷纷把自己的孩子带来服下了疫苗，这才完成最关键的一步试验。

接下来就是漫长而煎熬的10天，万一疫苗没用怎么办？自己应该如何面对妻子，也要如何面对可能一生残疾的孩子?

那是顾方舟一生中最煎熬的10天，每一天，他都守着孩子，看儿子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他的身份是一名医学工作者，同样也是一个父亲，做出这种决定，他承担着最大的压力。

好在十天的试验期过后，孩子们安然无恙，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这一结果也让所有的人都放下了内心的愧疚和担忧，一向坚强的顾方舟甚至和同事们抱在一起，流下了眼泪。

疫苗是安全的，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场与脊髓灰质炎的战争终于看到了曙光。

很快，二期、三期试验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的疫苗确保安全有效，可以给全国的孩子服用了。

治愈全国，“糖丸爷爷”诞生

每次的试验，顾方舟的心里都悬着，他生怕在某一个环节发生意外，尤其是试验人数的增加，他悬着的那颗心久久不能放下来。

在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顾方舟死死守在电话旁，450万名孩子，那是多少家庭，他一直在等待着每个防疫站反馈的信息，这一等，便是一个月。

好在试验成功，450万名孩子没有一例发生意外，这已经是多么伟大的成绩了，但现在他们依然不能停下来。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大批量的生产，每一个环节都是在与时间赛跑，早一天生产一批疫苗，就能少一些孩子感染。

但疫苗的生产运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必须在低温环境中生产保存，否则疫苗会失去活性。

而当时的中国也只有大的防疫站才有冷藏条件，很难做到将疫苗送往农村及偏远山区。

要想真正做到治愈全中国的孩子，顾方舟他们还要继续研究改进，而且当时的疫苗并非稀释状态，运到的疫苗往往还要经过医生的处理，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

最开始的疫苗都是口服的液体疫苗，疫苗的颜色、味道又古怪，送到农村，许多孩子不愿意吃过，顾方舟便想到，竟然都是口服疫苗，那能不能想办法把它做得好吃一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2年，顾方舟团队研究出新的“糖丸”疫苗，这一次他们综合了遇到的所有问题进行改良。

将奶粉、奶油、葡萄糖和稀释的疫苗巧妙混合在一起，不仅好吃，而且延长了疫苗在常温下的保质期，糖丸的形态也非常方便运输储存。

1963年，400万个孩子率先尝试了这种糖丸，这次的效果相比较之前有了极大的改善，孩子们不再抵触，在吃糖丸的同时便种上了疫苗。

至此脊灰糖丸疫苗开始全国推广，上千万人份的糖丸装车运往全国各地，孩子们喜欢吃这种糖果，顾方舟也成为了孩子们口中的“糖丸爷爷”。

1965年，全国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开始明显下降，但顾方舟团队的科研工作还在继续，紧接着研制出二价疫苗、三价疫苗，而疫苗在不断改良之中，也有了更强的防疫作用。

现在的疫苗变得更加易于保存和生产，同时成本也降到了几毛钱一粒，很大方面减轻了国家的压力。

这场战斗持续了几十年，顾方舟的糖丸疫苗也陪伴了几代的中国人，而中国的变化也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

2000年7月，国家确认自1994年的最后一例患者后，已经没有发现由本土炎病毒引发的脊髓灰质炎病例，中国本土的脊灰病毒已经被消灭。

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在正式消灭脊灰疫情的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给这场与病毒半个世纪的战争画上了句号，而这已经是他与脊灰战斗的第44年。

结语

从1956年临危受命，到2000年消灭脊灰，顾方舟这一路付出了太多的心酸，而这件事一做就做了半辈子。

有位学者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他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晚年时，顾方舟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他的糖丸保住了亿万的孩子，给祖国留下了希望，也完成了对祖国的承诺。

看着当初的孩子们长大，他们会接替老一辈在新的时代继续燃烧，让中国这个曾经贫弱的国家脱胎换骨，最后变成参天大树。

2019年，曾经的共产主义战士，为抗击脊灰疫情付出一生的医务工作者，几代人的糖丸爷爷——顾方舟，因病离开了我们，可哪怕最后一刻，他的心中依旧惦记着祖国的孩子。

在葬礼上，顾方舟一生的爱人李以婉用两句话概括了顾老的一生

“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