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女儿的一眼，救了父亲一命

23年过去了，我都没有见过父亲。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他在山东教中学英语，我在北京工作，只靠书信往来。

这期间我结婚、生子，每次有大事都会告知他，却以各种理由避而不见。

直到1988年的夏天，我给父亲写信，说他可以趁暑假来北京一趟。他得知后，马上就买了火车票。

我能感受到父亲的欣喜，而我的心情却很复杂。

到了约定的日子，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永定门火车站接父亲，可直到火车上的人走完，也没看到他的身影。

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联系不上，着急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先回家，却在家门口见到了父亲。

原来，我们接他时迟了几分钟，他在车站没看见我们，就等不及，竟然自己按着地址找来了。

站在家门口的他穿着一件白衬衫，穿着崭新的裤子和凉鞋，头发花白，身形清瘦，脊背笔直，乍眼看不出被生活摧残落魄的痕迹。

他刚一见我就忍不住哭了，我却没有哭。我的心既有爱，又有怕。

即使文革已经过去十多年，但整个社会上对于他们“这种人”还是不认可。

我们客气地把父亲接进了屋。整个屋里除了放一张双人床和一个柜子，再也放不下其他东西，只好在卫生间和厨房前的过道上，帮他支了一张单人床，一家人做饭上厕所都不方便。

但能见到我，父亲开心极了，每天去公园读英语备课，兴致高昂。

暑假结束，父亲又回到山东继续教书。在他来的一个月里，我们像是保持了默契，对过去的所有经历都只字不提。

父亲到北京时还带着他的英语教材

我的父亲叫尤广才，1950年12月我出生，他就是个“历史反革命”。

天寒地冻的冬天，我的到来让反革命的父亲很兴奋，给我取名“尤恒”，他希望我长大成人后，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女儿。

此时的父亲，最大的心愿是有份固定收入，好养活妻儿，然而他是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人，任何单位都拒之门外。

街道办事处倒是很关照父亲这类人，常常给他介绍工作，比如扫大街、掏厕所之类。

父亲哪受得了这个，他把家里最后剩下的一点钱，买了一辆手推车，每天天不亮就去贩卖青菜。

从一位军官降格成为沿街喊卖的小商贩，让父亲尴尬为难，根本喊不出叫卖声，但想到我还在家里等着他挣钱吃饭，他只好厚着脸皮，在沈阳街头吆喝。

父亲最难堪的时候，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我每天坐在院子里，等着父亲卖完菜回家，每当他拖着疲倦的身体收工回来，我都高兴地扑到他的身上。

他则拉起我的手，带我去沈阳太原街的新华书店，买英文的教科书读给我听。在当时，会英语的人非常少见，我从没见过其他小伙伴的父亲有这个技能，他是我的骄傲。

父亲的吆喝声越来洪亮，买青菜的人逐渐增多，生意日渐兴隆，日子总算能过下去了。

但父亲还是想有个长期稳定的工作，他隐瞒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混进沈阳铁西区的工厂，这是日伪时期最大的工业区，他想当长工学知识，当个工程师。

公司专门修建木结构桥梁，人工打桩，十几个人抡起上百斤铁锤把木桩打进地里四、 五米深。这种工作体力消耗很大，叫人胸部疼痛，手臂酸痛。

没曾想，到了 1951年年底，公司审查职工历史，便把父亲清洗开除了。

灾难一个接一个，我在医院当护士的母亲抛弃我们父女，离家出走了。

母亲生性好强，因为有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丈夫，在工作中四处碰壁，受尽别人的白眼。

母亲想去改变命运、改变身份，改变女儿的未来，一个人悄悄走了。

那时我太小，不知道父亲内心的绝望。

晚年看他回忆录才知道，要不是我每天憨态可掬的笑脸，连续呼叫爸爸的甜蜜声音，父亲早就了断了生命。

为了养活我，父亲只好打起精神再去找工作，去商场门前拉货。

每次拉着上千斤的货物爬到天桥，健壮的父亲也全身冒汗，几次累得口吐鲜血。

那些年常有阿姨来我家看我，问我想不想母亲。我太小了，平时也是姥姥带我，我哪里懂得母亲为什么离开这个家，离开深爱她的丈夫和女儿？

稍大一些，看到别人家都是父母成双成对，一家人团团圆圆，当然十分羡慕了。

当时我和姥姥住的屋子，是日本人建造的房子，房间里没有床，是日本人的榻榻米。房门是纸糊的带格拉门，但是家里有能烧饭的煤气。

在靠墙的壁橱顶格，立着一张父亲穿着国军服装的照片，非常地精神。我心想，虽然我没有母亲，但我有父亲，而且我父亲还非常神气。

为了在小朋友们面前显摆，趁家中无人时，我登上了壁橱的顶阁，拿出父亲的照片，在阁楼上向外面的小朋友闪电般晃了一下，收了起来。

因为怕他们看出一身戎装的父亲，戴的是国民党的大檐帽。

照片上年轻、英俊的父亲，它永远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除了照片，家里还有一个特殊的袋子。

那是一条军用睡袋，它是长长的、淡黄色的，上面有一个睡帽，还有一条长长的拉锁、羽绒软软的睡带，躺进去特别舒服。

睡袋上有二个明显的英文字母：US。

父亲的睡袋在多年后已经破旧不堪了

小时候常常跟姥姥捉迷藏，把自己装在睡袋里，拉上拉锁，缩成一小团，再钻进立柜，让姥姥寻找。

姥姥曾告诉我那是父亲的东西。但没有人说起它的来历，在家里仿佛是个禁忌。

直到1957年春，销声匿迹许久的母亲突然来信，叫父亲到北京学习中医，原来她之前跟人去北京的一家疗养院当护士。

能与妻子破镜重圆，又能学习医药技术，父亲自然十分高兴，白天在诊所里做收费出纳工作，晚上就跟着北京的一位老中医学针灸。

父亲没日没夜地干活，想靠着自己的努力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

没过多久，父亲让姥姥带着我也来到北京，和父母团聚。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因为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我每天最期盼的，就是父母能一起来接我，带着我去公园玩。

但好景不长，北京“要扫除社会上反动阶级一切残渣余孽，使北京市成为一座清澈透明水晶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苦难的命运像一个凶狠的恶魔，正睁大眼睛等着反革命父亲。

1958年大年三十的早上，父亲在诊所的庭院漫步，还在盼望今天人能少点，好回家过除夕，思绪融融之际，蓦然抬头，两位警察出现面前。

一位警察指名道姓地说，尤广才，跟我到派出所去。

警察的话像沉雷震耳，一下子把父亲惊呆了，问：“什么事？”

警察说：“不用问，到派岀所就知道了。”

父亲定神一想，事情的缘由知悉了大半，显然“历史反革命”是根底，还有什么理由可辩解呢？

听天由命吧。

这一年的除夕之夜，北京城到处响着贺岁的鞭炮声，父亲就在这样热烈又凄凉的气氛里迎来了新年。

父亲这一整天没有吃上饭，他也不感到饿，因为生理上的饥饿感，已经被精神上的痛苦压抑住了。

他怕母亲因此和他离婚，更怕再也见不到我。

很快，父亲被发配到天津茶淀清河农场，开始了劳教生活。我们一家人又分离了。

不得已，我随姥姥再次回到沈阳，而这一次，我不但没有母亲，连父亲也没有了。

父亲到清河农场不久，就经历了一场杀鸡儆猴的公审大会，5人被执行枪决，罪行是现行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的父亲看得心惊胆战，完全无法预知自己是否能活到明天。

他小心翼翼苟活着，每个月都把劳改农场给的生活费，寄给姥姥，有时20元，也有时15元。

姥姥同父亲的通信，就由不到10岁的我去邮局发出。

那时正是全国大饥荒的开始，农场熬不过饥饿的人一个个躺倒了，有多少人死去不知道，但太平间每天总有两三个垂死病人停放，第二天就不见了。

父亲的身体底子好，白天还能走动，但夜晚便饿得昏昏沉沉，像是失去知觉。姥姥知道后很心疼父亲，炒了2斤黄豆让我寄给父亲。

小小的我抱着豆子，垫起脚尖站在比我高的邮局台子上，将这黄豆寄给父亲。

没想到父亲收到后舍不得吃，只吃了两颗想藏起来细水长流，没想到第二天全部被别人偷走。

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从小我继承了大人敢闯的特点，经常独自坐火车去北京探望母亲。

有一次我去北京穿着一条连衣裙，是姥姥给我用丝绸大褂改的，特别美。洗完后晚上晾在外面，早上一看就没了，被人偷走了。

母亲觉得挺对不起我，为了补偿我，第二天带我去买了鹿皮鞋，做了连衣裙，还带我到照相馆照了相。

这张照片至今仍被我仔细保存着

我穿着漂亮的裙子，开心极了。

后来才知道，那是母亲去卖血换回的20元钱。

当时母亲在北京东四儿童医院工作，父亲去劳改农场后，她独自带着襁褓中的弟弟，曾多次靠卖血补贴生活艰难度日。

这一次母亲真的坚决要和父亲离婚了，她说是为了我。依稀记得她和姥姥的对话，说： “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

在劳改农场的父亲，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虽然我的法定监护人变成了母亲，但父亲还是每个月都会给姥姥寄来生活费。

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又独自去北京探望母亲，那时母亲已经改嫁了，即将分娩生下我的二弟。

假期结束时，母亲却要我在回沈阳的途中，去看看农场改造的父亲。母亲心里到底是有父亲的吧？

能去见父亲，我当然也高兴，可从茶淀火车站下火车，我望眼欲穿地看望着南来北往的人群，过了很长的时间后，确定不会有人来接我。

是呀，劳改分子怎么能有亲情？怎么可能去接女儿呢？12岁的我，只好在陌生的车站里拉着陌生人一个个地打听。

通往茶淀劳改农场的长途车里，气氛非常沉闷。坐这趟车的人都是去劳改农场的犯人家属，他们都是大人，只有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心里特别委屈。

到了农场，高高的围墙拉着铁丝网，站着威严的哨兵。听见若远若近的骑兵进行曲，像沉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喘不过气。

在农场的大院中，有个管教人员问我来看谁，我说来看父亲尤广才。过了一会儿，就见一个人从远处向我走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与我在儿时记忆里的父亲截然不同，印象中满头黑发的父亲已不存在，是个穿着灰衣服满头蓬乱白发的老人在看着我。

我的心在颤抖，眼泪不由自主落下来，算起来父亲也就40余岁。

父亲见到我肯定很高兴，可一进他的宿舍我就傻眼了。

那是个大通铺。我一个女孩子，不可能和一群男犯人睡大通铺。当晚，父亲把我安排到一个牛棚里住下。

臭气熏天的牛棚里，放着一个木板床，挂着一个蚊帐。我哪里受过这种罪，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在城市里长大的。

我心里一万个委屈，含泪和父亲挤在一起囫囵睡了一夜。尽管挂了蚊帐，但恶毒的大蚊子还是不客气地将我的鼻子上咬了一个大红包，至今在我的鼻子上还留有印记。

童年还有虚荣心的我真后悔来这里，“同学们都知道我去北京看母亲，怎么会咬了这样一个大包？”

早上醒来父亲已上工，我着急要上厕所，发现门锁了，我摇着牛棚大门喊父亲，父亲肯定是听不到，我只好在牛棚里方便了。

中午父亲回来才告诉我，劳改农场里除了有一些政治犯，也有一些现行犯，为了保护我，只好将我反锁在牛棚中。

那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我印象更深的是，农场有一位叔叔对我说的悄悄话：

“孩子，你父亲是一个好人，他当年到缅甸是参加远征军，打日本人的，等你长大就懂了。劝劝你母亲不要同他离婚。”

我确实还是一个孩子，还不能理解他在说什么，况且母亲已经和父亲离婚了。懵懂的我只知道父亲是黄埔军校的，也是第一次听说了远征军这个名词。

农场不适合女孩子呆，我住了一个晚上就离开了，父亲送我去的火车站，当时太小，不懂事，只记得父亲去小卖部买了好吃的罐头。

和这种玻璃瓶的水果罐头很像

后来才知道，母亲安排的那次探访，对父亲意味着什么。

父亲说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刻，一想到12岁的女儿独自冒险去探望他，就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母亲下决心将我从沈阳接到北京。为了划清界限，全面脱离同父亲的关系，母亲在上户口时将我原来的尤性改成随她的姓氏。

就这样我的名字叫杜恒，开始同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从此我档案中的父亲记录，全是继父的。

虽然不能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虽然改了名，但我和父亲的联系依然没有断。

比如，父亲的那条军用睡袋，就被我带到了北京，我曾多次钻进这暖暖的羽绒睡袋，它是我和父亲的亲情纽带。

1965年春天，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解除劳动教养，要回山东老家，临行前要见我一面。

母亲生怕别人知道我们的父女关系，要求我见面时叫他叔叔。我对当时的情况一知半解，但见到母亲紧张万分的模样，被她的情绪感染，又担心又害怕。

那天在学校，老师讲什么我根本听不进去，终于教室开了一道门缝，只听班主任说：“杜恒你出来一下，你叔叔看你。”

我好紧张，怕别人从我脸上看出他的影子，认出他不是我叔叔而是我父亲。我跑出去见了他，和他简短说了两句话。

我们已经多年不见，父亲流着眼泪，约定明天让我和母亲一起，去一位朋友家见面。

第二天，在一处四合院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重逢了。

父亲对母亲说：“回老家山东，我的情况不会好的，希望你好好抚养孩子。她长大成人是我唯一的希望。”

当天下午，父亲又带着我到天安门广场走了一圈，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只不过，我们父女俩一路无语。

我知道，父亲是为了我才回老家的，因为他的身份，只要他在北京，只要有人知道我的父亲是他，我就不会有好前程。

我们在“馄饨侯”吃了一顿简单的饭，分别时父亲给了我30元钱，和两个硬硬的米糕，沉甸甸的。

我当时并不理解，那30元更为沉重。

父亲全部财产只有150元。这钱是茶淀农场发给他三个月工资和遣返原籍的安家费。

为了我的前途，父亲从此告别了我，回到了他的老家山东枣庄。

父亲在枣庄时一直住在类似的茅草房中

一年前，父亲曾从农场回过一次家探亲，那是他离家15年后，第一次回家，他不知能带什么东西使奶奶高兴点。

父亲的祖上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只是父亲不满4岁，他的父亲和爷爷同时死去，家道中落。

父亲能够活下来，全靠我奶奶辛苦地拉扯。奶奶的手工很巧，会裁剪缝纫，常常被财主叫到家里做衣服，一做就十天半月，她的两个手指都弄弯伸不直了。

抗战爆发后，日军兵临城下，全城惶恐，民众扶老携幼纷纷从城里逃出。奶奶到峰县南关耶稣教堂避难，父亲则要去别处逃难，寻求抗日机会。

分别的那天早晨，19岁的父亲与60多岁的奶奶抱头痛哭。他深深一跪，带着6块“袁大头”，开始逃难。

父亲跟着逃难的队伍盲目前行，从家出走时，他脚上穿的是奶奶手工缝的一双布鞋，经过长时间的辗转奔走，这双鞋已是鞋底穿空，鞋面翻飞，面目全非了。

一直到了安徽凤阳一带，父亲碰到了一个专门招收有文化的流亡青年组织，参加考试被录取后，送往武汉编入“战干团”军事队。

之后军事大队并入黄埔军校，父亲成为了黄埔16期毕业生。

1939年秋天，父亲从军校毕业，当时正值第一次长沙会战，同学应战场需要都被分配到前线作战部队，而父亲因为在校表现优异，被留团使用。

父亲一直寄希望抗战胜利，荣民还乡，光耀祖宗，没想到抗战之后是内战，父亲成了历史反革命。

在农场这些年，父亲一直不敢和奶奶联系，此刻坐在回家的车厢里，父亲的心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胸中。

下了车，他缓慢地移动着脚步，走进低矮的茅草屋，只见自己的老母亲端坐在床沿上，年老体衰，已不能下床走动。

父亲一头扑进奶奶的怀里，痛哭了起来。奶奶认出了自己的儿子，抬起头说：“你怎么变得不像你走时那样俊秀了呢？”

父亲无言以对，环顾一贫如洗的家中，家具还是儿时的木桌、板床、厨具。

因为自己的反革命身份，母亲、兄长均被连累，自己有何脸面回家，面见家人？

父亲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再回老家了，但没想到清河农场要进行改组，就业劳教分子必须遣返原籍，接受新一批送来的劳教人员，以减少开支。

父亲不回也得回。

父亲从北京走时，特别花了20元买了点心、酱菜，希望能博得奶奶和伯父高兴些，当父亲走进熟悉的草屋，叫了一声“娘”。

奶奶应了一声，转脸示意，要父亲问候正睡在里间的大伯。父亲走进里间叫了一声“哥”，没有回答，连叫了三声， 还是一直没有回应。

父亲知道这是伯父拒绝他回家的信号，于是父亲退了出来。他把仅有的100元钱拿出来，交给了奶奶。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父亲给我的30元钱，我回家后交给母亲保管。

父亲遣返回原籍后，我们断了书信往来。

年少的我心里总是冒出一个念头：父亲回老家，没有了工资，他老了怎么办？

有时街上看到拾荒的老人，就十分揪心，我感觉总有一天父亲一定会来找我。

其实回到老家的父亲还不如这些拾荒老人，他在矿山捡铜蛋，水泥厂拌水泥，砖厂搬砖头，最后他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主动申请落户农村。

父亲选择了一个边远的陆庄小村，在这穷困的小村里，父亲不仅干农活卖力，还兼任代课老师和赤脚医生，很快和村民打成一片，他已经做好扎根农村的准备。

只可惜，这也是他的一厢情愿，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这样的历史反革命首当其冲。

曾被全村爱戴的尤老师、尤医生，一下子又变成了牛鬼蛇神，被踢倒跪在主席台上，接受众人的批斗和唾弃。

命运就是如此的捉弄人，不仅父亲，母亲也未能逃脱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她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父亲离了婚，找了出身好的继父，以为有了保护伞，没想到继父也被打倒。

有两次，继父在我们住的院子里被批斗，我在家里就能听见鞭子抽打的噼啪声。

我真担心我那幼小的弟弟因不懂事会冲上前，遭到毒打，我拼力护着他们，不让他们跑到会场。

而母亲亲眼看到自己熟悉的医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这致使她得了严重的神经分裂症，母亲疯了。

她总说有人跟着她，连院子里的鸡、猫、狗都跟踪她。不满17岁的我强撑成一副大人模样，带母亲去医院做电疗。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母亲从电疗室出来时，脸色苍白，口吐白沫的样子，我心中充满了说不出来的恐惧。

那时北京安定医院是我最不想去的地方

很快，我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2师16团插队。

临行前，母亲用父亲留给我的30元钱，做了一件绿格呢子的外衣。北大荒天寒地冻，我悄悄将父亲的美军睡袋带在了身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有人告发了这件事，那我肯定没有好下场。

胆小的我趁着宿舍没有人时，将睡袋拆开，改成了一床褥子，并把标示美国的US字母用旧布缝在里面，就这样，直到我离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都没有人发现这秘密。

这条军用睡袋伴随着我在北大荒的火炕上，长达10 年时间。

当时建设兵团处在反修前哨，连队都要评选兵团战士。看到那些出身好的同学，能够光荣评选上兵团战士，我心里非常羡慕。

我所在的连队经常倒粮食坉子，扛麻袋，我年轻上进，争强好胜，为了能被选做兵团战士，扛过小180斤的麻袋上三节跳，生理期来时，也都不在乎。

当年母亲为了和父亲划清界限，我档案中的父亲记录，全是继父的，继父出身好，又是医院党支部书记，我以为靠努力评选上兵团战士，是理所当然的事。

没想到评选大会时，他们板起面孔轮番问我：“你父母为什么离婚？你父亲当年是干什么的？”

他们要我和父亲划清界限。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知道我的父亲的，众目睽睽之下，我被当做犯人一样询问，恨不能马上钻到地缝里。

愣在会场，我半天不知道能说什么，最后憋出一句：“我爸妈离婚是他们的事儿，我不清楚。”

这件事令我心碎，从此在连队抬不起头来，也对父亲多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而父亲要找我的这一天，也终于来了。

大约是1972年左右，我接到沈阳舅舅的来信，告知父亲找我，要我考虑是否同他联系。

我很害怕，在这反修前哨，如果有人知道我同有历史问题的父亲联系，今后我怎么在这里待下去？

想来想去不敢同父亲联系，尽管没有写信，但血脉亲情苦苦地困扰着我，让我的心总是揪着这件事。

大约又过了一年，沈阳的舅舅又来信，说父亲很想我，希望我能同他联系。舅舅让我来选择是否通讯。

我真不知道和父亲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更不知道给他回信能写什么。

在困惑中，我写信给哈尔滨的二姨和二姨父，让他们帮我出主意，到底要不要和父亲联系。

我很快收到了来信，姨父说：“孩子你不要怕，我们知道那段历史，让你父亲把信写给我们，我们再转给你。”

就这样，在二姨一家的帮助下，我和父亲开始了长达6年的“转邮通信”，父亲写信到他们家，他们家再转给我。

我写给父亲的，无非是写一些我在兵团的近况，干活身体扛得住，伙食不错能吃饱，生活挺好的，让父亲保重身体，再寄去我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手拿红宝书的照片。

父亲原本对收到我的信没抱希望，突然收到信后，把信反复读了数遍，泪流不止，薄薄一页纸，对他来说却如获至宝。

我把这张照片夹在了信中一起寄给了父亲

父亲写给我的信件，因多次搬家已经全都遗失了，而我写给父亲的，还被他仔仔细细地保存着，一封不差，直到他逝世。

我从兵团回到北京后，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每一次重大的事我都会写信告知父亲，但从未说过要和父亲见面。

直到1988年后，我终于在信中答应了父亲见面的要求。这是23年前我和父亲北京分别后第一次见面。

海峡两岸隔绝了38年，而我们父女同在大陆，也苦苦等了23年。

当时父亲已经被摘掉 “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当上枣庄市西王庄乡中学英语教师。假期结束后，父亲继续返回老家教书。

我们还是通过信件保持着联系，直到1993年，单位分给我一套一居室住房，父亲已经退休，74岁的老人一直独身生活在农村，我毫不犹豫将他接到北京定居。

住了两个月，父亲说要回趟老家去拿些行李。当时我还纳闷，父亲卧室的行李他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全部备齐了，都是崭新的。

没想到，父亲费了半天劲，背回来一个大袋子，我一看，竟然是一床旧褥子。那褥子一看就有些年头，已经很旧、很脏了。

这个褥子，一直垫在父亲的床上，两次搬家，他都随身带着。因为，那褥子是奶奶生前盖过的，是奶奶留给父亲的唯一遗物。

这个褥子，我一直没有拆洗，我想上面有奶奶的气息，是父亲怀念自己母亲的最好记忆。

我也把随身携带多年的美军睡袋交还给了父亲。睡袋跟着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我结婚时父亲不在，它作为娘家的嫁妆，被我垫在身下，开始和丈夫的新生活。

睡袋历经数十年风雨，已经变得薄厚不均匀，布面也已经破损。为了不让羽绒外溢，我小心地将爱人上山下乡用过的木棉褥套将它套上，这样就是我们夫妇一起保护它了。

现在，它终于物归原主了。父亲不舍得用，小心保存起来。

父亲到北京没多久，我就因为工作，出国多年，父女俩也再次分离，当时电话费很贵，只能春季打一次免费电话。

到2003年我退休回国后，突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不知怎么的，不停有人邀请父亲出席各种活动，说他是抗日英雄。

父亲在纪念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发表讲话

我之前只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兵，也不知道他参加过抗日，从有记忆起，他就不停被批斗，是让我和母亲一直担惊受怕的历史反革命。

现在他却如此被人尊敬，我一时竟有些难以置信。

更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那是2008年，父亲见到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

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驻印军第五十师缅北战役战斗详报》中，竟然发现了父亲尤广才的名字。

是他在1945年3月参加缅甸西保战役立功的记录原件，战报的功勋事迹是这样评价我的父亲：“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于三月十六日攻破敌坚固阵地，一举追敌至数英里，使敌不逞而抵抗。”

年近九旬的父亲见到这63年前珍贵的历史文件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历史对他最大的褒奖和肯定。

第一排中间站的是将军，父亲在将军身后

1944年4月，作为中国第二批远征军，父亲和战友沿着驼峰航线飞赴印度，领到了几乎没见过的装备：米黄色的英式军服，蚊帐、抹脸的防蚊油、防蚂蟥的666粉。

还有那条印着“US”字样的美军军用睡袋。

很快，父亲的部队被派到缅甸北部的孟关，驻扎在密林中等候战斗命令。

当时他在新1军第50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负担师部安全警戒任务，一般情况下很少直接参加战斗。

50师攻下密zhi那后，全连官兵都愤愤不平了，背地里不断唠叨，仗都是人家打的，难道特务连就一直站岗放哨，坐在看台上看别人打鬼子吗？

父亲也被大家的士气鼓舞，应该为连队争取上战场的机会。

过了两个月，一天早晨，当父亲走向操场，号兵周勇迎面走来，啪的一声一个立正，态度庄重，神色严肃地问：“连长你向师长请战了吗?”

一句话问得父亲无言可答。

周勇当时才18岁，两眼炯炯有神，父亲看他人小机灵，把他送到师部司号长那里学吹号，很快就把号学会了。

别看周勇是个号兵，可他的权威不小，平常吹个“立正”号，全连官兵，无论人在哪里都得严肃起立，目不斜视，规规矩矩地站好。

每遇到这种情况，号兵周勇就眉飞色舞，非常高兴，觉得他那把号发挥了威力。他给号系上一条彩带，缀上两个大红绒穗，平时把号擦得精光崭亮，能映出影像。

被周勇这一激将，全连官兵也一起催父亲去请战，父亲不敢再拖延了，早操完毕就去找潘裕昆师长请战，没想到，师长面带微笑答应了。

他说：“我师即将从孟拱出发沿铁路走廊南下进攻南杜、西保之敌，将你连配属149团，你们要打个漂亮胜仗!”

父亲回答说：“一定不辜负师长希望，打个胜利仗。”

回连后，父亲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全连官兵，大家兴高采烈、欢笑沸腾。完全没想到前面等着的是死神。

1945年3月8日，50师从缅甸南渡直插西保，进攻部署是以148团为中央队，以149 团为左翼队，以独立步兵1团为右翼队，以150团为预备队。

中央队和右翼队受到地形限制进展迟缓，左翼队149团从空隙中开路迂回，在大德东面偷渡南渡河，只花费6天，便到达西保外围。

3月16日拂晓开始对西保市区进攻，特务连配属于149团第2营，沿公路担任对西保市区直接进攻。

战斗打响以后，父亲率领第1排、第2排正面攻击，第3排为预备队，在师炮兵营和团迫击炮连的火力掩护下，特务连很快接近敌人，与敌人发生激烈战。

战斗十分残酷, 到了中午还未解决战斗。父亲在连指挥所待不住了，要到前线察看战斗情况。

这一去，父亲留下了一辈子的愧疚。

父亲带着号兵周勇和两个传令兵，快速向火线跃进，只听到“嗖”的一声，周勇倒下了。

父亲转身一看，鲜血从他胸部军衣渗出直淌，这时又是“嗖、嗖”连续两颗子弹落到父亲身前泥土里。

此时周勇面孔苍白，双目紧闭，父亲扶着他紧张喊：“怎么样？”

周勇睁开眼回答说：“不行了，连长!”

又接着说，“你不用管我了，赶快离开这里，右前方那棵大树有狙击兵。”

日本兵的张狂、狡猾举世公认，特别是缅甸战场上日军狙击手的张狂，让一切亲历目击的盟军战士都触目惊心。

他们在溃退进程中发明了一种独特战法，可称之为“自杀式火力点”：把狙击手绑在高高的大树上，专门狙杀中国军队的指挥官。

狙击手之所以要被绑在树上，是因为即便被发现后击中，也不会掉下来，仍然能够持续射击直至战死，绝对不逃走。

日军这种张狂得不可思议的战术，让中国远征军吃尽苦头。万万没想到，父亲一上战场就遭遇了。

狙击手的目标是父亲，而此刻中枪的是离他最近的号兵周勇。

周勇很快已经有声无力，说不清话了，只是断断续续地说：“我……再也……不能……跟你……吹号了。”

当父亲再唤他的名字时，再也听不到回音了。

战事紧急，父亲留下一个传令兵照顾周勇，他继续摸爬、翻滚、跃进，很快来到前线，来得正是时候。

只见阵地上刀光剑影，杀声震天，第一排正与敌人拼刺刀，展开肉搏战！父亲紧张地大声呼叫：“周勇吹冲锋号，冲呀！”

军号哑巴了！

父亲这才想起，周勇再也不能为他吹号了。

失去贴身号兵周勇，父亲心情一直十分自责。他平时带兵大大咧咧，对待士兵思想不是那么体贴入微。他只知道周勇的名字，是一个湖南人，家的详细地址和他的父母情况，父亲一概不知。

周勇和其他牺牲的远征军将士，只能埋葬在密zhi那中国驻印军的英雄公墓里。

缅甸西保之战，国军完胜，战后清点人员装备，特务连伤亡人员共25人，因作战有功，父亲名字被记录在功绩战报中，存进历史档案。

西保之战父亲毫发无损，但没多久一次行军演习中，父亲却差点丧了命。

当时大战结束，部队在休整，一次日常的训练中，一个士兵竟然踩到日军埋下的地雷。

几名士兵当场被炸死，父亲也身负重伤，弹片从父亲右肋穿进体内，他的腹部永久留下一道“<”形的伤疤，而右腿的弹片终身也没有取出。

1945年5月，伤愈后的父亲乘飞机凯旋回国，抗战胜利后，父亲随部队去了东北，准备从苏联手中接管东北。

在东北，经同事介绍，父亲和母亲相识，父亲比母亲大12岁，但当时父亲风华正茂，是新一军的校级军官，深得领导器重，前途大有可为。

父亲的军长知道老部下要结婚， 特意让人把准新娘子接到军部帮参谋参谋。谁曾想，军长看过后，就私下对底下人说，这一对夫妻待不长久。

说是这样说，军长还是非常重视父亲的这桩婚事，军长专门派了参谋长去当主婚人，又把自己专车派给父亲，去接送新娘子。

那天沈阳城非常热闹，新1军50师150团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及士兵，都来参加父母的婚礼，足有百十号人，办得很是风光。

谁也想不到，新婚才两月，辽沈战役开始，国军惨败。

父亲一下从国军的军级少校团附，一下变为一介逃窜流寇，于11月3日狼狈逃回沈阳。

此时沈阳已经完全解放了，在家住了几天后，父亲主动去沈阳东大营临时收容所报到，很快又被送往抚顺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

解放军负责人很高兴地接待了父亲，想让父亲为新政府效劳，父亲执意不肯。

他心想自己八年抗战，流血、流汗，本应是抗战功臣，为什么倏忽之间，反而成了被施舍的对象，他决心脱掉军装，回地方当老百姓。

和数十万的抗日老兵一样，父亲没能当成普通老百姓，他们有个专属的身份，叫“历史反革命”。

很多老兵没有熬过历史的酷刑，顶着反革命的帽子早早去世，父亲是幸运的少数。

作为中国远征军老兵的代表，父亲开始不断参加节目、接受采访，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仿佛一夜之间，父亲从一个普通老人一跃成为受人欢迎的明星。

哪怕他已口齿不清，只要他开口说话，会场的来宾都会鸦雀无声，全都认真倾听他的发言。

特别是2014年，父亲作为国军的抗战老兵代表，受邀参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活动，两次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

父亲坐在轮椅上，习主席俯身握着他的手，询问他的年龄。父亲回答95岁，习主席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那一刻父亲泪流满面。

一个抗战老兵的最高荣誉，最终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2019年7月2日，父亲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我遵从父亲遗嘱，将他的骨灰送往山东枣庄。

父亲92岁的时候，我曾陪他回枣庄去给奶奶上坟，他在奶奶的坟前嚎啕大哭，像个委屈的孩子。

父亲曾说过，他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任何人，唯独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他早就立下遗嘱，等他百年后，要和奶奶埋葬在一起。

奶奶当时是土葬，父亲去世时已经不能土葬了，我们只好为父亲挑选了一个离奶奶坟墓最近的公墓，让生前未能尽孝的父亲了却遗憾。

奶奶留给父亲的褥子，直到父亲去世，我们才和父亲的遗物一起烧毁。

而父亲留下的那床“us”军用睡袋，作为中、美盟军共同抗击日寇的物证，已经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永久收藏。

因为父亲，我们认识了很多将军的后人，一次我接到晏欢先生的电话，他的祖父是父亲的军长，他告诉我，他竟然在家里珍藏的照片中，发现了我父母当年的结婚照片。

母亲从我记事儿起就离家出走了，我从小就没见过父母的结婚照，听到这消息，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了证实照片上的人确实是我的父母，晏欢又把照片背后的文字对我念了一遍：“敬献昆公军长、潘夫人，职尤广才、杜文镜拜 。”

这张照片回到我家后，父亲放大了收藏在书柜里，照片中新娘披着雪白的婚纱，挽着新郎的胳膊露出幸福的微笑。

这张结婚照后来一直被父亲收在桌面的玻璃下面

母亲文革中精神失常，和继父一起下放到甘肃后，病情进一步恶化，回到北京后，伴随她的也是冬眠灵、利眠宁等治疗神经的药。

这些药物副作用很大，极大地伤害了母亲的身体，她不到60岁，就早早离开了人世。记得母亲病中经常和我说一句话——“如果可能，我要和你爸爸好一辈子。”

我从来没有问，母亲说的“爸爸”，到底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继父。

我看着结婚照中幸福的母亲，虽然心里酸楚，但总算有了答案。

编辑：赵土司 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