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之一，也是“封建”这个词的原始含义，分封制起于商周，被秦始皇废除后，又被汉代重新拾起。

也正是因为汉代建立后分封诸王的做法，才有了后来的“七国之乱”，西晋也爆发过类似的“八王之乱”。

尽管有这些负面的例子在前，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又大肆分封自己的几个儿子为藩王，明朝的“靖难之役”，也是分封制的产物。

明知分封会引起诸王内乱，朱元璋是出于那些方面的考虑，在明朝开国时仍要大封诸王？

分封不是内乱的根本原因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分封制一直是夏、商、周三朝核心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基础，就是天子建立的部落联盟。

夏朝建立之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原有的临时性质的官职安排，也演变成了正式的、职能完整的官僚体系。

除了之前的部落首领，夏朝君主也通过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君主和诸侯的关系，也从之前的联合变成了从属关系，夏朝君主成为“诸侯之长”，分封制就初步形成，商朝建立之后，也基本沿用了夏朝的分封制。

到了周朝，经过夏、商两朝的发展，分封制已经与宗法制、礼治等重要内容结合在一起趋于完善了。

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宗室或功臣，这些被分封的人被称为“诸侯”或者“藩王”，被分封给他们的土地就是“封国”或“藩国”。

诸侯虽然享有对封国的治理权，却需要向周天子缴纳贡赋，并定时朝见周天子，并且必须听命于周天子，服从周天子的调兵等命令。

这种制度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中央实力减弱，对地方的控制权也会减弱，强大起来的地方，也有可能代替中央，成为新的“天子”。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乱的局面，就是这种弊端之下的结果，所以秦始皇结束战乱，统一六国之后，就非常干脆地废除了分封制，建立起君主专职的中央集权制度。

汉朝建立之后，虽然也沿用了秦朝的郡县制，但实际实行的，却是郡国并行制，将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

刘邦登基之后，虽然也分封了不少异姓王，但他也吸取了周朝的教训，在不久之后就把这些异性王逐个消灭，只留下刘姓诸王。

谁知同姓诸王也不安分，在汉景帝时期又酿成了“七国之乱”。

洪武元年，朱元璋询问太子朱标的功课时，当听到太子说“七国之乱，曲在七国”时，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朱元璋认为，“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天子不知道敦睦九族，听从晁错的建议，削弱诸王势力导致的，这是人为的因素，不是分封制度的弊端。

朱元璋分封诸王的时候表示“先王封建，所以庇民……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正是因为这个认识，再加上从其他因素考虑，朱元璋才用分封诸王的办法，解决明朝建立时面对的一些难题。

朱元璋为什么分封诸王

明朝开国分封诸王，除了明太祖朱元璋不认为分封制能是朝廷内乱的根本原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第一个原因，就是朱元璋对地主官僚势力的不信任。

朱元璋祖辈遭受地主压迫，在淮西游走乞食时他发现“县官多不怕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费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

这些见闻，让他对地主和官吏怀有莫大的仇恨，这种仇恨也影响了他的治国理念，让他对地主官吏始终是不信任且充满敌意的。

朱元璋虽然也在洪武九年做“铁棒九条”申诫公侯，但是一些开国元勋自恃有功，根本不把朱元璋的告诫放在心上，先后发生了胡惟庸的“擅权挠政”和蓝玉的“进退自恣”。

另外，明朝初年的士大夫中，还有一些元朝的遗老遗少，另外江南士人中，也有很多事另一抗元武装张士诚的手下。

张士诚虽然在和朱元璋的争斗中失利，但是他管理江浙一带的时候，因为维持了江浙数十年的和平安定，再加上他“爱民如子”，被江浙许多人所敬仰。

这些人虽然臣服于明朝，却是“身在江南，心思塞北”，还有一些人被迫在明朝任职后，又“诈死佯狂”，相近办法“救解差事”。

所以这些人在朱元璋心中，自然都是不可信任的，而能够信任的，就是自己的儿孙。

第二，就是出于“以屏藩国家”的目的。

明朝建国虽然是建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基础上，但是元朝的势力并没有被完全清除，而是退回了草原，在军事上对明朝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元顺帝退居开平之后“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元太尉又在辽东拥兵20多万，河南还有扩廊帖木儿的数万甲兵，都想恢复他们在中原的统治。

明朝建国时，关于建都一事，朱元璋经过了反复斟酌，最终选取了地处南方的南京。

之所以没有选择北方的西安、洛阳和开封低等，是因为经历过元朝末年的战乱之后，北方经济不但十分贫瘠落后，而且“民生凋敝，转输艰难”，如果定都北方，首先就面临着粮食供应这个难题。

江南各地相对稍微安稳一些，而且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已经移到了东南地区，江浙的长三角地区既是有名的粮仓，也是朱元璋经营过多年的地方，所以适合建都。

只是定都南京虽然解决了经济和民生上的难题，但是南京城“去边塞六七千里，元裔出没塞下，捕杀吏卒”

定都南京之后，朱元璋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防御元朝残余势力对北部边境的侵扰，以及如何安排北疆的布放。

分封诸王的时候，朱元璋就对几个儿子给予了殷切的期望，在册文中希望他们“谨兵卫”、“永为国家藩辅”。

洪武二年朱元璋“定分封藩王之制”，二十四个藩王中，有九个塞王沿长城立国，分驻在山西、山西、宁夏一带“据名藩、控要害，以分治海内”。

这些藩王有些曾经跟随朱元璋机在行伍中历练过，分封之后，朱元璋也着重培养他们的军事素养，多次派遣诸王练习武事，洪武二十年之后，对蒙古各部的征讨，也主要依靠这些塞王。

洪武二十三年，晋王朱棡和燕王朱棣帅率军北伐，大胜驻扎在伊都得鼐尔不哈，“元降军先后旧附”，令朱元璋欣喜异常，称“朕无北顾忧矣”！

除了九个塞王“屏藩”的作用外，朱元璋在全国各地分封的其他诸王，就是是为了弥补定都南京的不足之处。

明朝分封的藩王有何不同

朱元璋虽然大行分封，但是他对分封产生的威胁皇权的弊端也不是全无考虑，而且明朝的分封，和西汉也有很大的区别。

西汉实行郡国制时，分封的诸王都是对内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藩王的治理，稳定中央集权，加强对内部的统治。

明朝的分封诸王的最大意图，就是“屏藩”，是扼守边境，防范外患的，这一点从九个塞王沿长城立国就可以看到。

其次，还有秦、周、鲁、齐等王镇守二线，他们与驻守九边的塞王拉开几百里的距离，竖立起第二个屏障。

这两道防线，有效地阻止了元朝残余势力南下的步伐，一旦战事不利，身处南京的朝廷也能有足够的时候调兵遣将。

即使这些藩王有不轨之心，两道防线也能互相牵制，而且朱元璋还可以在南京附近不设藩王，就是为了让朝廷有足够的缓冲时间。

为了防止藩王成为中央的威胁，朱元璋在大行分封的同时，也有很多防范的措施。

《昭鉴录》就是他的措施之一，这部由朱元璋亲自变算的书，就是为了“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让诸王知道“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皆非朕之所望也”。

除了反复训诫，让诸王不生不轨之心外，朱元璋在权力方面对诸王也多了很多汉、晋不曾有的限制。

西汉的藩王在自己的封国中，不仅有治理地方、统帅军队的权利，有些藩王还有铸币的权利。

与此相比，明朝的藩王虽然最大作用的是“屏藩”，但是没有朝廷的命令，藩王能随意调动的，只有自己王府的护军而已。

朱元璋还规定，“凡王国内，除额设诸职事外，并不许延揽交接奔竞佞巧、知谋之事，亦不许接受上书陈言者”。

这一条，就极大地限制了藩王的行政权力。

而且王府的文武官员、守镇指挥和护卫，都是亲王之国时由朝廷选派的，封国的府县官员也是“皆朝廷除授，诸王无权干涉”。

所以比起发生过“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的西汉和西晋，明朝分封的诸王在军事、行政和经济上都多了很多限制，这也是朱元璋为了防范因分封产生“内乱”而做的考虑。

只是朱元璋训诫朱标的“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不“轻意黜削诸侯土地”的话，却没有引起建文帝的重视。

建文帝继位当年，就将周、代、湘、齐、岷五王废为庶人，削掉宁王的护卫，又召辽王还京，由此引发诸王不满。

燕王朱棣趁机引《皇明祖训》中“内有奸恶，王得兴兵讨之”的说法，以“清君侧”之名发动“靖难之役”，并最终登上皇位。

其实到了洪武末年，随着蒙古势力被远远赶出明朝的势力范围之后，诸王“屏藩”的作用也基本不存在了。

朱元璋死后，由他频频训诫而产生的宗法制的向心力也大大减弱，随着诸王势力的膨胀，削藩势在必行。

建文帝的失败，不是削藩不合时宜，而是他手腕还不够高明。

结语

朱棣虽然是以“维护祖制，反对削藩”为旗帜举兵靖难，但是他继位之后，也很快采取措施进行削藩。

建文帝削藩的失败，反而为明成祖朱棣的削藩成功奠定了基础，明朝的分封也在明成祖之后形成了“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制度。

但是这同时也把明朝的藩王养成了碌碌无为的寄生虫，随着宗室人口的繁衍，引发成了“极弊而大可虑”的宗禄问题，给明朝的财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脑满肠肥又作威作福的宗室子弟，也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

1.赵现海.明初分封制度渊源新探[J].中国史研究,2010,(第2期).

2.勾利军 ,汪润元.明初分封藩王的原因与历史作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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