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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1日，一辆警车停在了北京宣武区大耳胡同口。

“行动！”

只听其中一人一声令下，一群警员直奔39号院而去。

此时，有个老头正坐在39号院内的摇椅上，正眯着眼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

“砰”的一声，大门开了，老头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看清来者后，他定了定神，一脸无辜地开口问到：“有什么事吗？警察同志？”

只见警察一脸严肃的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摆在老头面前，老头的神色明显慌张了起来。

“李家琪是吧？跟我们走一趟吧。”

没有过多的辩解，老人被警员押上了警车。

警车飞驰而去，只留下不明真相的众人呆愣在原地。大家都不敢相信这个平日里为人和善的老头竟然会被警察带走，于是纷纷猜测他犯了什么事。

实际上，这个名叫李家琪的老头是国民党代号为7271的军统特务、

而且还是最后一位北平站的站长。

从热血青年到国民党反动派

李家琪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河北丰润。

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十分拮据辛苦。为了谋得一线生机，李家琪在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辗转来到北平，开了一个小杂货摊维持生计。

小小年纪就见惯了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李家琪从小就有八面玲珑的心思，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滑头。靠着李家琪这张巧嘴，他们家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每日来采买的人都排着长队。

有了点积蓄后，李父把李家琪送进了学校，希望他读书明理，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学校的这段日子是李家琪最快乐的时光，他常常与同学们争论时事，接受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自幼便立志成为一名救亡图存的革命志士。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7月，日军铁蹄踏碎我华北山河，北平也成了沦陷区。

满怀一腔救国热血的李家琪和其他同学们一起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当中，与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彼时恰逢国民党正在吸纳热血青年，组织了“华北铁血锄奸团”，筹备地下抗日活动。李家琪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毅然加入其中，16岁的他成为了队伍里最年轻的交通员之一。

军统局虽然是个情报部门，但却有着十分浓厚的帮派气息，李家琪的顶头上司戴笠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所谓近墨者黑，在戴笠的耳濡目染之下，李家琪的思想渐渐固化，人也变得心狠手辣。

20岁这一年，李家琪完成了人生的三级跳，一跃成了北平站的行动队副组长，在蒋介石手下“平步青云”。

抗日战争结束后，昔日那个爱国青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民党反动派。

内战全面爆发后，社会各界的爱国人士纷纷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表示不满，为了压制舆论，蒋介石命令手下的特务组织对各地“揭竿而起”的爱国志士进行镇压。

而北平的镇压工作自然就交到了李家琪手里。

跟着戴笠的时间久了，李家琪的心肠也变得狠毒起来，他秉承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在北平城中大肆抓捕党组织成员，破坏我党的地下情报网，在整个北平城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当时城中有这样一个传言：李家琪的名字可止小儿夜啼，足见此人是多么的心狠手辣。

经历改造贼心不死

1947年，李家琪奉命前往山东沂蒙解放区，潜伏在此抓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工人。在一次行动中，有20多名工人不幸惨遭他的毒手。

同年8月，他被人民解放军抓获，后送到青海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饶是如此，李家琪依然贼心不死，不仅在农场内部结党营私，拒绝书写交代材料，还煽动其他犯人和他一起抵抗改造。

1958年，李家琪因再次涉嫌犯罪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原本此人已经没有机会重见天地，但随着政策的改变，他在1975年获得了特赦。被释放后的李家琪依然冥顽不灵，还时时刻刻想着与国民党重新取得联系。

改革开放后全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李家琪却想趁此机会继续兴风作浪。

1979年的一天，有个叫陈之斌的人找到李家琪，十分兴奋地告诉他自己可以去寻找定居在国外的子女了。

这个陈之斌是李家琪在青海劳改期间结识的朋友，他也曾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相似的经历让两人很快成为了臭味相投的朋友。

在听到陈之斌这一趟会途经香港时，李家琪的眼中透露出罪恶的光芒，他请求陈之斌帮忙在香港红棉酒楼找到他的妹妹李家宝。

其实李家琪根本没有什么妹妹，这是国民党军统留下的接头暗号，一但有特务被释放，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军统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在陈之斌的帮助下，李家琪很快与国民党恢复了联络。为了给军统局传递情报，李家琪决定离开青海，找一个更为便利的地方展开行动。

于是，一个罪恶的阴谋渐渐在他心中初具雏形。

潜藏北平继续恶行

虽然已经获得了特赦，但李家琪的行动依然要受司法部门的监管，就在他苦于无法离开青海时，一次意外给了他阴谋得逞的机会。

那天他意外摔下马背，此后一年的时间里都需要借助拐杖行走，他借此机会提出要前往北京治疗。

1980年9月，李家琪在广州见到了前来接头的国民党特务，任命他为北京站站长，并给了他一万元钱作为生活费。

一万元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李家琪在拿到钱后即刻前往北京，找了个相对隐蔽的宅子安顿下来，再次开启了他的特务生涯。

一开始，他凭借着自己多年为人处世的经验和邻居们相处的很好。但由于他经常需要和国民党联系，于是便时常在家中焚烧与军统局的往来信件。

邻居们见此，还以为是他找了个情妇，毕竟这几条胡同里没有李家琪搭不上话的妇女。

隔壁家的五叔不让自己的妻子和李家琪走得太近，以免自己家被牵连。妻子却说李家琪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处处帮李家琪说话。

这可把五叔气得够呛，于是他叫来警察，非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不可。虽然李家琪最终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处罚，却受到了邻居们的排挤，最后只得灰溜溜的离开此地。

经历了这一遭，他意识到自己还是得找个亲戚，这样不容易引人怀疑，也方便收集情报，于是来到了住在北京的姑妈家。但在姑妈家待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觉得这样不太稳妥，于是便决定找个老伴来为自己掩饰身份。

国民党在收到他的书信后对他的需求高度重视，很快给他邮寄来了一笔经费。

经人介绍，李家琪和一个大他几岁的独身妇女走到了一起。

这个妇女为人心地善良，对于李家琪来说就是一道很好掩护。

重点是她有个养女，名叫仇云妹。仇云妹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政府机关担任文件的收发管理工作，李家琪认为这是个很好的突破口，于是开始千方百计地想要赢得她的信任。

自幼父母双亡一直跟着养母生活的仇云妹骤然感受到父爱，受宠若惊，于是便开始对他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父亲知无不言，无意中将组织的许多机密都透露给了李家琪。

但在李家琪被逮捕之前，她也一直被蒙在鼓里，对李家琪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

李家琪把从仇云妹这里探听到的机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到了国民党的手中，为了对他表示嘉奖，国民党派了专门派了一名联络员，为李家琪送来了一台电视机。

有了这台电视机后，李家琪为了搞好邻里关系，就经常把邻居们喊到家里来看电视，却没就是这台电视机暴露了他的身份。

身份暴露终于被捕

此后国民党的联络员又陆陆续续来过几次，对外李家琪就说这是自己的外甥，可他的行为还是引起了邻居们的怀疑。

他们发现，即使是在白天，李家琪家里也经常是拉着窗帘，大门紧闭。

而且每次他所谓的那些“亲戚”来看他，他们都会在巷子里交谈，从未见过李家琪把这些人介绍给他的妻子认识。

按李家琪所说，他这个亲戚应该管他叫“舅舅”，可不止一个人听见他的亲戚只是客气地称李家琪为“李先生”。

再有，电视机在当时可是实打实的奢侈品，即使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可他一个无业游民却能拥有，这实在是不合常理。

1980年2月，公安机关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李家琪的信件，信中说到李家琪经常与香港人士有往来，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间谍。

公安机关在接到信后立刻介入此案，对李家琪进行了秘密监视，并通知广州警方留心此事。

1983年1月，广州海关在工作时照常对欲前往李家琪家进行接头的蔡苹进行询问，但做贼心虚的蔡苹误以为自己已经暴露，警方遂对其进行扣押。

想要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的蔡萍将这些年李家琪的所作所为以及自己此次前来的意图和盘托出。确认无误之后，广州警方联系当地警方对李家琪实施抓捕。

2月1日，当警察出现39号院大门的时候，李家琪就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

经过审讯，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主犯李家琪判处无期徒刑，其养女仇云妹判处有期徒刑5年，而前来接头的蔡萍，念其戴罪立功，判处有期徒刑3年。

到此，最后一位北京站站长终于被缉拿归案，往后余生，他都将在高墙之内为自己的恶行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