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第一杀手-“辣手书生”陈恭澍回忆录自序

引子

网传的模糊图片，不辨真伪

陈恭澍，河北宁河人，绰号辣手书生。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任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华北区区长、上海特二区区长等职，先后策划刺杀张敬尧、石友三、王克敏、张啸林、傅筱庵、汪精卫等汉奸，一度令汉奸日寇闻风丧胆，号称军统第一杀手。1941年10月在上海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为保全性命被迫投降，暗中却与军统局长戴笠取得联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上海当局以汉奸罪为名逮捕，两年后获释。后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河北一带，负责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政治作战。1949年赴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晚年出版回忆录"英雄无名"系列，因深入揭露军统内幕，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抢手货。

本文摘自《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3 》陈恭澍自序。文中大体叙述了在上海失事被捕后一些经历及最后如何逃出生天。当然作为一本想大炒大卖之书的序言，自然先卖了好多关子。缺少细节，当然兴趣缺缺。不过并不妨碍雾中看花，如同陈恭澍本人相貌、生卒皆模模糊糊，无从考证。只能多少了解一些大体情况，至于细节对于这个老牌特务来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亦假时假亦真，假戏真做又如何？

正文

本书的内容是记述笔者和几位“上海区”的老同志在失策被捕后的际遇以及个别进行的“反间活动”。当然，此项活动依旧是以“抗日反共”为中心任务而听命于“军统局”的。

这部书虽标示为“抗战后期”，原是着重于“反间活动”，故事的划成段落，却跨越了抗战胜利前后。

说到区域性，虽然包括江苏、浙江两省，而其主要活动，仍以上海市作为基点。

还有一节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当时在此一地区从事反间活动的，除了我们之外，尚另有多起。唯其性质、层次、成分与姿态等，则不尽相同，甚至于一个单位、一个模式而互不关联。如欲找出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都非常隐秘。这一点固然有好处，但也不能说一无坏处。日后，一些不幸事件的发生，即导因于此。

“反间”，是特务工作方式之一，自古以来，早就被人们运用过了。在文史记载中，败露行藏的多，功德圆满的少，成败相较，几乎不成比例。而做过反间工作的人，无论得失如何，到头来一概都是牺牲者。这里所谓的牺牲，可作广义的解释，其中包括了各种不同性质的生命价值，如生命本身的毁灭与政治生命的断送等。

“反间工作”，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虽有基本原则，却无一定规律，做得好，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的确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其成功条件之苛，绝非三言两语说得尽的，所以大不易为。不过，难虽难，却不失为一项因势利便的上乘手段，所以我们也偶尔一用。

下面，我把这部书的几个特点，以及若干重要关节，作一提示：

前两部书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多样性的，因人因事而灵活运用。在某种情况下，虽处于敌后，但仍不排除“集体行动”。而这部书中所记时期，笔者受到环境限制，许多工作方式已无法采用，所以最常见的也只有“个别活动”了。其中最着重的则完全在于斗智。这也是“个别活动”的另一批注。

我在失事被捕以前，是堂堂正正的“上海区”区长，一切举措完全是“正面”的，也就是说包括敌人在内，谁都承认我是政府派驻上海的敌后工作指挥者。当我被捕之后，与局本部的工作关系顿时中断，无论我个人的内心感受如何，表面上已经不是一个抗日分子了，这是多么尴尬而又痛苦的事。待我恢复了工作关系，虽然是在极秘密中进行的，但在心理上立即产生了变化，我觉得又可以挺胸阔步了，不过，却不敢稍露痕迹。等到历尽艰险抗战胜利后，因工作表现不差，也曾多次获得嘉勉，不意突如其来的，忽又受到严厉的处分。以上有四种不同的境遇，起伏太大了，波折太多了。相信有这样经历的人百不一见，所以我也把它列为特点之一。

抗战期间，通常，我们把日本侵略者称为“敌”，把通谋敌国的汪精卫南京政权叫做“伪”。这书里的主要活动，就是周旋于“敌”、“伪”之间。这只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的“敌”与“伪”，原来都是纸扎的，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据山头，而彼此之间又有权力、利益、意气之争，所以暴露出许多空隙，这恰好成为反间活动的回转空间，给了我们一个可乘之机。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值得一记的，这部书里都记下来了。

其间，我和日本的“梅机关”（日军参谋本部所属执行谋略工作的一个单位的代名)“合作”过，尤其是和派驻杭州的几名中下级人员相处得比较密切。这原是工作手段，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

逐渐地竞弄假成真了。起初，是他们“支持”我,进而“维护”我，等到“上海日本宪兵队”侦获我与重庆通报的电台时，他们不但“掩护”我们同志，甚至还替我们料理了善后。从我的立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合作”。此乃小事一端，不值得夸张，可是略应探讨一下它独具的意义。

以上几点虽然都是陈年故事，当此旧话重提之际，但愿能以不俗的内涵，仍可保有一点新奇感。

再要说的就是笔者认为本书中的关键了，何者重要？这完全出于主观，但求不偏不倚就是。

几十年来，从未有人问过我：“日本人为什么不杀你？”当然更不会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你不死？”不管人家问不问，在这里，我愿意主动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陷入敌手被认出身份之后，自忖必死，可是他们竟不杀我，怎么说总是意外的事。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我指挥之下，执行了百多件行动破坏案，格杀了几十名日本军人。

先要说清楚，我是坠入陷阱而后被引渡的，与“投敌”或“叛变”有很大的分野，千万不可混为一谈。至于日本敌军和汪伪政权为什么不杀我，虽然这二者有连带关系，还是分开来讲，才会弄得明白。日本方面：他们不杀，并不是心慈手软，也不见得为杀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顾忌，至于说称我是条汉子，那更近乎自我陶醉了。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那就是——杀掉不如留着派用场。再进一步推想，假如不为所用，随时随地都可以采取任何激烈手段。

汪伪方面：单就汪氏夫妻而言，照他们的心意，顶好是将我立刻拉到雨花台宰掉，才能略消河内一击之恨，可是胳臂扭不过大腿去，日本人不准备这么做，他们也无可奈何。至于主管本案的李士群，则看风使舵，东风大，往西摆，绝非对我个人有所好恶。

其实，生与死，我尚保有一半的权利，也就是杀任凭他们，死不死仍操之在我。假如我但求一死的话，机会多多，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怪当时年轻气盛，一百个不甘心，能够留着这条命，才有机会把输掉的捞回来，所以并没有求死的意念，可也绝不肯苟且偷生。待经历多少年后，才醒悟出当初真是失去了一个杀身成仁的大好时机。现在，虽然多活了四十几年，论生命价值，总不如成为“烈士”之可贵也。

如今也不妨敞开来说，我之未能从容就死，也使得我的上级主管大失所望，因为有部属死难，也是一项总体性的工作表现。这个道理可惜我懂得晚了一点儿。

依照我国固有传统，像具有我这样身份地位(“上海区”区长）的人，一旦落入敌手，应该是容就死、以全志节才合乎规范。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当然会受到一些批评或讥讽，这是无可置辩的。不过，单就特务工作的本质而言，那又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了。

就便在此说一句自我解嘲的话，通常论事，标高格调相当容易，事到临头，作生死抉择时，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其实，我的处境是既不想死，又不肯辱没自己，还蓄意作有利工工作的开展，这可要慎重地权衡一番子。

然而，留着本钱好“翻梢”，只是我单方面的如意算，敌伪处理本案，早就防备到有此一着，所以先要断绝归路，使我无法回头。为此，他们一开始就以我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发“响应和平运动、拥护南京政府”的声明刊登于报端。而事实上，我可没有说过那种话，现在知道这事还是前几年因找资料才发现的。光凭这一点当然不够，接着又在李群主办、黄敬斋主编，相当于伪“特工总部”的机关报——《国民新闻》日报上，逐日刊出有我署名的《蓝衣社内幕》。这一着儿对我个人的影响的确不小，一口黑锅一直背了40多年，现在可有机会说一声“那不是我写的”了。关于这件事有四点明证，将在本书中一一交代。

澄清一些对我个人有损害的事，并非十分重要，这部书的主题，还在于如何配合抗战的一“反间活动”。

话要说回来，既然不想死，就该活得很像样，什么是像样？只有一件，那就是对进行中的抗日战争作有价值的贡献。

只可惜我和李定计不久，因事不机密，竟被李的对头人物周佛海、罗君强、熊剑东等得悉，另有一说是万里浪向周佛海告密的。结果李士群招致了杀身之祸——被“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借饮宴下毒，翌日死于苏州家中。这段经过我相当清楚，因当天我正在李家做客。内情曲折，将留待书中细说。

丁默邨与李士群

李一死，萌生出来的一点儿希望又幻灭了。如果不是“梅机关”的中岛出面维护，我又险遭不测。

李士群死不足惜，却留下了一笔难以了结的账，书中将细算。

之后，我完全解脱了伪“特工总部”（仍存在）的羁绊，在我认为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获“梅机关”支持，建立了不伦不类的“第一委员会”于上海，专事情报拽集。当然，我有办法应付他们，更了解什么是国家利益。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活动领域扩大了，可以与任何人接触，也可以自由往返于京、沪、杭之间，肯定的，已经没有人监视我了。

以上，多偏重于个人的应付环境与创造一个对我有利的局面，唯在时间上又过了好长的一段，其原因，一部分是活动受到限制，一部分也是过分小心，回顾前尘，颇有蹉跎岁月贻误时机之感。

据侧面了解，自“上海区”遭到空前大破坏后，牵连被捕者，总在百人以上，但被杀害者，却无一人。于此可见敌伪之手法已趋向怀柔。这百余位同志，有的送往南京“感化”；有的关了一段时期就放了，其中大多又回到后方，也有被再度派回上海的；有的则被“留用”了。被“留用”的人，很可能十个里面倒有九个是“反间”。

前“上海区”的齐庆斌兄，仍被软禁于“华邨”，这算是一个例外。可是他比我有办法，不知道怎么一弄，他已经恢复了工作关系，而且有电台可以和重庆通报了。对于这件事，他并不避讳我，我也信得过他，因而我就用这电台传达报告。开始，上级提出来的工作需求多，而工作指示少。我体会得到，这分明是在考验同志们的忠实性。

岂奈好景不长，老齐的电台又被日本宪兵的侦测队发现了，结果老齐二度被捕，关在宪兵队的“电测班”听候发落。我经过慎重考虑，又费了很大的周章，攥着一把汗去探监，因为这是有多重含义与作用的。老齐的确是值得尊敬，看样子已被折磨得不复人形，可是他一点儿攀扯都没有。我才放下了这颗提在手上的心。

老齐出事，联系顿告中断，我非要赶快接上这条线不可。于是从浦口找来一位私谊颇深的老朋友尹君，好在他纯粹是个局外人。靠着交情，央他勉强在津浦铁路局请了假，专程替我跑一趟江西——铅山。

国军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在铅山，“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亦设于此地。办事处主任正是我的好友毛万里先生。尹君不负所托，带到了我的口信，带回来“通信密码”、“联络规定”，以及随他一同来到上海的电台一座和专勤报务员张亚民同志。当然，这是经过局本部奉准的。至此，这才算正式地恢复了工作关系而进入常轨。

就在这年冬天，适逢春节，有两个朋友前来拜年。一位是王道生（黄毅斋）、一位是余玠（李开峰）。李原是军统的报务人员，此刻是伪“特工总部”电信方面的最高主管。上级曾悬赏20万元制裁他而未果，殊不知现在的他，已经接受我的劝告而回心转意了，并表示今后一切听信于我。所欠缺的是尚未“奉准在案”罢了。就在这天晚上，王、余二位同时辞去，我的侍卫刘全德（前“上海区”第一队中队长）用我的车子送他们一程。谁知道走在半路上，刘全德掏出枪来就把余玠干掉了，王道生机警，一步窜开得免。到了夜半三点钟，刘全德来电话，说了声“对不起”就跑到于潜那里去了。结果，麻烦大啦。

耳闻，笔者本人也是刘全德的行动目标，只因为和他相处得不错，所以手下留情了。此话是否可信，笔者不想求证。按：反间活动中的“正反关系”，诡异多变，很难捉摸，常常因为小脱节而招致大误会。像这一类事，书中将有大幅的论述。

好不容易才把这桩不幸的事摆平，可是一向维护我的“梅机关”，已经起了疑心，但是他们却又不寻根究底，这使我觉得好生奇怪，不得不格外地多加一分小心。

内外煎迫，大大地阻碍了进取。数月后，通报良好的张亚民台，突遭日本宪兵破坏，一卡车日本兵在我离开住处后十分钟抵达，好险啊！这一回再也无法立足了，而日宪张下罗网，拽捕甚急，我非得早日脱离虎口不可。

当天的上午，叶吉卿（李士群遗孀）有意把我藏到一电影演员家里，毫无屏障，不妥当。唐生明把我送到一家日本商人的楼上，如芒在背，坐立难安。夜里，我去伪“上海保警总队”面见伪参谋长徐肇明和伪大队长韩尚英（黄埔同学），开门见山，要求他们把我送出上海，他们答应下来了。第二天清早，把我扮成穿制服的列兵，以三百名编队出发到浦东一带去搜索游击队，在行军中途，嘱我“落伍”单独行动，并指点了游击队出没的所在地。

果然，我在周家浜找到了陈默、徐晚枫，他们都是“上海区”的旧同事，那就什么都好说了。我之得以脱险归队，不仅是我个人的幸运，亦可反映出人心的向背。

打游击不是我的任务，在待命期间，反而成了游击队的累赘。不久，日本投降，偕同陈默等又回到上海，江河依旧，景象已大不相同。

胜利后，我被任命为“上海区”所属“第三站”站长，奉准仍以“第一委员会”原班人马作为班底，上级只派来“书记”一员而已。在职务上虽然矮了一大截，可是在心情上却开朗得多了。满以为就此平安无事，那么就好好地表现吧。

然而，民国三十五年（1946）初，春节前两天，犹如晴天霹雳，一纸命令把我扣押起来了。事先，有人曾以此相告，我在两小时内连续抽了一包多香烟，反复深思，决定迎接新的命运——接受法律的制裁。

没有经过正式审判，也没有提堂问过话，法官拿出纸来叫我写自白，就这样据闻判了有期徒刑12年。不过还是军统老作风，并不把刑期通知当事人。公事到了局本部，又据闻主事者在公文上加了一笔“拟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这等于是复判。

此刻，戴雨农先生已殉职，由郑介民先生代理局务，他正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调冲停战事。所以公文由南京专程送到北平，一定要经过郑先生签署后，才能呈报“上峰”核示。又据确悉，郑先生在该件上加签了“拟维持原判”数字，总算笔下超生，让我多活了好几十年。假如那么一死，铁案注定了“汉奸伏诛”，如今则大不相同，顶少也落个“半截英雄”

12年有期徒刑确定后，一破往例，竟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等到了提篮桥之后，才宣读判决书。原来引用的是“惩治汉奸条例”，其主文当然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了。天啊！这又从何说起？

如果就此落幕，那就没有传奇性了。苍天佑我，在监中服刑了一年多，突奉召释我出狱，派为“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大队长，穿制服，有配件，官阶陆军上校。训练班结业后，调回“国防部”绥靖总队上校大队长，还获颁云麾勋章。

这不是两个世界吗？我已经再世为人了。不过，应该承认很多事是互为因果的。

陈恭澍1986年7月

资料来源：

《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3 (陳恭澍)》